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MF工作时，你会很快认识到一件事：从来没有人乐意见你。通常你的“客户”过来的时候，私人资本已经抛弃了他们，区域贸易集团的伙伴们也无法为其提供足够的救命钱，甚至从像中国和欧盟这样强大的朋友那里借钱的最后一搏也已经失败。你从不是任何人的首选。
原因当然在于IMF专门说一些客户不爱听的话给他们。我应当知道，2007至2008年，作为IMF首席经济学家，我曾经要求外国官员进行过很多痛苦的改革。在1989年后挣扎的东欧，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初经济危机下的亚洲和拉美，我也感受过IMF压力的影响——至少是间接地。那段时间，我亲眼目睹一连串的政府官员来到IMF寻求帮助。他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及其他国家。情况非常糟糕，其他办法都失败。
当然，每一次危机都是不同的。1994年，乌克兰面对的是恶性通货膨胀；1998年夏，俄罗斯因短期债务过渡方案（short-term-debt rollover scheme）的引爆而亟需帮助；1997年印尼盾大跳水，几乎摧毁了企业经济；同年，韩国30年的经济奇迹突然停滞，因为外国银行突然拒绝继续提供信贷。
不过我必须告诉你，对于IMF官员来说，所有这些危机看起来都令人郁闷地相似。当然，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贷款；不仅仅如此，每个国家都需要进行巨大的改革，借到的钱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几乎每一次，危机中的国家都要在一段大手大脚的好日子之后学着缩衣节食——出口必须增加，进口则要缩减——目的就是在避免发生最可怕的衰退。自然，IMF的经济学家就要花时间梳理制定各种政策——预算、货币供应等等——并确保它们能适应具体情况。不过经济上的应对措施通常不会太难想到。
不，对于IMF的高级官员来说，真正的问题、复苏的最大障碍，总是经济危机国家的政治。
通常，这些国家陷入经济绝境的原因很简单——掌权的精英在好日子里扩张太快，冒险太多。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以及它们在私营部门的伙伴一般而言会形成紧密——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温和——的寡头统治，他们统治国家就像股东统治一家营利性公司一样。当类似印尼、韩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发展时，各行各业领袖的野心也一同膨胀。作为各自小小宇宙的主人，他们会进行有利于宏观经济的投资，不过，他们也会开始某些更大、更冒险的赌博。他们以为等到出现实质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动用政治关系把问题推到政府头上。这种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的。
例如在俄罗斯，私营部门现在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它向全球的银行和投资者借了至少4900亿美元，前提是，这个国家的能源行业会支持俄罗斯消费的持续增长。当俄罗斯的寡头通过这些钱收购其他公司、进行野心勃勃的投资计划从而创造就业时，他们对政治精英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增长的政治支持意味着更多回报丰厚的合同、税务优惠和补贴。外国投资者当然求之不得；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他们当然喜欢把钱借给那些明里暗里有政府支持的公司，即使这种支持隐隐透着一股腐败气息。
不过，新兴市场的寡头们总是把事情做过了头；他们挥霍无度，把巨大的商业帝国建立在巨额债务之上。本地银行在政府的压力下过于轻易地向精英们发放信贷。无论个人、公司还是国家，过度借贷的下场都是很惨的。迟早银根会缩紧，没人会继续再借你钱了。
接下来的螺旋式下降就很危险了。无数的企业在违约边缘徘徊，而那些贷款给它们的本地银行则会垮掉。昨天还津津乐道的“公共-私人伙伴关系”被唾弃为“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一旦无贷可借，经济瘫痪会接踵而来，情况就越来越糟。政府不得不利用其外汇储备来支付进口货物、服务债务、填补私人损失。不过这些储备最终就会耗尽。在用光之前，国家经济如果无法好转的话，它就会在主权债务上违约，沦为经济贱民国家（economic pariah）。如果政府要停止流血，就必须清除一些耗费大量现金的所谓国家级项目（national champions），并且重组严重入不敷出的银行系统。换句话说，至少要挤掉一些寡头。
不过，挤掉寡头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战略选择。恰恰相反，危机伊始，寡头们是最先从政府那里获得帮助的，例如优先获得外汇、税收优惠，或是政府承担私人债务——一个经典的克里姆林宫救市技巧。在胁迫之下，对老朋友慷慨解囊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同时，如果真的需要挤掉什么人，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首先下手的是普通工人——至少在反抗变得太激烈之前。
