中国新一轮“城镇化”大幕开启之际，笔者获得了一份调查报告：四川眉山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了一项农民进城意向的调查。
“调查的目的，就是解决城镇化，人从哪里来的问题。”眉山市相关负责人士透露说。
作为宋代文豪苏东坡的故乡，眉山是四川省2000年设立的最年轻的地级市之一。地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西南部，紧邻省会成都，下辖仁寿、彭山、洪雅等五县一区，常住人口295.83万（户籍人口：350.8万），其中农村人口200多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市”。
如果按照国家最近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概念，核心是将更多“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眉山可谓中国典型的具有“城镇化潜力巨大”的地区。
根据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和眉山制定的“十二五”发展规划，目前“城镇化率”只有38%的眉山，到2016年，“城镇化率”要达到52%，平均每年提高3个百分点，最终实现市区100万非农人口的大城市蜕变。
这意味着眉山到2016年，要实现56.8万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的转变；而根据眉山市政府制定的目标，仅2013年，就要转变14.2万人。
为此，眉山市政府提出了所谓“以城为主、以工为主、以农为主、以游为主”，加快将农民向“城镇居民、产业工人、农业业主、三产经营者”转变的城镇化“四种模式”。
其想法是，借助户籍改革和城镇扩张征地等，将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借助产业和旅游开发，将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和三产经营者，脱离土地和农村；然后通过土地流转，培育农业业主，实现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
但问题是，农民自己是否愿意进城？于是，眉山市政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动员政府力量完成了一项覆盖全域6个区县，128个乡镇，1212个行政村，涉及78万户农村家庭，160多万农村劳动力的农民进城意向普查。
结果却有些令人尴尬。调查数据显示，160多万农村劳动力中，只有不到四成的人有意愿向城镇居民转变。这其中，还包括了已在城镇居住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和将新农村综合体与城镇混淆，以为搬入新农村综合体就是城镇化的农村居民。如果除开这些，160多万人中，真正有意愿到城镇居住，向城镇居民转变的农村居民，只有10多万人。
为什么农民不愿意进城？
为什么七成农民不愿进城？
眉山做调查时，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谁是农民？
通常意义上的农民，是由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确定的，居住在农村，拥有农村户籍和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业从事者。这个概念下的“农民”，居住地、身份权利和职业三者统一。
但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30年城市化进程狂飙突进，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农民的居住地、身份权利和职业已发生严重分化。一部分人已彻底搬离农村到城镇居住生活，所从事职业也与农业无关，却依然保有土地和农民的户籍身份；一部分人虽家在农村，但常年在城市打工；即便留在农村继续耕地的传统农民，也往往是一种家庭兼业化状态，除了从事农业，还从事二三产业。
眉山还存在另一种特殊情况。由于2000年撤县改市时，城郊的几个乡镇被纳入城市规划，于是几个乡镇的农民户籍都统一改为城市居民；但却依然保持着农民的居住生活状态，拥有土地，享受着农村居民的各项福利补贴。
这些“农民”到底哪些才算真正的农民？“我们国家这个问题现在有点搅，”国家统计局眉山调查队农村科科长宋杰红说，国家统计局刚刚把已在城镇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统计为城市居民，而此前是纳入农村居民计算。
眉山调查争论的结果是，上述情况都算。调查范围被确定为眉山市范围内的所有农村居民户和劳动力，包括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和有本地户口，已举家外迁，但仍保留有承包地与宅基地的住户。
其实，这些或在城镇居住，或在农村居住的“农民”，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没有放弃土地。而眉山在调查中也发现，影响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变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不愿意放弃土地。
