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发达经济体需求不振正在影响亚洲和拉美大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据此，许多人指出收入趋同时代已经走向了结束。大错特错。
正如我此前所指出的，新兴国家实际平均收入向发达国家趋近的总体趋势可能会一直持续到21世纪20年代。这一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势头一直不减，只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略有衰退。趋同的速度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及稍后有所加快：2008—2012年，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总体平均差异扩大到四个百分点以上，而二十年前为两个百分点。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不管其势头多么虚弱），增长差异可能再度缩小，也许会回到两个百分点的水平，但仍是相当可观的稳定趋同速度。
照此看，这决非新兴市场“派对结束”。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暗示可能“逐渐收缩”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这在几个较脆弱的新兴市场引起了“迷你危机”，从而导致一些人迫不及待地放出了“派对结束”论。从汇率和资产价格角度看，这些经济体纷纷收复了迷你危机中的失地。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趋同过程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赶超”增长。新兴市场发展了进口和适应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和技能基础，这比自主开发新技术容易得多。随着技术较不发达经济体慢慢地接近技术前沿，赶超增长速度也随时间的推移而渐渐下降。
赶超过程也存在于国家内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村活动转向高生产率的城市活动，各部门的低生产率企业纷纷模仿更先进的国内同行。此外，在过去几十年中，技术的转移和扩散也增加了外国直接投资，带来了促进知识普及的技术革命，增加了贸易，推进了金融市场全球化，从而起到了极大的助力作用。
这些因素对于所有新兴国家都适用。那么，为什么拉美经济学家对未来增长和地区趋同无不表示谨慎（甚至悲观），而大部分亚洲经济学家尽管也承认需要进一步的结构性改革，但都坚信亚洲将继续以较快的速度趋同？
除了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全球因素，快速赶超增长还需要对实物和人力资本进行充分的投资。新制造技术和新产品或产品改良往往包含在新机器和新技能中。2000—2013年，平均而言中国GDP中有43%被用于投资。新兴亚洲（不含中国但包括印度）的同期水平是28%，而拉美的投资比例只有21%。光是这一点就可以解释独树一帜的中国、新兴亚洲和拉美之间的大部分差异。技能和教育的质量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轻易地衡量，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拉美在技能积累方面也落后于大部分亚洲国家。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影响着增长和趋同：宏观经济稳定性、金融部门效率和稳健性、贸易条件、公共管理质量、人口因素和政治因素等。此外还有地区内差异，如中国各省之间的差异。（类似地，自世纪之交以来，非洲的增长表现颇为亮眼，但非洲大陆内部的差异比其他地区都要大。）尽管如此，从得力于全球化的趋同过程的可能优势的角度看，区分拉美和亚洲以及在亚洲内部区分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经济最可能继续快速趋同过程，尽管其年增长率可能从9%下降至7%。其他亚洲新兴国家也将以较快速度趋同，但不如中国。但是，拉美若无法通过重大结构性改革增强器投资能力、改善其教育质量，其趋同速度可能将相当缓慢。
当然，这一总体趋势难免会出现些许例外，但有些地区特征十分稳定。但是，总体而言，经济学基础——一贯强调储蓄和投资对提振增长的重要性——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拉美和亚洲存在于一个共同的全球经济中，面临相似的技术和市场。如果拉美一直将20%左右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而亚洲这一比例接近30%——包括对教育的投资——那么新兴亚洲的趋同速度将显著快于拉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