最终，就像普京的俄罗斯的那些寡头们意识到的，如果要复苏，一部分精英必须出局。这就像抢凳子游戏：根本没有足够的货币储量兼顾每一个人，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承担私营部门的债务。
所以，IMF官员会看着金融部长的眼睛，判断这回政府是不是下定决心了。连俄罗斯这样的国家，IMF最终都有可能会给钱，不过在此之前它希望能够确定普京总理已经准备好、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强硬对待他的一些朋友。如果他还没有准备好把过去的哥们儿丢去喂狼，IMF可以等。如果他准备好了，IMF会很高兴地给出有用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如何从无能而贪婪的“企业家”手中夺取银行系统的控制权。
当然，普京的老友们会反击。他们会动员盟友，发动体系，向政府的其他部门施加压力以获得额外补贴。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会策划颠覆行动——包括打电话给他们在美国外交部门的联系人，正如在九十年代晚期某些乌克兰人做的那样。
IMF的很多项目“出了岔子”（一种委婉的说法），正是因为政府无法对这些昔日的伙伴保持强硬，而结果就是巨大的通货膨胀或者其他灾难。一旦政府占了上风，或者强有力的寡头就谁来统治达成了一致，项目就又“重新走上正轨”。在1997年的泰国和印尼，真正的斗争是关于哪个大家族会失去他们的银行。泰国的问题解决得相对平稳。印尼则导致了苏哈托总统的下台以及经济的混乱。
长年的经验告诉IMF的员工，只有某些强大寡头承受打击之后，项目才有可能成功，经济增长才能变得稳定。这是所有新兴市场的问题。
成为一个香蕉共和国
就其深度和突然性而言，美国的经济金融危机让我们回想起最近见证的那些新兴市场国家（也仅仅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时刻：韩国（1997），马来西亚（1998），俄罗斯和阿根廷（一次又一次）。在上述每一个例子中，因为害怕这些国家及其金融部门无法支付天文数字般的债务，全球投资者突然间停止了借贷。在每一个例子中，这种恐惧都自我应验了——因为银行无法持续拆借，也就变得无力支付。这就是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的原因，也导致了对美国金融行业的一切资金来源在一夜之间干涸。正如新兴市场危机，银行业的弱点很快蔓延到整个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数百万人的生活困难。
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更令人不安的相似点：精英的商业利益——在美国的例子中是金融家——在制造危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有了政府的隐形支持，赌博就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崩盘。更加惊人的是，他们现在正利用其影响力，阻止亟需的改革、迅速将经济拉出暴跌深渊。政府看起来根本无力也不愿对抗他们。
顶级的投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喜欢将目前危机的责任推给在网络泡沫后一直走低的美元利率，或者说美元被别人藏起来了——例如，中国。右派中的某些人喜欢抱怨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甚至抱怨推行更广泛的“居者有其屋”的长期努力。当然，不言自明的是，应当对“安全稳健”负责的金融管制者在玩忽职守。
不过，这一系列政策——放松管制、放松银根、中美之间不成文的经济联盟、推行“居者有其屋”——有一个共同点。虽然这些政策有些与民主党有关，有些受共和党支持，但它们都对金融业有利。那些可能阻止危机却会削减金融业利益的政策改革被无视了或未予采纳，如1998年，布鲁斯克利•伯恩（Brooksley Born）曾试图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规制信用违约掉期（credit-default swaps），现在这项改革却很有名。
金融业并不是一直享受这种优厚待遇的。不过，在过去25年左右，金融业高速发展，变得越来越强大。这种发展始于里根时代，在克林顿和布什时代的去管制化开才积蓄力量。另外一些因素助推了金融业的上升。八十年代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的货币政策，及与之相伴的越来越不稳定的利率，使得债券交易更加有利可图。证券化、利率掉期、信用违约掉期的出现更是大大增加了能够让银行挣钱的交易规模。随着人口年龄和财富的增长，再加上个人退休账户（IRA）和401 (k)退休金计划，使得证券投资与日俱增。这些加在一起，从金融服务中获利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华尔街借着这些机会高速发展，这一点都不奇怪。1973至1985年，金融业的利润从未超过国内企业利润的16%。1986年，利润达到了19%。九十年代，这一数字在21%和30%之间摇摆，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值。近十年里，它达到了41%。酬金的增长速度也同样惊人。1948至1982年，金融业的平均报偿一般在所有国内私人部门平均报偿的99%到108%；1983年开始，更是狂升至2007年的181%。
