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府停摆事件，奥巴马总统取消了原定于10月的东南亚之行。虽然错失机会令人遗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降低了对亚洲的重视程度。
富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对我们的共同利益至关重要。然而，这种关系在两国都极具争议。虽然地缘政治问题非常重要，但经济问题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更为密切，而且在影响公众对另一国态度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美中两国都表示自己是对方经济政策的受害者，因而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就是成了各抒己见的“聋子对话”。
美国批评中国的利率、土地政策以及支持投资和出口的其他补贴政策，并指责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中国则一直对美国的财政赤字表示严重担忧，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利率过高，进而引发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动荡或严重通胀。中国经常抱怨美国对中方基础设施投资设置政治阻力。此外，中国还批评美国的出口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为了反击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批评。
这个批评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
一个更为明智的对话框架将会改善两国政策，并会将经济交流转变为两国关系的建设性力量。这样一个框架要建立在两个指导原则之上：其一，两国都要着眼于各自长期的经济利益；其二，两国都要采取明智行动，确保自身经济利益符合两国最佳利益。
美国的经济问题并不在于中国，而在于理顺内政。同样，中国的未来也不依赖于与美国相关的问题，而在于解决其自身所面临的挑战。美国有着巨大的长期优势，包括充满活力的创业文化、法治、灵活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有利的人口构成等。但要发挥潜力，我们需要健全的财政制度，需要在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及其他诸多领域进行有力的公共投资，需要在移民和K-12基础教育体系等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领域实施改革。
美国有着庞大的基础设施需求，但公共资本不足。在基础设施项目上为中国投资提供有利环境将会为美国创造工作岗位，并会提升美国的长期竞争力。
取得成功的这些前提条件对我们这个国家提出了最根本的挑战：我们需要有效的立法程序，使国家领导人愿意达成有原则的妥协。
同美国一样，中国也完全有条件在未来取得成功，但它必须解决自身所面临的政策挑战，唯有如此才能发挥潜力。这些挑战包括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充分改善环境条件、设立有效的社会保障网络以及打击腐败等。因此，中国面临的终极考验也是政治考验，尽管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
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补贴政策阻碍国内经济转型，并导致资本和劳动力分配效率低下。他们也明确表示，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力。但技术创新无法统一规划，只有在确保创新者得到经济收益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在经济上相互指责的这种典型做法早就该改变了。解决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关键批评将会推进美国的经济利益，而解决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关键批评也会让中国在经济上受益。
从长远来看，这种调整可以使美中两国改善各自的政策，更好地理解各自成功对彼此利益的影响，减少双边关系中的摩擦因素，创造更有利的全面合作环境。从更大范围看，美国对中国未来构成的最大威胁是美国经济失败，而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经济威胁将是中国的失败。反过来，两国都会从彼此的成功中获益。
除了通过改善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外，这种方式还提供了一条减轻两国关系中诸多经济压力的现实路径，即基于国家利益而非无益威吓的路径。当然，美中两国在经济和其他重大关切问题上永远会存在一些摩擦，包括美国对人权的承诺，但这个框架应当允许双方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