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危机之后，终于在2013年开始出现复苏（除了塞浦路斯危机）。我们再也不用在周末还担惊受怕，草草做出决策以避免类似亚洲出现的市场反应。这一年，欧元区结束了经济衰退，美国政府关门，日本在“安倍经济学”和央行(the Bank of Japan, BOJ)积极干预下出现经济复苏，新兴市场波动频繁，通货紧缩蔓延，中国加速改革，美联储开始结束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欧洲银行业联盟惨败。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三个教训。
首先，货币政策是不对称的。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如果通胀率太高，央行能同时通过金融工具和制度结构抑制通胀继续上涨；但如果通胀率很低，他们则会措手不及，不敢积极地引导其上升。尽管使用了“非传统”政策工具（其实我们应该换换名称了，因为央行已经使用了五年了），但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过低的通胀率表明货币政策就足以避免危机但是却不足以稳定通胀水平。
对过度膨胀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和量化宽松引起的不确定性的担忧，尤其是政治性恐惧束缚了央行的行动。过去二十年里，日本正是如此，现在美国和欧洲也是这样。但我们越来越清楚的是，在需求约束下进行货币扩张并不会产生许多人所担心的过度通胀。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得出两个结论：必须强化央行的制度结构，以消除不对称，比如对央行增资从而消除购买资产后可能产生损失的担心；另一方面，为了减少这种不对称，央行应该采取更高的通胀目标，如3%。
其次，政治继续主导经济。虽然很多经济分析认为欧盟分裂不可避免，但目前还没有国家退出。重组希腊债务的过程就是由多个国家的政治需要决定的。这种重组在危机一开始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的，但因为德国的银行持有太多的希腊债务。一旦债务被甩卖，德国国内政客们就会认为重组是必要的。即便这种重组的收益是不确定的，但对欧洲外围国家会产生传染效应，对塞浦路斯也会造成伤害。
在短短半年里，美国就从政府关门和濒临债务违约的地步转而达成了一致的预算协议，弱化财政调整，以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这些协议并不是由于对该协议的影响进行经济分析后出台的，而是从政府关门后的民意调查所传达的信息中得出的，因为这次调查表明政府关门对共和党有巨大的政治成本。
欧洲银行业联盟的讨论结果很令人失望。是的，我们将会有欧洲监管，但却伴随着一个十分复杂的决策程序和一项决议基金，其中在决策程序里，政治平衡超过了经济理性(请记住2004年发生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上的事情，由于政治原因免除了对德国的制裁)，而决议基金是为了维护银行和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系，进而减少欧洲银行体系之间的碎片化而成立的。这是一种大退步，是一如既往地屈服于德国国内的政治需要，这会降低欧盟的增长潜力。总有一天，欧元区国家会对德国少数派说不的。
最后，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在近些年丧失了很多巩固经济改革的机会，这些机会本可以让这些国家在价格下跌和利率下调的背景下产生更高的潜在增长。今年夏季的波动很大程度上就说明皇帝是没穿衣服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黄金时期已然过去，绝大多数新兴市场面临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的挑战：减少非生产性支出和官僚习气，提升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增加税收，进行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
当然，这些挑战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墨西哥正在进行的改革就非常有效。因此，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在各国之间已经开始出现差异性，这和欧元区从2010年开始的情况完全一样。
许多经济争论在2013年也纷纷有了结论。债务/GDP比率超过90%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会不再显著；在流动性陷阱下过度紧缩财政不利于经济增长，还可能会提高债务/GDP比率。然而，这些结论又引起了许多其它争论，比如不平等的上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绝大多数经济复苏的利益都流入了富裕阶层——这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在零利率时，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工具便是金融资产价格上升，而富人的边际储蓄倾向更高——那么整体经济增长就会下降。
这一问题应当引起人们重新审视传统政策(财政调节和货币政策扩张的组合)的基本原理。综上所述，货币政策存在不对称，稍高的通胀率会更有效，以及美国财政部前任部长Larry Summers进一步引入的均衡利率为负的概念——储蓄和风险规避上升，公共和私人投资不足，和对存在长期经济停滞风险的争论，我们可以猜测目前正确的政策组合应该是同时扩张财政政策(主要是基础设施支出)和货币政策，以便更快地减少失业和减少不平等。
2014年还是有许多不确定，我们也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注：原文选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Op-ed项目，发表时间为201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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