这甚至与是否已进城生活，是否有稳定职业无关。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衡霞在调查中遇到的极端例子，是一位已举家迁住城市，有稳定生意资产上千万的农民，仍然不肯放弃农村的土地，甚至在面临拆迁时不接受任何赔偿条件，坚决当钉子户。
“农民对未来一点预期都没有，极不稳定。”衡霞说，土地被农民视为长期的生活保障，那位“农民商人”不肯放弃土地的理由就是，万一将来城市经济形势不好，生意不好做，还可以回家种地。
此外，自从国家取消农业税，又陆续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如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等，土地已具有福利性质，而且还有拆迁补偿等巨大的预期利益，更让农民难以割舍，也没有理由割舍。
前两年，中国城市化急剧扩张过程中，一些地方一度出现“赶农民上楼”，“土地换社保”的现象，后被国家紧急叫停，并出台明确规定，农民进城不能强制农民放弃土地。
眉山的调查也未明确转变城镇居民是否需要放弃土地。“如果要放弃土地，可能一个愿意进城的都没有。”宋杰红说。
影响农民进城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城市生活成本太高，而农民经济基础薄弱。眉山市下辖拥有百万农村人口的农业大县仁寿在调查报告中明确写到：“我县农民目前的经济收入，还没有能力向城市居民转变。”
其梳理的理由有三：一是房价高，以2012年仁寿农民人均年收入7874元计算，农户（户均3.32人）购买一套120平方米的城市商品房需要27年；如果是以家庭经营性收入（农业收入）3334元/年计算，需要64年。从16岁劳动力开始计算，种一辈子地也买不起城市商品房。
二是城市生活支出高，“坐要坐钱，站要站钱”；城镇居民的年人均消费支出比农村多1万元；
三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家庭收入以务工收入为主，但受限于教育水平，年龄等因素，主要从事的是建筑业、餐饮服务和工厂流水线等低端体力型工作；工资待遇低，且与年龄增长成反比，随时可能失业。即使土地流转，人均不足1亩的流转金也难以支撑农民进城的生活。
这些现实情况，都让农民在做选择时，与“城镇化”希望推动农民进城的愿景悖离；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有能力进城的已经进城或者不愿进城，想进城的，又没有能力。”
这不禁让人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的理论逻辑
纵观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前后各种理论阐释，核心是“提高城镇人口数量和城镇化率”的城镇化，本质上是一种“人口城镇化”；而支撑“人口城镇化”的主要理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西方比较，城镇化率尚低；中国城镇化率以城镇常住（半年）人口计算，从2002年起，以1.35%的速度递增，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6%，其中包括2亿6300万农民工，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只有35%左右；
而欧美发达国家普遍达到70%以上，美国达到90%；因此，中国城镇化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具有巨大的上升空间，未来还将有数亿农民进城。
二是可以拉动内需；推进城镇化可以从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品市场扩大两方面消化大量工业产品。农民进城后，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会发生显著变化，不仅从农产品生产者转变为农产品消费者，而且会大量增加生活日用、住房汽车等工业品消费需求；
同时，城镇化带来城镇人口增加、产业聚集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也会刺激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相关产业的巨大投资需求；中国前十年的经济数据表明，一个农民进城，国家投入的基建投资达40万/人；城镇化率提高1%，拉动投资需求达6.6万亿，GDP增长1%~2%；
因此，城镇化能提供巨大的内需，解决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日欧深陷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因外需持续疲软而出口不畅、产能过剩的问题；最终将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GDP和国民收入翻番的目标。
“如果说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创造供给，城镇化就是创造需求。”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辜胜祖此言颇具代表性。
支撑“人口城镇化”的理由之三，是解决十年来，中国“土地城镇化”快过“人口城镇化”问题；数据显示，2000-2011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76.4%，远高于城镇人口50.5%的增速，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长110万亩以上，但开发强度普遍偏低，工业用地容积率一般只有0.3-0.6，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在1以上。
