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进程中不难发现，县一直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地方经济、保障百姓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在县域治理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宝贵经验，但是最为显见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官治主导与有限自治相得益彰。历史表明，官治与自治并行始终是中国县域治理的主轴。所谓官治，就是坚持自上而下设置官僚机构，并按照官僚模式来实现地方治理。官治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实施的“废封建、兴郡县”。作为地方治理的一个基础单元，“县”由此产生，作为一县之长的县长、县令、县尹、“知州”、“知县”等地方行政首长，全面负责地方事务，县域治理的官治模式也随之形成。在唐宋时期，官治格局初具规模。宋朝虽然重在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对县域治理依旧没有放松。如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县官虽为朝廷命官，但是长期跟老百姓打交道，因而不宜称“令”带“长”，以免造成官民隔阂，所以改用“知县事”这种通俗的称谓。于是，从乾德元年始，县官一律称之为“知县事”，简称“知县”。此事虽小，但映射出宋朝对县域官治的高度重视。事实证明，县域治理中对官治的重视和关注，为消除封建割据和皇权威胁奠定了重要基础。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对县域之重要性的认识自不待言，所以其对官治更为重视。他不仅强调县域治理要课税农桑，而且要民泰安康。清朝承袭明制，对县域官治同样高度重视。到了近代，中国整体上处于革命与战争的非常态环境，但是，官治仍然是县域治理的主导。“财政、教育、建设、治安”等基本事务主要依靠官治机构来推动。
尽管官治易于形成权能聚合的治理优势，尤其是依官治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其渗透能力终究十分有限。特别是由于中央权力对广阔地域和众多人口的统治鞭长莫及，官治缺乏强有力的权力支撑，进而严重制约了它在县域治理中的作用发挥。而在基层民众看来，“山高皇帝远”是最明显的现实，自己只要交完粮、纳完税，就不再跟官府有什么关系了。因而，“开门不问官家事”成为大多数民众的自然反应。相反，在自己身边的“长老”“乡绅”却是对其生产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力量。于是，“有事不见官，但求乡老”的自治传统在县域治理中开始显现。“皇权不下县”即是对这种自治传统的经典概括。因此，在实行官治主导的同时，努力推行“以本地人、本地财办本地事”的自治也成为重要举措。比如，早在隋唐时期，县以下就开始实行自治。一些乡绅等“头面人物”逐渐参与县域内的矛盾纠纷调解、维护地方秩序等公共事务。明代的“里老制”是其应用的典型。根据历史记载，“里老”为民所选，不食官饷。“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吏胥决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说，老百姓在遇到民事纠纷时，多是“但闻啬夫，不知郡县”。到了清代，县域自治的制度文本开始出现—1909年，模仿日本地方自治制度而成的《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将县域自治组织分为议决机关和执行机关，议决机关为县议事会及参事会，执行机关即为县行政首长。县域自治由此日趋形成。但是，这种自治是有限的。其一，自治所依靠的力量并不是广大民众，而是少数有产者，有些时期甚至依靠土豪劣绅来推动。如根据史料记载，一些区长、乡长、里长、闾长、邻长、保长等基本上为土豪把持。其二，从自治的实际运行来看，自治的趋势虽然有所明确，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普遍落实，比如，作为议决机关的县议事会及参事会并没有建立起来，县域行政首长既不是由县参议会间接选举产生，也不是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所以，大多数情况是“官治统率自治”“官治下的自治”。
明职课责与准制度化保障合力并进。县域治理建立在职能清晰、责任明确的基础之上。所以，在县域治理的历史上，明职课责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周礼》最早明定了县官的职掌，唐代的《唐律疏议》《唐六典》对官吏的职掌更是作出了非常细化的规定。从现有的历史资料看，总体上，县域治理主要是履行六种职能。一是“劝民农桑”。农业始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命脉和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因此，历朝历代都将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种粮植桑作为县官的重要职责和考核内容。二是“收税调力”。收税即是征收皇粮国税，调力即是调用劳力。这两项事务的治理成效，直接关系朝廷的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深受关注。三是“敦化乡风”。通过“兴教化，砺风俗”来宣传仁义礼智信的道德风尚，以实现“正人心、不妄为”的风化目标。四是“听讼断案”。县行政首长不仅要负责全县的行政事务，还要负责全县的司法事务。如规定，只有县行政首长才有权断案，特别是重大案件、勘验现场、缉捕审讯等环节，一般都必须由县行政首长亲自出面。