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东欧国家转型是改变欧洲经济版图和地缘政治的重大事件。当前，在欧洲遭遇严峻的经济、安全和政治挑战之时，再度回望中东欧国家自转型以来发生的变化、付出的代价及其发展前景，可以引发更深刻的思考。
转型与一体化的双重视角
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西欧为“样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这其中既有这些国家出于发展目的朝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有其以加入欧洲一体化为表现的“转轨”进程。
中东欧国家原有的内部问题以及与苏联的矛盾日积月累，终于在国际和地区格局巨变的背景下开启了全方位的转型。而当时，经历低迷期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通过《单一欧洲法令》得以重启，为中东欧国家转型提供了“现成的样板”和逃离苏联阵营后的“庇护所”，因此抛弃苏联模式转向西欧模式的转型与抛弃苏联阵营转向西方阵营的“转轨”看上去几乎同时发生，而掌控话语权的西欧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乐于将部分中东欧国家随后出现的经济增长归功于欧盟。
然而，单纯一体化视角无法解释的是，在同样经历转型后，中东欧国家在政治发展和经济建设上为何会出现较大差异。同样，用单一转型视角也无法解释的是，为何较为显著而稳定的政经变化多数发生在入盟国家，而且迄今为止，加入欧洲一体化仍然是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诉求。因此，研究中东欧国家的现状、把握其自身变化规律并找到其与欧洲其他国家共振的脉动，需要坚持转型和一体化的双重视角。
“欧洲化”与“欧盟化”
接下来的思考是，欧洲一体化的旗帜是所谓的“欧洲化”，但其内核和现实路径是西欧国家主导的“欧盟化”，这一差异决定了中东欧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新”、“老”欧洲之别、之争。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能力的差异，中东欧国家的“欧盟化”是持续至今的变化，而欧盟的“西欧化”则仍是一体化的主旋律。因此，在一体化的外壳下，中东欧国家尤其是已入盟国家的转型仍然是一个不断“西欧化”的过程。
另一个相关的现实是，中东欧国家以一体化为外壳的转型进程改变了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俄罗斯从冷战时期的全球两极之一转向寻求“欧洲化”和“西方化”，这不仅为欧盟和北约东扩提供了机会，也催生了欧盟以促进善治为旗号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和“改造俄罗斯”的雄心。一时间，中东欧地区似乎变成了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桥梁。可以想见，一个能够容纳俄罗斯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才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化”。但这种彻底“欧洲化”的前景显然不符合西欧国家以及美国的预期：无论是从人口规模、军事实力还是文化差异来看，包含俄罗斯的“欧洲化”显然将使欧盟失去“西欧化”的基础和内核。因此，在无数要求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政策宣示和互信措施背后，俄罗斯感觉到更多和更真切的，是排斥和要求其“脱胎换骨”的压力。随后发生的欧俄关系变化和当前的对峙状况表明，中东欧国家作为两者之间脆弱中间地带的命运，没有改变。
能否改变自身命运
随着债务、经济危机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延宕和蔓延，中东欧国家的命运再次面临考验，而且似乎是积极的考验：相较于欧元区国家，基本上未加入欧元区的中东欧国家经济表现普遍较好，在欧盟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有所上升。波兰要争当地区领导者的雄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接受和认可，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的协调深化、波兰开始寻求在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上的重要角色以至于图斯克能够出任欧盟理事会主席，都被解读为中东欧国家地位和力量上升的表现。乌克兰危机尽管打碎了中东欧国家成为欧俄桥梁的前景，但由此引发的对峙无疑提升了它们的地缘战略地位。
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是以西欧国家为主体的欧元区受危机拖累巨大而无暇他顾、欧洲一体化动力和领导力双双缺乏的事实。原本英法德三驾马车引领的一体化，由于法国的衰弱和英国的离心而运转失灵。而正在经历从欧洲经济领袖向政治、安全主导转型的德国，无论是经济、产业利益还是安全利益都与中东欧地区有着莫大关联，因此乐见中东欧国家的崛起，也乐于拉上波兰这样的中东欧伙伴来延伸自己的影响、经营自己在欧盟内的势力范围。
因此，中东欧国家的命运似乎仍然难以得到改变，无论是经济奇迹还是地缘战略地位，都不过是欧陆大国关系或竞争或缓和的产物。当然，这种试图改变自身“夹缝中求生存”命运的努力在中东欧国家中从未停歇。依托而非依赖于欧盟，寻求在欧俄之间的某种平衡而非“一边倒”，通过具有远见的“向东看”政策及其实践来发展与中国等新兴力量的关系，对于中东欧国家而言，或许将是一次能够改变自身命运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