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慢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00～2011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从10.5个百分点扩大到16.3个百分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形成大量“漂浮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新二元结构”。
而如果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一庞大群体的消费需求就不能得到充分释放。农民工长期在城乡双向流动，导致城镇产业工人队伍不稳，影响产业发展；也引发农村空心化、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和产权不明晰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正是这两项制度将农民工绑在了农村；因此，要实现“人口城镇化”，必须率先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让农民可以放心的带着土地或者卖地进城，享受与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
支撑“人口城镇化”的理由之四，是城镇化可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镇和城乡差距，实现社会公平。
因为城镇人口的人均收入是农村的3倍，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将农民转变为市民。城镇化让农民不用再背井离乡，可以就近择业融入城市，享受平等的福利保障，又增加了收入；在解决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减少了农民工大量涌入大城市导致的“大城市病”。
支撑“人口城镇化”的理由之五，是城镇化转移农业过剩人口，可以集约土地，实施规模化种植的现代农业，提高农业效率和农民收入，解决城镇人口增加带来的粮食供应问题；同时也解决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土地问题。
上述理由，构成了“人口城镇化”能推动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理论逻辑，其中包含了对西方城市化模式的崇拜，中国过去十年城市化成果的总结，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美好设想；环环相扣，看似合理，但它最大的问题，是与中国的国情现实自相矛盾；而眉山调查发现的农民不愿进城，只是众多矛盾之一。
钱从何来？
支撑“人口城镇化”政策逻辑的前提，是农民能够进城。而决定农民能够进城的关键条件有三：农民的能力和意愿，政府的财政能力，和产业支撑度。三者相辅相成。
眉山面对的现实尴尬表明，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
眉山市委书记李静在关于“城镇化”的公开讲话中曾提出三个问题：人从哪儿来，钱从哪儿来，地从哪儿来？其中钱从哪儿来，就是政府财政问题。
一个农民转变市民，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人均福利成本8万元计算，眉山今年要转移14.2万人，公共财政支出就要增加113.6亿元，而眉山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 才111.85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才48.81亿元。眉山当年的财政支出207.22亿元，一般预算支出143.29亿元，已经是入不敷出；钱从哪儿来？
眉山为此专门出台了一份文件，要求利用政府融资平台，加强与各种金融资本的合作；但这势必加剧政府的负债和金融风险；
中国前十年高速增长的城镇化，支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是土地财政。眉山也不例外，201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78.18亿元，增长22.9%。
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强调是人的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但如果解决不了城镇人口增加带来的财政问题，地方政府不可避免的仍将陷入“土地财政”的逻辑，依然是“土地城镇化”的恶性循环，这势必进一步推高房价，而高房价恰恰又是阻碍农民进城的重要原因；
而且，随着城镇扩张，房价高企和土地拆迁成本上升，“土地财政”模式本身已难以为继；政府又如何持续负担农民工市民化后的公共成本？
这正是2012年5月，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调研时，“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反对”的原因。