金融业创造和积蓄的客观财富给了银行家巨大的政治力量——在J.P.摩根（他本人）时代后，美国还没有见过如此大的金融政治力量。那时，1907年银行业恐慌只能通过私营部门银行家之间的协调解决：没有什么政府机构能够拿出可行的措施。但是，在大萧条之后，大规模银行业规制出台，第一个银行寡头时代结束；美国金融寡头统治的重现是最近的事情。
华尔街-华盛顿走廊
当然，美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我们也有最先进的寡头统治。
在原始的政治体制中，权力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传递：军事政变、私人武装等等。在稍微高级一点的体制中，更典型的新兴市场，权力通过金钱传递：贿赂、回扣和境外银行账户。尽管政治游说和竞选献金在美国政治体制中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这样的人物，旧式腐败——装满了百元大钞的信封——大概已是明日黄花。
相反，美国金融业获得政治权力是靠文化资本——一种信念体系。曾几何时，对通用汽车有好处的东西，对国家也有好处。过去十年，有利于华尔街的就是有利于国家的——这种态度开始盛行。银行证券业成了竞选献金的主要来源，不过，在其影响力的顶峰，它根本不需要像烟草业、军工业那样用金钱来买好处。华盛顿的内部人士相信，大型金融机构和自由流通的资本市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至关重要——而整个金融业因为这个事实而获益。
一种影响渠道当然是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人员流动。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曾是高盛的联合主席，在克林顿手下担任财政部长，后来成了花旗集团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经济长期繁荣时期是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在小布什总统期间担任财政部长。前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 Snow）则担任了博龙资产管理（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主席。博龙资产管理是一家大型私募公司，丹•奎尔（Dan Quayle）也是其主管之一。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离开美联储后，成了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顾问，这家公司大概是国际债券市场中最大的玩家。
在过去三届总统任内，这样的人事关系发生的几率在更低的层次上翻了几番，大大加强了华盛顿和华尔街的联系。高盛的员工在离开公司后进入政府工作，这几乎成了一个传统。一群群高盛出身的人——包括现任新泽西州州长乔恩•科尔津（Jon Corzine）、鲁宾和保尔森，这不仅让具有华尔街世界观的人掌握了权力，而且让高盛获得了一种形象（至少在华府人眼中），好像这个机构本身就等同于某种公共服务。
华尔街本身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地方，弥漫着一种权力感。其高管真的认为他们控制着让地球转动的杠杆。一个受邀前去参加会议的华盛顿公务员，拜倒在他们强大的气场下，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在我整个IMF生涯中，顶尖金融家成为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容易程度、这两种职业生涯的重合程度，每每让我震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2008年初的一次会议，参加者是少数几个富裕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会上主持人随意地说道（与会者也普遍认同），做一个中央银行的行长最好的准备是先做一个投资银行家。
一整代的政策制定者都被华尔街蛊惑了，银行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毫不怀疑。艾伦•格林斯潘关于金融市场不应受管制的言论已经很有名了。但格林斯潘并非个例。2006年，他的继任者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说：“对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管理变得日益复杂……过去二十年，各种规模的银行组织在测算和控制风险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幻觉。规制者、立法者和学者几乎都假定这些银行的经理知道自己在干嘛。现在看来，他们并不知道。例如，美国国际集团（AIG）的金融产品部门在2005年获得了税前25亿美元的利润，主要是靠出售价格上被低估了的证券保险，而这些证券复杂得几乎没人搞得懂。这个策略经常被形容为“在压路机面前捡起硬币”，平时获利颇丰，一旦经济不好就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在这次崩盘中，AIG对超过4000亿美元的证券负有保险责任。