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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如何破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收入有了大幅增长,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到来以及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全面转型,分配失衡、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接踵而至,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探讨现已由民间、学术层面上升到政府层面。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10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酝酿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现在已经有了时间表,目前的改革到了一个调整利益关系最关键的时刻。究竟改革是否已经达成共识?涉及到方方面面也面临诸多阻力的改革又该从哪里破题?

1:

改革出发点

改革分配制度进一步拉动内需

能不能解决政治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问题,决定性因素在于改革的选择上。

此次国家从宏观层面对收入分配改革作出整体部署,包括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调节垄断部门高收入、部分企业高管的过高收入以及某些社会群体的高收入、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着力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等。同时,进一步推进打破垄断、促进民间资本发展等相关配套改革。

有业内人士透露,收入分配总体方案目前已完成起草并上报国务院,预计将于12月份出台。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整体经济总量在增加,各方面都在提高,但贫富差距、分配失衡引发了很多不和谐因素,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我们要让老百姓有幸福感,虽然幸福都是相对的,每个人理解都不同,但公平绝对是幸福的前提。即使单从经济上来说,分配失衡就会使得内需不能有效被拉动,经济本身也无法健康发展。”叶青对《南方日报》记者说。

叶青的身份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导、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按世俗的说法,属于官、民、学三位一体。按他的话说,自己已经是个收入尚可的城市中产阶级,虽然衣食无忧,但在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上仍然不敢有过多消费。可想而知,最底层的劳动者是没法也不敢消费的,只是在挣生活。

“方案的出台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广大中低收入者都在等待这个消息,希望政府在分配领域有更大作为。对任何形态的社会来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很重要。现在生产和流通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有大量剩余产品,高铁已经建起来了,高速公路也排在世界第二,最大问题是消费和分配。”叶青说,

15年前叶青曾以民主党派身份给政府建议,要改善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市场经济健全后很多问题不需要太操心,但由于涉及到个人利益,改革分配和促进消费的难度最大。不消费会导致经济萧条,且不消费不全是出于节约的考虑,很大部分人是没有钱消费。只有解决分配和消费的问题,经济才能上新台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告诉记者,现在物价水平比较高,消费能力受到制约,想拉动消费就受到分配格局失衡的严重影响。目前的改革到了一个调整利益关系最关键的时刻,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如何能够保证多数人的利益。

改革关键点 

加大财政投入、做好二次分配是关键 

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已非常明确,即提高低收入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高收入收入。 

“财政收入增长很快,超过GDP增长。而在初次分配中工资比例太低,中国的每小时工资相比发达国家有十倍以上差距,同时也低于印度。很明显,广大农民工和生产者在初次分配中占的比例低,投资者分红、政府税收拿走过多了。”叶青说。 

去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引用统计局数据测算,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近25%,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 

收入分配中,财政是个大问题。今年两会时,叶青发现代表们对预算报告投的反对票数目已经超过两院报告,而在他印象中,审议预算报告从没有过这么多的反对票。 

他表示,在目前的收入分配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需求,使其参与分享改革成果。 

一方面是要政府拿钱出来,一方面是社会公共服务要跟上,建设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是具体发展阶段的国情、经济水平和财政能力来决定的,就目前看,我们可做到的是“低水平、广覆盖”。由于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都需要政府根据当地的财政能力进行投入,做好二次分配是解决分配问题的关键。 

相比低收入者,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似乎既不可能通过再分配中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税收杠杆来实现。 

“中等收入者日子过得下去,还有结余,很大程度上不能靠政府支持,但政府应该鼓励其财产经营性收入。他们可以依靠合法的财产收入、投资性收入,比如房屋出租、股权收益等等。”叶青说。 

此外,在三次分配中,我国慈善事业还很不发达,各种基金会相比发达国家来说还很少。美国每年的善款能够占到当年GDP的10%,而目前中国的这一比例还是相当低的。 

叶青告诉记者,随着总体方案的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也会下发,在某些领域贯彻实施。由于一些内容需要通过修改法律、调整实施细则来完善,可能需三到五年才会到位,所以尽早出台总体方案是有好处的。 

改革突破点 

垄断行业改革重点在于理顺市场和政府关系 

一直以来,在收入分配改革的讨论中,“控高”都是个大热点。“控高”主要在于调控部分企业高管、垄断行业和社会某些群体的偏高过高收入。“前几年平安老总年薪6000万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这只是个缩影。现在就是要改变这种意识,不能觉得央企、国企在纳税、就业上有贡献,高收入就理所当然。”叶青说。 

2001年国家提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发改委具体负责。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方案的几度难产源于各方利益形成的阻碍。 

迟福林认为,困难的源头是很多利益关系是难以调整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个人利益关系,都是难点,垄断行业的改革也不能再拖下去。当前改革的重点和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的作用。 

叶青看来,虽然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但市场做不到的事情就需要政府来做,这是市场和政府的分界点。目前政府最大的任务是一方面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一方面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和市场相互弥补。另外,民营企业能做的国企就不要做,地方能做的中央就不做,市场能做的政府就不做。 

他认为,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很难形成高度共识,如果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即使讨论一百年也难让所有人都满意,而总方案的出台是在合理层面的强力推行。 

“全国两会上就有企业家政协委员反对,他们认为提高工人工资企业就做不下去,因为廉价劳动力优势就没有了。按我们现在的国力主要矛盾不应是追求生产量和大量出口,应该是保障社会和谐,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转移到国外去就要转移,继续以低廉的劳动力和高度环境损耗作为发展优势将带来问题。”叶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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