而如果是依靠中央财政投资支持，这无疑将继续增加货币发行量，给现在已经货币泛滥、通货膨胀的中国经济火上浇油。而通货膨胀，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恰恰又会抑制农民进城。
什么产业支撑人口城镇化？
中国过去十年高速城镇化，依托的产业基础主要是外需刺激下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随着外需萎缩，中国资源、劳动力等成本上升；整个产业部分向国外转移，少部分向西部转移；在产业整体萎缩的形势下，产业又从何而来，支撑城镇化人口继续扩张？
现有的城镇化政策，依然延续的是依托大城市，构建城市群辐射小城镇的思维模式；面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紧邻成都的眉山倍感尴尬。相对于区域交通、人才资源、市场规模等都更具优势的成都，“产业为什么要来眉山？”
在眉山境内的仁寿视高经开区和彭山青龙经开区，四川省政府分别批复了20平方公里和15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规划了20万和15万人居住；但现在，都只有仅仅3万多人。
中国过去承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给环境资源造成巨大伤害，社会发展不可持续；于是，国家提出“新型工业化”，要求产业转型升级，以资本和技术来替代劳动力，实现绿色发展，这势必意味着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但人口城镇化还要转移数亿农民进城，又依靠什么产业吸纳就业？如果依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这必然带来环境污染，又怎么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面对城镇化带来的财政、就业、城镇化率指标等压力，地方政府只能“饥不择食”，牺牲资源环境不惜代价吸引高污染高能耗企业。
这两年，眉山的工业增长很快。2012年，全部工业增加值390.53亿元，增长1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579户，比年初增加36户。但眉山招揽到的企业，仍然以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企业为主。
针对这一现实，有人提出服务业解决就业的理论，依据是国外发达国家都是服务业占主导，因此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工业化转向服务业；殊不知，支撑发达国家服务业占主导的基础，恰恰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拥有技术和品牌优势，占据产业链金字塔顶端，又制造金融垄断，以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的“新型工业化”；
如果没有“新型工业化”，又没有劳动密集型工业解决就业，农民进城后制造出来的，就是城市贫民，大规模的贫民窟和虚伪的城镇化率。
现代农业真的能让农民增收？
至于“人口城镇化”提出将农民转移进城，才能集约土地，发展现代规模农业，同时解决城镇建设用地的说法，眉山调查中发现的一个数据耐人寻味。
2012年，眉山从事职业为务农、产业工人、三产经营者和其他领域的就业者中，仅有24%的农民愿意转变为现代农业业主，而目前已经是业主的农民中仅有24%愿意继续从事规模种养殖业。
为什么农民不愿成为农业业主；已经是农业业主的，又为什么不愿继续当农业业主？
另一个关于农业业主收入水平的数据或许能够说明问题。调查发现，2012年，45.9%的农业业主当年收入水平不足1万元，年收入2~3万元的仅占14.3%，年收入3万元以上的仅9%在几种职业中，农业业主比产业工人和三产经营者都低，仅略高于单纯务农人员的收入水平。
那么，为什么现代规模化农业没有如“人口城镇化”理论预想的，增加农民收入呢？
这里面固然有农业本身靠天吃饭，风险不可控；现代规模化农业投入大，土地成本高，缺乏风险保障机制等原因；但根本性的一点是，农业是一个供需关系相对稳定的行业，而“人口城镇化”理论是以工业化的思维范式在看待农业，以为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就能提高农民收入；恰恰相反，由于农业在相对范围内需求恒定，产量增加越多，市场价格越低，农民只会陷入增产不增收的尴尬困境。
而且，由于市场需求相对恒定，公司化的现代规模农业会极大的挤压散户农民的市场空间，结果不仅不会带来农民增收，反而会整体上造成农民的收入下降。
这正是近几年来，各地不断爆出新闻称，农产品过剩，无人收购烂在地里，农民欲哭无泪的根本原因。
更危险的是，由于规模化雇工农业需要流转集约土地，土地的成本很高；在经济利益驱动下，都选择种植经济价值高的经济作物，如蔬菜、水果等，不会种植不挣钱的粮食；而即使种粮食，相对于传统家庭小农根据不同地形的精耕细作，现代规模农业只能用机械化节省人工，并不能真正提高耕种面积和粮食产量。
在中国人地极其紧张的资源格局下，城镇化，一边是城镇消费人口和粮食消费的大量增加；一边是农业生产人口和粮食种植的急剧减少；再加上城镇化本身占用土地造成的耕地锐减；这就给中国的粮食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
