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智库的国际交往水平与经验，如何加强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研究能力，如何强化中国智库在公共外交上的主导力，是目前中国智库公共外交的巨大困惑。20国智库会议的召开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从中可以总结出智库开展公共外交的实践经验。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从七个方面探索如何更好发挥智库对公共外交的支撑作用：制度改革、资金投入、人才培养、良性竞争、渠道拓展、问题意识和中国本位。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做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也是继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出“发挥思想库作用”后中央对智库建设更深层次的阐释和表态。笔者认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至少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是对内，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与思想支持；二是对外，为扎实推进国家的公共外交起到实质性的辅助与补充作用。目前中国知识界对前者谈得比较多，对后者的论述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智库在国际层面上的二轨对话早已具备和发挥了公共外交的功能，但随着中外互动的频繁与加速，彼此间交流一些智库的公共外交经验，是非常有必要的。
2013年8月21—22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承办了题为“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的国际智库研讨会，邀请了G20国家的26名代表参加研讨会（以下简称“20国智库会议”），为两周后举行的 G20首脑俄罗斯峰会献计献策，引起了舆论界与各国政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媒体用“中国首次举办20国智库会议”“中国智库初显国际号召力”等标题来评价此次会议。尤其是由人大重阳主导通过的《 G20智库共同声明》，更是被不少与会者与媒体界所称道。作为承办会议的主要执行人，除了感谢各方的支持外，笔者应《公共外交季刊》之约，借这个重要平台，与专家读者们分享一些智库推动公共外交的经验，也希望就目前智库与公共外交议题的一些困惑向诸位请教。
智库开展公共外交的几点心得
如何发挥中国智库的公共外交作用？从目前的教科书或研究材料看，还缺少足够的案例。20国智库会议就是一个候选的案例。20国智库会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参会国齐，代表性强： G20国家均有智库人员参加，充分代表了 G20国家的各方视角与观点。多数与会者都是 G20研究的专家，或至少做过 G20与世界治理研究，对本国的 G20立场或世界治理的困境有独到的见解。二是会期及时，影响直接：在 G20首脑峰会之前的半个月召开，在舆论传播和国际沟通方面都对 G20首脑峰会起到了重要的咨询作用。事实上，在此之前，本次会议也收到了2013年主办国俄罗斯和2014年主办国澳大利亚官方的相关反应。三是主题明确，交流充分：与会者必须递交论文，论文主题的核心要求就是对 G20机制提出建议与未来展望；会议期间，则要求发言人不必拘于与会论文的内容，而是就前面发言者进行回应或更深入地阐述，以加大智库交流的信息量。
不过，实际操作要比后期总结的复杂得多，心得体会也是五味杂陈。尤其是对会务具体进程的种种体会更值得回味。大体看来，从这次20国智库会议上得出的公共外交经验有以下几点。
第一，会议邀请要不卑不亢，要体现主办方的诚意与实力，但不能充“冤大头”，装“暴发户”。目前中国一些企业或机构常习惯于邀请一些国外政要、名流来撑门面，从商业角度看，固然无可厚非，但从国家形象看，容易给外界留下中国是“人傻、钱多、速来”的消极印象，与一国公共外交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相悖的。20国智库会议曾想过邀请几位前外国政要，得到的却是“畸高”标准的答复。对方动辄开出头等舱、数位随从、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的出场费等要求。很明显，中国已成为国际演讲的最大市场，国外名人尤其是一些著名前政要已被中国“宠坏了”。最终20国智库会议决定邀请真才实学者，选择了开扎扎实实的研讨会，而不是办一个走过场的会议“名利场”。实践证明了这个决策的正确性。事实上，绝大多数与会者均是坐经济舱飞抵中国，但在北京期间均享受到了高质量的会务服务，比如一对一的中国助理、地道但不奢华的餐饮、实用但不奢侈的礼品等等。会议将十八大以后出台的“八项规定”改革运用于国际场合，彰显了中国发展的真实面。
第二，会议进程要主导议事规则，既要让与会者充分表达，也要聚焦话题、提高会议效率。现在中国盛行的各类学术研讨会，不少都出现过会期过长、议事散漫、会程延时等不良现象，导致学术研讨的效果大打折扣，也不利于塑造中国知识界的积极国际形象。20国智库会议力求避免出现这种现象。在会议一开始时就向与会者说明，鉴于大多数人都递交了与会论文，已包含在会议材料中，故与会者不必拘泥于论文内容，不能“各讲各的”，而是“脱稿”发言，并最好对之前发言者的内容有一些回应。更重要的是，承办方把人大重阳研究院始终贯彻的“人大重阳议事规则”推行到了这个会议中，即用5分钟沙漏严格计时，时间一到，立刻示意，有礼有节地提醒嘉宾尽快结束发言。这种发言的紧迫感使与会者不得不浓缩观点，加快了会议的节奏，给每一节议程留出了足够的讨论与互动时间，没有产生超时、拖延现象，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高度认可。这样的议事规则体现了会议承办方的主导权，更表现了中国知识界的会议创新追求和务实学术形象，而这些也正是公共外交推广国家形象的应有之意。
第三，会议研讨要有阶段性结论，既要保证学术研讨的开放性、自由度，也要立求取得整体的共识与成果。智库研讨会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讨会虽有高度相似性，但由于智库国际互动的政策诉求较多、现实关怀较强、会务成本较高，会议的效果不应仅仅定位在知识的沟通，更应当全力推动达成某种集体共识。如果能影响他国智库的研究议题、思想主张，将是对本国外交的巨大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20国智库会议达成的“20国智库共同声明”堪称一个典型范例。该声明同意“着手组建G20智库年会机制，以加强G20成员之间的沟通，为G20的发展贡献行之有效的思考和建议”，表达了20国智库人员对“全球经济显现复苏势头，但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的评估，也“呼吁二十国集团各成员之间加强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改革的研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以及“呼吁二十国集团密切关注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以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最重要的是，该声明“呼吁二十国集团的智库重视研究”13大重要议题，以“加强沟通、开展合作研究”。声明虽只有500多字，讨论之前已经过数轮的艰难沟通、几易初稿，会议讨论时也争论激烈、几度陷入僵局，但承办方仍然很好地主导了会议节奏，最大限度地在共同声明中注入了中国观点，也最大可能性地推动了20国的思想共识。声明签字通过时，全场响起了经久的掌声，所有与会者都对中方的努力抱以极高的肯定，有与会者还赞赏道，这次会议让其体会到“中国特色的创新与进取”。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特色，认识到中国致力于改善国际治理的努力，这不正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目标吗！