目前，为了拯救这家公司，美国政府承诺了约1800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来弥补巨额损失，而AIG复杂的风险模型告诉人们，这样的巨额损失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华尔街的诱惑力甚至（或者说尤其）扩展到了金融和经济学教授身上，而这些人原本只关心小小的大学职位或者诺贝尔奖。因为数学金融对于实用金融而言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教授变成了金融机构的顾问或者合伙人。迈伦•舒尔斯（Myron Scholes）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这两个诺贝尔获奖者，大概是最著名的。他们都在1994年加入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会，九十年代末这个著名的基金就偃旗息鼓了。不过其他很多人也走了类似的道路。此类迁徙对膨胀的高级金融世界做了学术背书（还平添了一层科学严谨的光环）。
随着越来越多的富人从金融中获得财富，金融拜物教渗透进了高等院校。诸如《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华尔街》（Wall Street）、《虚荣的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等作品，尽管意在起到警示作用，却平添了华尔街的神秘色彩。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去年在Portfolio杂志中写道，1989年，当他写《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时，他本希望这本关于金融业内幕的书可以激起对华尔街之傲慢贪婪的愤怒。然而，他发现自己“被俄亥俄州立大学学生写来询问更多内幕的信淹没了……他们把我的书当成一本速成手册”。甚至华尔街的罪犯，如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伊万•博斯基（Ivan Boesky），都成了风云人物。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很容易将金融业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所以金融业的赢家比那些华盛顿的职业公务员更明白什么是国家利益。对自由金融市场的信念成了普遍的信条——同时被《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和国会大肆鼓吹。
在政治献金、私人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作用下，过去十年出现了一连串现在看来无比惊人的去管制化政策：坚持资本跨国境自由流动；废除大萧条时代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区分；国会禁止对信用违约掉期的管制；大大扩展投资银行杠杆上限；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放松管制的执行；国际协定允许银行自行测度风险；国际管制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在漠不关心和欢欣鼓舞之间摇摆，这就是华盛顿在出台这些政策时的心态：不受管制的金融会将这个国家的经济推上一个新台阶，他们是这么想的。
美国寡头和金融危机
寡头统治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并不是引爆去年金融危机的唯一原因，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例如家庭的过度借贷以及过于宽松的借贷标准。但是主要的商业和投资银行——以及和它们一起操作的对冲基金——是“两房”和股票市场泡沫的主要受益者。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真实财产的基础上，交易量却不断扩大，这是它们利润的主要来源。每次，一笔贷款出售、打包、证券化、重新出售，银行就获取交易费，而那些买入这些证券的对冲基金则能够因为增持而收入更多的费用。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变得更有钱，而国民经济的健康又如此依赖于房地产和金融，所以华盛顿没有一个人有动力去追究实际情况到底如何。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小布什总统异口同声地说经济在根本上是健康的，而在复杂证券和信用违约掉期上的巨大增长说明了这一点，风险则被很好地稀释了。
紧张态势在2007年夏天开始出现。这场繁荣制造了如此多的债务，即使一次小小的经济挫折都会导致巨大的问题，而在次级抵押贷款上与日俱增的拖欠成了导火线。从那以来，金融行业和联邦政府的表现，和过去那些新兴市场在危机中的表现一模一样。
到了现在，那些当上领袖和战略家的金融大亨们当然已经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原形毕露。但几个月过后，这些金融精英依然认为，烂摊子归烂摊子，他们仍会是经济界的宠儿。