事实上，这几年，随着中国高速的城镇化，中国的粮食缺口已经越来越大，粮食进口逐年递增。农业部发布数据，2012年中国小麦、玉米、稻谷和大米等谷物净进口达1296.7万吨，一年猛增3.1倍！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12年粮食（包括谷物、大豆等）进口总量达8025万吨，同比增幅超过25%，创下历史记录，相比2004年，8年间，增长近8倍；而以2012年全国粮食产量约5.9亿吨计算，进口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达14%，已突破国家制定的粮食自给率95%以上，谷物自给率100%的政策红线。
耐人寻味的是，这还是在官方统计的中国粮食产量九连增的背景下；这说明城镇化高速推进和城镇化率高速增长之下，中国的粮食供需平衡已出现明显扭曲；如果趋势得不到尽快扭转，中国的粮食安全危机近在眼前！
这种背景下，继续推行“人口城镇化”，追求城镇化率，占用耕地，消灭粮食生产人口，制造粮食消费人口的现实基础何在？
农民工为何无法市民化？
眉山在调查中，发现了这样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在全市78户农民家庭中，选择务工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达47户，占整个调查的60.1%，其次是种植业22.1%和经营二、三产业8.5%；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有些地区占比甚至超过70%；但是，与2012年的主要从业情况比较，今后愿意是继续务农和务工的农民分别减少12万和18万人，下降23.6%和下降27.7%，希望从事第三产业的增长了16.3%。
这组数据，揭示了现实中，中国农民一种动态多元的职业特点。
在家庭兼业化的状态下，家庭农户在保留土地基本收益的同时，会根据经济形势、市场情况和家族关系，家庭内部分工寻找其他行业的从业机会。相对于务农，务工具有更高的比较收益。但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相当部分农民不愿再务工，尤其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越希望叶落归根，而一部分农民则希望转向收益可能更好的第三产业。
这种兼业化和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下，要准确描述农民的职业很难；眉山的调查问卷最后提供给农民的职业选项是，过去一年内从事时间最长或者收入最多的职业。
眉山的调查揭示了一个关键现象：现实中，农民职业状态的多元性和兼业化，使得职业与其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没有必然关系。即便是选择愿意转变为城镇居民，大部分农民也希望保持现有职业和家庭兼业化的工作状态。
究其原因，中国农民工现象和家庭兼业化状态，是中国扭曲失衡的城乡经济结构，与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结合的产物。
中国城市经济受外需主导的外向型产业刺激，过度膨胀，形成对乡村人口资源的强大吸附效应；但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拉动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性产业——外向型经济和建筑房地产业都极不稳定；农民工又处于整个产业链底端，为外向型经济的出口竞争力承担了廉价成本，收入低微，故难以在城市立足；
农民工和家庭兼业化，其实是农民在工作和收益缺乏保障的情况下，基于自身经济状况做出了一种家庭经济利益最大，抗风险能力最强的被迫选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则无意中赋予了农民做出这种利益选择的制度机制。
中国农民这种身份职业混沌多元，和流动的城市就业状态；恰恰又为中国整体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建立了一道弹性保障机制。尤其是中国经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体，受外需刺激过度膨胀的状况下；一旦外需萎缩，产业凋敝，2亿多拥有土地、家仍在农村的农民工，不会因为失业而陷入恐慌。这个现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体现得特别明显。
因此，那种认为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将农民变成城镇居民，就能改变农民的职业状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高收入，拉动内需的想法，纯属一厢情愿。
现实状况下，农民工市民化，既无法解决因此增加的公共成本，又无法改变农民工身处产业链底端的低收入状况；其后果，更可能是让农民工彻底沦为城市贫民，同时将中国经济彻底推下深渊。
伪城镇化率
2亿多农民工半工半农，非城非乡，流动的居住生活状态，导致中国的城镇化率难以准确统计；也被一些学者斥之为伪城镇化。但其实，真正虚伪的，应该是城镇化率这个概念本身。
城镇化率概念，本身就是西方经济理论以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为范本建立的指标。这一指标以西方工业化模式形成的城市状态为标准，来度量所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并未去深究，西方发达国家何以能形成和保持这种城镇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城市状态。