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必须及时总结改革经验，认清现实状况，规划未来发展。为此，中国急需建设一批高水平智库，为推进中国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同时，还需要把这批智库打造成有效的国际交流平台，通过公共外交的手段，吸纳各国智慧作用于中国发展，传播中国理念以影响他国社会。
从这个战略高度来讲，20国智库会议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但也仅仅是一个开始。透过各国知名智库学者的与会论文，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人们对未来世界治理的困惑与分歧，对 G20机制的反思与担忧，对新兴经济体作用的评价与建议。更重要的是，还能洞察出各国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渴望。这些观点无疑是审视当下世界与评估国际格局的重要资料。但是，这些重要资料如何更有效地成为各国决策层的参考，仍然是一大问题。尤其对于中国而言，决策层与相关人员的决策习惯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较深，对非官方智库的态度整体上是冷淡多于关注、轻视多于看重、猜忌多于信任、漠然多于尊重。不得不说，这样局面的产生与中国非官方智库本身发展水平较低有关。虽然近些年来这种局面有一些扭转，但如何吸纳非官方智库的力量，将非官方智库的贡献汇入中国外交大战略中，依然是未解的重大议题。
G20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脑就国际经济事务进行协商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在这个平台下，同样需要有二轨层面的智库交流平台。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进一步交融，智库的公共外交作用就需要发挥得更出众，像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 APEC等都应构建更多的智库交流平台，既起到官方双边、多边外交的二轨作用，也能够通过智库影响，实现上乘的公共外交效果。希望人大重阳承办的20国智库会议能为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提供新的启示，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贡献。但如何提升智库的国际交往水平与经验，如何加强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研究能力，如何强化中国智库在公共外交上的主导力，也是目前中国智库公共外交的巨大困惑。
中国智库需要更多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批示中说，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既指出差距，又表明发展需求迫切、空间很大，各种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也需要加紧探索。只有勇于探索，智库的作用才能发挥得更大，对公共外交的支撑也会更强有力。笔者将这种探索囊括为七个方面。
一是制度改革。现行的官方研究机构的体制不利于知识产品生产。现行的学术体制有时会培养出懒惰的研究人员。学术评价体系只拘于职称、核心刊物等，不太利于学术经世致用的拓展。另外，智库学者与官方之间的旋转门制度也应尽早确立，可以通过挂职等方式，请一些智库学者到官方机构任职。在公共外交层面，官方也应当更多地邀请智库学者通过随访、调研等方式参与。
二是资金投入。资金投入不能只靠政府给钱，也要争取其他社会途径的支持。只有来自社会，才能服务于社会，才更有助于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因此，智库学者和官方都不妨转换思想，资金来源既可来源于政府，也可以向企业、向社会募集。在公共外交层面，也是相似的逻辑。
三是人才培养。首先是写作和编辑人才。一般学者特别偏好学术化的语言。某位金融高官曾对我说，“写金融内参真的需要一个好编辑，否则太多专业名词，真的难以卒读。”另外，智库学者除了具备研究能力之外，本身应该有丰富的中文功底，以及整体把握问题的能力等等。要做上乘的公共外交，非常需要综合素质高的智库人才。
四是良性竞争。美国研究圈虽然也有互相批判，但整体上的诋毁、文人相轻现象比中国要少得多。中国智库要加速发展，中国学者之间多一些鼓励，少一些互踩，是非常有必要的。公共外交的理念在中国还未取得共识，从这方面，不妨采取“最大公约数”的原则，只要有利于国家利益和形象，都应当视为好的智库公共外交。
五是渠道拓展。智库的内参材料需要有高效的输送渠道，产品送不到需要的人群手里，就不可能产生好的影响力。此外，智库学者还要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体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智库学者多一些在国际场合的表达，对公共外交就会产生更有益的促进作用。
六是问题意识。该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智库学者必须要善于取舍。能发掘问题，并能提出解决至少是改善问题的办法，是智库学者必须要具备的本领。智库学者做好公共外交，同样需要扎实的调研、负责任的评估、以及长期的素质积累与丰富的国际经验。
七是中国本位。现在有些学者在研究问题时所持立场很成问题，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学术现象。但无论如何，站在中国、站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应是智库学者的本位。没有这个立场，公共外交也不可能做好。
好在中国崛起的速度比世界想象得快，世界对中国的重视也比中国人自身想象得高，中国智库发展虽处于起步的水平，但完全能够发挥后发优势，抢占“后机”，为中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做出更多贡献，也能为公共外交做出更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