斯坦利•奥尼尔（Stanley O’Neal），美林证券的CEO，在2005、06年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市场如火如荼的时候，把他的公司推入其中；2007年10月，他承认：“底线就是，我们——我——的错误就在于过度卷入次级贷款，市场流动性降低的时候我们遭了殃。对于这个后果，没有人比我更加失望。”2006年，奥尼尔分到了1400万美元；2007年，他拿到了1.62亿美元的遣散费，尽管目前这笔费用已经大大缩水。
10月，据说美林证券最后一位CEO约翰•塞恩（John Thain）试图说服董事会给他3000万美元的奖金，最终在12月时将其要求降低到了1000万。《华尔街日报》报道此事之后，在巨大的抗议压力下，他撤回了请求。美林证券自身也好不到哪儿去：它把自己价值40亿美元的奖金从1月挪到了12月发放，因为害怕1月1日之后接管它的美国银行以后会减少奖金额度。去年，在政府给金融行业提供了2430亿紧急援助后，华尔街给他们在纽约的员工发了180亿美元的奖金。
在金融恐慌中，政府必须采取快速而有力的行动。根本问题是不确定性——从我们自身来讲，不确定性来自于大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资产来承担其负债。一知半解的措施、一厢情愿的思考、边走边看的态度根本无法克服这种不确定性。反应越慢，这种不确定性就越长时间地阻滞信用、打击消费者信心、损害经济——最终把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但是，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恰恰十分迟钝，缺乏透明性，并且不愿意得罪金融业。
这种应对大概最好被形容为“交易式政策”：当一个大型金融机构陷入困境，财政部和美联储在周末搞出一个救助计划（bailout），然后在星期一宣布一切正常。2008年3月，贝尔斯登（Bear Stearns）被卖给了摩根大通，这在很多人看来像是一件礼物。（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成员，而正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一道促成了这次交易。）9月，美林证券被卖给了美国银行，这是对AIG的第一次救助，摩根大通接管并立即收购了华盛顿互惠公司（Washington Mutual）——这些都是由政府促成的。10月，九大银行在同一天进行资产重组，而这都是在华盛顿闭门商讨的。此后，又出台了对花旗集团、AIG、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再次）、AIG（再次）的救助。
上述交易中的某些或许是对现实状况的合理应对。但是，它们为什么利益服务以及如何服务，从来也未曾搞清。财政部和美联储不是按照什么广而告之的原则行动的，他们只是敲定一个个交易，然后说这是目前能采取的最佳措施。这是简单而纯粹的暗箱操作。
整个危机过程中，为了不损害金融机构的利益，不去质疑导致危机的体制原因，政府可谓煞费苦心。2008年9月，在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司法审查的情况下，亨利•保尔森向国会索要7000亿美元以购买银行的有毒资产。很多观察家认为，这么做是为了过度支付这些资产，从而使银行摆脱这些问题——确实，购买有毒资产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只有这个了。大概是因为如此堂而皇之的补贴政策在政治上不可接受，这个计划最终被搁置了。
取代的方案是用钱来重组银行资产，以对银行极为优惠的条件购买其股份。随着危机的深化，金融机构需要的帮助也越来越多，而政府开始想出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给银行提供补贴，这些方法复杂到一般民众根本搞不懂。第一次AIG的救助计划还对纳税人比较有利，但是后来几次就对AIG更有利了。第二次花旗集团的救助和美国银行的救助包括了复杂的资产担保，为银行提供了低于市场价格的保险。2月下旬的第三次花旗集团救助将政府持有的优先股以大大高于市场的价格转化为普通股——即使是《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在第一次看时也很难认出这是一种补贴。在“金融稳定计划”中财政部购买的可转换优先股（convertible prefered shares），其转换选择权（conversion option）给了银行而非政府，从而也给了银行优势。
最近的计划——即为对冲基金提供低息贷款，从而让他们能够以较高的价格收购问题银行资产，受到了金融业的很大影响。对这一点财政部也毫不隐瞒。尼尔•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亨利•保尔森、蒂姆•盖特纳两任财政部长手下的高级官员（也是高盛出身）3月告诉国会：“我们收到大量来自私营部门的请求，说‘我们有闲散资本；我们想买这些（问题银行）的资产。’” 这个计划正好能够让他们这样做：“通过将政府资本——纳税人资本——和私营部门资本结合起来，你能够让投资者收购这些资产，价格对投资者和银行都很合理。”卡什卡利明显忽略了这个价格对第三方——纳税人来说是否合理这个问题。