国外城镇化率之所以高，究其原因，一是人口较少，人均资源占比高，城市人口需要的农业剩余较少；而中国现有近7亿城镇常住人口，已相当于美俄日三国城市人口总和；二是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第二产业拥有技术、品牌优势，占据产业链高端，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从而支撑更多人从事第三产业；三是，控制了货币与金融，可以透支货币信用，支付本国高额的劳动力成本，同时制造出汇率利差，吸引其他发展中国家消耗资源为其打工，赚取虚幻的工业利润；
这些条件，中国都不具备，支撑中国发展到70%到80%城镇化率的基础是什么呢？
其实，这种资源和产业向少数城市高度集中，城镇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就是城市攫取和吸附乡村资源，城乡经济结构扭曲的形态。
雄踞金字塔顶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城市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依靠建立的全球化经济结构和市场体系，为其源源不断的提供全球性资源支撑。
虽然以此获得廉价的工业品和资源满足了城镇人口无节制的消费需求，实现了高度的城镇化率，却在全世界制造出更大的贫富分化和乡村贫困人口。
借助产业链条的延伸，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不断复制这种靠抽取乡村资源发展的现代经济模式；最终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金字塔结构的城市体系；在制造出高度的城镇化率和城市的表面繁荣之时，也造成各区域和全球性的城乡社会经济结构的失衡。
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也成为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外需主导的产业资源与中国金字塔结构的行政权力资源结合，形成中国的金字塔城市体系；资源和人口向少数城市集中，结果就是城市急剧膨胀，“大城市病”爆发；乡镇却急剧萎缩，小城镇的人口比重不升反降，到2010年下降到20.7%，回到20年前的水平，农村更是出现大面积空心化和土地抛荒现象。
城市的畸形膨胀，导致所有的现代化发达国家，无不依靠政府对农业的高额补贴，勉强维持农村和城市之间基本的经济平衡。结果必然是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无不陷入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而依附于城市经济的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又推动城市经济进一步膨胀，加剧对乡村资源的掠夺，形成恶性循环。
一旦城市膨胀对资源的消耗和透支达到极限，或者城市经济出现危机，政府勉强维持的城乡平衡就会彻底破裂，随之而来的，将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大衰退。
本质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外需刺激的外向型经济，与政府投资的房地产结合；所制造出的中国高速城市化和经济“跨越式”发展，其实是一种受市场和政府力量诱导的双重经济过热。
它表面上实现了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大跃进”，其实扭曲了社会经济结构基本的供需平衡，形成中国城乡二元分化和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矛盾痼疾。同时，中国急剧膨胀的城镇人口所带来的巨大资源消耗，也在进一步扭曲全球社会经济结构的平衡；中国目前的城镇人口已近7亿，几乎等于美国、俄国、日本三国城市人口的总和。
如此大规模的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已经是中国在不断消耗和透支全国性资源的结果。
这是无法持续的道路。随着欧美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深陷经济危机无法自拔，支撑中国城市经济膨胀的外需会持续萎缩；而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维持的城市经营模式，随着土地开发成本和房地产价格的高企，也难以为继；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走到了必须调整发展思路与方向的关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届政府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但“人口城镇化”与现实的一系列矛盾表明，寄望把农民工市民化和增加更多城镇人口的方式来消化产能过剩，继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不过是原来城市化扩张模式的另一种延续，是一条一厢情愿的死胡同。
那么，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究竟路在何方？
十年间，眉山的常住人口也减少了25万。