五是“体恤救济”。对于老弱病残以及退职回籍的官员，县官要发放赈济钱粮，或者是组织民间力量捐款资助。六是“维护一统”。通过履行“财政、公安、教育、建设”等基本职责，县官兴办地方教育、警察、实业，既为地方提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基础，又为国家提供稳定的地方秩序。对于如何使这些职能得到执行，历代王朝都作出了探索，但是归根结底，在于中央政权运用制度化的力量来推动。比如，中央政权对县官的编制和俸禄待遇、职权规则都有明确的制度设定，并要求地方严格执行。明清时期更是设定了“夫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的“八法”考例和监察制度，成为监察县官履行职掌，严肃考察县官政绩，纠弹违法失职县官的制度雏形。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县域治理有制可循。然而，囿于对制度的理解较为粗浅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不足，这些举措均没有为县域治理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化保障，至多只能看作是准制度化。所以，当最高决策者的意志发生变化时，即使已经制度化的治理模式也面临“圣意不可违”和“法由钦定，狱由钦断”的危险。
法为治具与以德化民情理交融。公元前5世纪管子提出的“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可以看作是古代最早的法治理念。此后，“法为治具”便成为县域治理的传统认识。“法为治具”简而言之就是指以法律作为治国理政、维持秩序的工具。唐以后，《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皆沿用“法为治具”这一规则，只是在县域治理中如何运用法律规范略有不同而已。为了保证法律能够适应县域治理不断变化的实际，古人还秉持“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基本理念。如，周初奉行礼乐主宰下的法制文明，到秦朝一变而为“奉法为治”；汉初吸取秦亡的历史教训，改行“以德治国，以刑为辅”的方略；元朝将丰富监察立法视为关键；明清两代则彰显详备立法、程序司法、传播律学的鲜明特征。在历史传统中，法治并不是县域治理的唯一凭借，德治始终与法治相伴而随。早在周初，周公旦便提出“明德慎罚，惟德是辅”的主张，强调把“明德”“敬德”“成德”作为施政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至唐代，《唐律疏议》开篇即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明太祖在《大明律》成稿时更是告诫县官“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明确了“德主刑辅、以德化民”的法律传统。从实践来看，由于这种治理策略使法律涂上了“德”的色彩，因而极大地减少了法治的阻力、增强了法治的稳定性。德治的实施同伦理道德的劝谕教化和宗族宗法的引导分不开。因而，它的施行也浸润着“情”的要素。所以，“情法两平”亦成为中国古代司法的重要取向。但是，这里的“情”并不是说依靠“人情”来治理，而是指要多关照“情理”“案情”“情势”之义。从已有材料看，“情法两平”既不失法律调整之意，又能顺应情理，便于法律推行。因此，在县域治理中颇受重视。
梳史在于明鉴。从上述简要梳理可以得出三点启示。
县域治理不仅仅在于推动经济发展，要坚持统筹兼顾。比如，县域治理需要“明职课责”，但是在其“职”和“责”中，“劝民农桑”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诸多事务也属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范畴。这说明，在我们步入经济新常态的今天，县域治理不能仅仅关注GDP，而必须将民生建设、社会秩序、民主法治、生态文明等范畴也囊括进来，而且必须实现均衡发展。
县域治理的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坚持从实践出发。以自治为例。在传统社会，地域疆界分明、人口规模较小、公共事务处理等都较为简单，因而，推动自治的空间较为宽松。正是从这个层面，一些人认为自古以来，一直都是“皇权不下县”的自治传统。但如前所述，情况并非如此，自治不仅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如清末民初，面对外部的强权侵略和国内的政权危机，自治在实际运行中慢慢虚化，“官治为主，自治为辅”“融自治于官治之中”倒是日益增强。“法治与德治到底谁更合适”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调适的过程，以至于在大部分历史阶段，形成了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的历史局面。这说明，对于县域的治理，不能笼统地说到底该采取何种策略，而必须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策略。
县域治理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必须激发各种有利因素形成合力。官治与自治相结合的历史经验表明，官治只是县域治理的依靠力量之一，并不是全部依靠。要对县域进行良好治理，还必须发挥民间团体的积极作用。这说明，在公众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应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等因素在县域治理中的促进作用，以弥补政府职能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