即使不考虑对纳税人是否公平，政府对银行的这种“天鹅绒手套”式的应对方式，依然很成问题：因为这无法改变金融业惯常的商业模式，而这种模式必须改变。正如去年秋天一位不知名的银行高管对《纽约时报》所说的，“无论亨利•保尔森给我们多少钱，在经济复苏之前，没有人会借出一分钱。”不过悖谬的是，只有银行恢复、愿意提供借贷，经济才会复苏。
出路
如果仅仅针对金融危机（而不去管宏观经济的一些问题），我们至少要面对两个相互关联的大问题。第一是病入膏肓的银行业，可以毁掉任何由财政刺激带来的复苏。第二是某种政治权力的平衡，它使金融业对公共政策享有否决权，即使金融业已经失去了民众支持。
大银行看起来是在危机开始之后才获得了政治权力。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金融系统如此脆弱，大银行的破产导致的损失会比平时多上几倍，雷曼兄弟和花旗集团、美国银行比起来，还算是小的。这些银行就利用这些恐惧从华盛顿那里捞好处。1月份，美国银行获得了第二个救助计划，因为它警告政府，它有可能无法完成对美林的收购——这是财政部不愿考虑的情况。
美国面对的挑战对IMF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如果给一个IMF老手只看数字而不看国家名，他肯定会说：把银行国有化，必要的时候把它拆分掉。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已经控制了银行系统。它基本上已经担保了最大的几家银行的债务，目前是各银行唯一可信的资金来源。美联储现在已经承担了为经济提供信用的职能——这本是私人银行的职能。不过，美联储能做的毕竟有限；消费者和经营者依然依赖于银行，而这些银行没有资产负债表，也没有动力进行市场亟需的贷款——政府对银行的人事和业务毫无控制力。
银行问题的根源是它们的证券和贷款组合带来的巨大损失。但是，它们不愿意去面对损失的真正规模，因为这样就会暴露它们已资不抵债。所以它们低估问题，要来的钱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它们不能透露解决问题需要多少钱），只够它们撑过一时。这会陷入恶性循环：这些不健康的银行要么不借钱（存着钱来抬高储备），要么就进行高风险的赌博以期获得高额回报，不过很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无论如何，整个经济持续恶化，从而导致银行资产本身继续贬值——这是一个极具毁灭性的恶性循环。
为了打破这一循环，政府必须强迫银行承认其问题的规模。正如IMF所认为的那样（美国自己也在过去对很多新兴市场国家说过类似的话），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国有化。相反，财政部的做法是和银行一家一家谈判，好像银行才是强势的一方——并且在每一次交易中，都极大地缩减政府所有权、放弃政府对银行战略和运营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清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不可能的。
国有化并不意味着永久的国家所有权。IMF建议的核心就是扩展标准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过程。一次FDIC“干预”基本上就是政府主导的银行破产程序。这会让政府排除银行股东，更换失败的管理层，清理资产负债表并且将银行重新卖给私营部门。主要的好处就是能够立即认清问题，不至于让它一发不可收拾。
政府需要检查资产负债表，并且找出那些没法儿挺过一次大萧条的银行。这些银行需要做出选择：写下你资产的真实价值，在30天内筹措足够的私人资本，否则由政府接管。政府则写下接管了的银行有毒资产——认清现实，然后将这些资产转交给另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后者将竭尽全力为纳税人保住能保住的价值（正如在八十年代储贷危机时重组信托公司做的那样）。清理过后能够安全放贷，从而重新被债权人和投资者信任的银行，可以被卖出。
清理大型银行会非常复杂，对纳税人来说也会非常昂贵。根据IMF的最新数据，长期来看，对银行系统的清理可以会花费超过1.5万亿美元（即我们GDP的10%）。但是，只有果断的政府行动——暴露金融亏空的程度、让一些银行恢复稳健——只有这样才能整体上治愈金融业。
这看起来是一剂猛药。不过事实上，虽然有必要，但它仍然不充分。美国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寡头统治的权力——和直接的借贷危机一样重要。IMF对这个问题的建议同样简单：打破寡头统治。
超大机构对公共政策影响过大；今天大银行的权力恰恰来自于“大而不能倒”。国有化和再次私有化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虽然正义和明智之举是换掉这些制造危机的银行家，不过，将一批强有力的银行家换成另一批，仍是换汤不换药。
理想的方式是按照地区和行业分割大银行，使其规模适中。如果这不可行——因为我们想要尽快卖出这些银行——可以将它们整个卖出，但是要求在短期内进行分割。在私人手中的银行也要遵循规模限制。
这个方法看起来粗糙又专横，但是，这是控制一个关键行业的个别机构权力的最好办法。当然，很多人会抱怨一个更加支离破碎的银行系统所带来的“效率成本”，确实会有这样的成本。不过，如果银行大到倒不了——这是一种大规模自杀性金融武器，一旦引爆，也会耗费成本。任何大而不能倒的东西都不应该存在。