随着中国城市过度膨胀，带来城市生活成本急剧抬升，城市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产业凋敝导致的大量农民工返乡；中国的农民工已经感受到了城市经济的脆弱和不可持续性；不愿进城和放弃土地，其实就是这一心理的反映。
眉山在调查中发现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大多数农民虽然不愿向城镇转移，却愿意向依附集镇的新农村综合体转移。究其原因，城市对农民构成吸引力的主要因素，是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和聚集群居的“热闹”生活方式。而新农村综合体，恰恰满足了农民不脱离农村的情况下，又能享有城镇的生活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需求。
这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城镇化”的方向。
在眉山东坡区的悦兴镇，2008年后回乡置业生活的农民工不断增多；短短几年间，乡镇就由一两条街发展成了一个大城镇。加上东部向西部的产业转移；这其实是一种经济自我调节的“逆城市化”现象。
实际上，正是由于大量农民工和兼业化的农村家庭存在，形成城乡之间稳定的纽带，中国经济才没有完全像西方的城市化模式一样，是人口和资源完全由农村流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和城乡分割一元化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出现其他国家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现象和乡村经济的完全贫困凋敝。
尽管农民工身处城市经济链的底端，获取的资源有限，但借助一年一度的“春运”，城市经济增长的成果，仍然以家庭分享的形式，实现了对乡村的有限反哺；加上国家对农民的各种补贴，中国的城乡差距才没有进一步拉大，内需性的乡镇经济才得以缓慢复苏。
眉山的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人口已经出现明显减少，全市160万农村劳动力中，50岁以上的有229702人，占14.3%，40至50岁的有593804人，占36.8%，30至40岁的有416205人，占25.8%。16至30岁的有371888人，只占23.1%。
这表明，中国已经迎来人口过剩的拐点。这其中，农民工一代已基本上回到农村，农二代，农三代仍在城乡之间左右徘徊。
关键的问题在于，现有的城镇化政策仍然延续着城市化扩张的逻辑，大城市对产业和资源的吸附仍在不断积压乡镇经济的内生空间。以眉山丹棱县的调查为例，全县三个工业园区用工人数只有1.3万人，只占外出务工人数的22%。难以就近择业的农民工，才不得不挤入城市谋生。
因此，如果真的要实现农民安居乐业，就近择业，真正的问题恰恰在于，如何引导产业向他们的家乡（城镇）转移？如果依然是金字塔结构的城市化的制度逻辑和资源分配方式，利益和资源都被大城市攫取，像眉山这样尚不算偏远的农业城市，哪里找产业来实现农民工的就地安置？
城镇化与城市化的本质不同在于，前者是扁平化的资源均衡分配；而后者是金字塔的资源占有和攫取。
因此，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是把农民工市民化，追求虚伪的“城镇化率”；恰恰相反，应该顺应经济调整的内生规律，尊重农民的意愿，加强农村的生活配套设施和公共资源建设；
同时，取消城镇化率指标，严格限制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规模，改革资源分配体制，引导产业，尤其是内需型产业重新向乡镇汇集；
眉山的调查还显示，尽管新一代农民工大都在城市长大，不愿务农。但全市农村劳动力中，仍有5万年轻人希望从事农业。而且，有意愿成为农业业主的农民总数仍在增加。现实中，影响农民务农积极性的原因，除了二三产业相对农业的存在比较收益优势；更主要是，现行扭曲的经济结构下，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的压制和盘剥。
国家出台的农业补贴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收入，弥补了城乡差距；但由于政策是以户籍和土地为依据，实施“直补”；在农民大规模流动进城，土地大规模流转的情况下，给农民的补贴其实并没有惠及农业和农村，真正提高和改善农民务农的积极性。
因此，必须改革农业补贴政策，改变土地福利化状态，针对种植粮食的农民实施高额补贴；对流转抛荒的土地加收农村建设税和限期收回；让离开农村的农民，把城市资源向农村和农业反哺。如此缩短城乡差别，吸引更多农民回归农村，解决城市过度膨胀，实现城乡经济互济共生的结构性平衡。
至于经济增长指标，保增长是为了保城市就业；国外经济危机只会不断深化，外需会持续萎缩；只有保住了农村和农民工，中国经济才有了可靠的避风港；才不惧怕经济指标下滑，中国经济才有了真正持续增长的动力。
中国必须走出西方工业化经济理论营造的，以城市为中心，用工业生产总值（GDP）和城市经济增长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衡量标准的迷失，建立一种立足中国国情的，尊重经济发展的内生规律；因地制宜，顺其自然；以城乡经济发展平衡为经济发展方向和目标的社会经济发展观。
如此，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中国也才能从美国现代经济全球化体系的“亦步亦趋”中，走向真正的经济独立与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