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我们开始担心全球失衡问题，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失衡的第十个年头。十年后，我们可以愉快地宣布，全球失衡结束了。因此，现在应该从这段时间吸取正确的教训。
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达到了令人警惕的GDP的5.8%，如今这一数字下降至GDP的2.7%——美国可以轻松地用版税收入和先期对外投资回报来弥补这一赤字，而不会增加新的外债。
仍有一些国家存在令人担忧的巨大盈余或赤字。尤其是德国和土耳其。但德国相当于GDP的6%的盈余大体上是一个欧洲问题，而土耳其相当于GDP的7.4%的赤字大体上是土耳其的问题。换句话说，它们都不是全球问题。
2004年，关于全球失衡存在两大思维派别。乐观派认为失衡无关紧要——无非反映了新兴经济体需要美国才能提供的美元储备，而美国消费者对廉价进口商品也有着无穷尽的胃口。用安全资产换取廉价商品对全世界都有利。这是一个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愉快的均衡。
相反，悲观派警告说，全球失衡是一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故。在某个时点，新兴市场对美国资产的需求会得到满足。更糟糕的是，新兴市场将认为美国资产不再安全。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融资将成为明日黄花。美元将崩溃。金融机构将措手不及，危机将爆发。
现在我们知道，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全球失衡并没有无限持续下去。中国的安全资产需求得到了满足，便转向了风险更高的对外投资。它已开始实现经济从储蓄转向消费、从出口转向内需的再平衡。
与此同时，美国也认识到了过度负债和杠杆的危害。它开始减少负债、增加储蓄。为了适应支出模式的变化，美元开始贬值，这增加了美国的出口。与此同时，人民币开始升值，反映出中国居民不断高涨的消费渴望。
危机确实发生了，但并不是全球失衡危机。美国金融问题重重，但为外债融资已不再是其中之一。相反，美元成为极少数显而易见的危机受益者之一，因为急切地渴望流动性的外国投资者纷纷涌向美国国债。
危机的罪魁是美国金融机构和市场监督和监管太松，这导致了太多的鲁莽行为和过度融资。中国并没有导致金融危机；美国导致了金融危机（其他发达经济体则是帮凶）。
这并不是要否认国际资本流的推波助澜作用。但重要的资本流不是来自世界其余部分、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提供了融资的净资本流；而是美国流向欧洲、让欧洲银行提高资产负债表杠杆的毛金融流以及与之对应的从欧洲银行流向与有毒美国按揭相关证券的资金流。全球失衡的批评者和辩护者都几乎完全忽略了北大西洋的这两股相向而动的毛资本流。
下一次全球失衡卷土重来时，分析者将直到（但愿如此）要透过表面看到本质。但还会有下一次吗？几年前，预测家信誓旦旦地表示全球失衡将在危机过去之后重现。现在看来这基本上不可能：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回归危机前的增长率或支出模式。
此前的贸易平衡也不太可能重现。美国的贸易地位将因为带来能源自给的页岩气革命和刺激制造业生产回流的生产率提高而增强。
至于新兴市场，它们已经知道出口盈余并非快速增长的保证。巨量国际储备也不能保证金融稳定。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增强稳定，如加强审慎监管、控制破坏性资本流并对之课税、采取浮动调节等。
所有这些表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囤积外汇储备——这又是一个被说烂了的现象——可能已经达到了顶峰。这将是下一个成为历史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