为了确保系统性的银行拆分，也为了防止金融怪兽的重新出现，我们需要重新制定反垄断法。100多年前为打击工业垄断而出台的法律无法应对今天的问题。金融业如今的问题不是某一家公司占有了足以影响价格的市场份额，而是一家或者几家关联企业一旦失败，就会拖垮整个经济。奥巴马政府推出的财政刺激让人联想到罗斯福新政，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拆分托拉斯。
经理人薪酬的上限，虽然散发着民粹的气息，也许能够帮助重建政治权利的平衡、抑制新的寡头统治。对在那儿工作的人和恨不得沐浴在其光辉之下的政府官员来说，华尔街的主要吸引力就在于能够挣到数目惊人的钱。限制这个数目会降低金融行业的吸引力，让它更像其他行业。
不过，长期来看，直接的薪酬上限还是很粗陋的。而且，现在大部分钱是通过不受监管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公司挣到的，所以降薪是一件复杂的事情。管制和征税应该成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尽管长期来看，根本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更多的透明度和竞争，这样会降低金融行业的费用。对于那些说这会迫使金融活动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人，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好。
两条道路
用20世纪早期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话来说，每个国家都有精英，关键是要不时地换一换。如果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低着头来到IMF的话，我大概会对未来相当乐观。我提到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危机结束得相当快，而且后来的复苏也很强劲。不过，美国和新兴市场的相似度到这儿就不幸停止了。
新兴市场国家对财富的占有不稳定，而且在全球影响甚微。当它们遇上麻烦，它们是真的没钱了——或者至少没有外汇了，这样就真的会活不下去了。它们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最终，吃下猛药。但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享有无尽的财富，有着过高特权——用自己印出来的钞票还外债。结果就是它有可能很多年都蹒跚前行——正如日本在它失去的十年中那样——永远无法鼓起勇气做它该做的事情，永远无法真正复苏。与过去一刀两断——包括对主要银行的接管和清理——现在看起来好像还不太可能。当然了，没有一个IMF的人能够强迫它。
在我看来，美国面临着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继续这种复杂的银行间交易和不断重复的救助，就像2月份对花旗集团、AIG做的那样。政府会争取捱过去，不过混乱仍会持续。
已故俄罗斯前财长鲍里斯•费奥罗多夫（Boris Fyodorov）过去20多年里一直在与寡头、贪污和滥用职权作斗争。他经常说混乱其实对那些握有权力的人有利——这可以让他们合法或非法的攫取财富而不受惩罚。通货膨胀高企时，谁能判断一件资产真正值多少钱？当一个国家的信用系统由复杂的政府交易、暗箱操作所支撑，你怎么知道你没被剪羊毛呢？
在我们的未来，持续的混乱将助长金融系统劫掠，我们会越来越多地谈论我们的寡头怎么变成强盗，而经济是如何无法恢复生机的。
第二种可能性开始会更严峻，结局也许差不多。不过至少给了我们摆脱麻木的希望。即：全球经济持续恶化，欧洲中东部的银行系统崩溃，并且，因为东欧的银行大多归西欧银行所有，对政府破产的合理恐惧开始在欧洲大陆蔓延。贷款人进一步出击、信心进一步下降。出口制成品的亚洲经济体受到致命打击，拉美和非洲的商品生产者也好不到哪里去。全球环境的极度恶化让美国经济也陷入困境。政府目前预算需要的最低增长额变得不现实，而财政部现在用来衡量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压力测试”（stress scenario）也成了众矢之的。
在这样的压力面前，面对全国和全世界的崩溃可能，大家或许会更专注些。
现在精英们的老生常谈依旧是这次的不景气“不可能比大萧条更糟”。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面对的可能比大萧条更糟，因为现在世界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银行业也已如此庞大。我们遇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同步衰退，个人和公司信心的减退，以及政府财政的大问题。如果领导人能够意识到可能的后果，我们也许还能够看到针对银行系统、针对旧精英的大幅度动作。让我们期待这来得不会太晚。
本文原载于《大西洋月刊》网站2009年5月1日，原标题：The Quiet Coup；观察者网特约译者李维坦/译；由春秋研究院研究员陈平教授推荐。作者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2007年到2008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他和郭庾信（James Kwak）一起建立了关于金融危机的博客baselinescenario.com。郭庾信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