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1978年，我国经济迎来了一个极其珍贵的“长发展周期”，亦即重要战略机遇期。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从1978年的3548亿元（世界第15位）提升到2012年的51.9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我国进出口总额也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在此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数以几亿计的人口从温饱线下逐步走向小康生活乃至现代化生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是如何继续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且努力将这个“长发展周期”尽可能延长，既不要贻误，也不要“挥霍”、“透支”。这就必须加强增长速度的调控管理，适时把握好经济增长的快慢节奏，以应有的战略勇气和战略定力，排除一切干扰，确保如期达到两个“倍增”目标（即到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及“两个一百年”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2年主动调低增速意欲何为？
数据表明，刚刚过去的10年(2003年至2012年)，我国综合国力、经济总量大幅提升，GDP年均增长率为11.2%，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令人关注的是，在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肆虐阴影、赢得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 “十二五”规划则确定经济增长目标为7%；与此相衔接，2012年初首次将年度GDP增长预期主动调减为7.5%，比上年（9.2%）降低1.7个百分点（实际执行结果7.8%）；2013年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全国人大第十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GDP增长预期仍是7.5%左右，这虽然是一个指导性指标，而不是指令性指标，但反映了宏观决策层反复权衡后形成的共识，决定着一系列政策思路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多年来常用的以“快”为标榜的一些表述语，比如“加快发展”、“快速增长”、“更快更好”、“又快又好”或“又好又快”等等都悄然隐去。关键词检索方法显示，近两年较为普遍的用语，已转换成“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或“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等，连颇有谨慎取向的“平稳较快增长”的提法也正在淡出。例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201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化同步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出，“要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放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凡此种种，是否都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达30多年的“快”增长阶段面临终结？意味着要更加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也就是说，将增长速度减慢一点，正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一些？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并且适应让中国经济增长这趟特快列车渐渐地平缓下来？意味着以GDP增长尤其是“快”增长为取向的干部业绩考核制度等等也面临终结？……
这是一个真正的拐点，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而在“长发展周期”（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视野里，接替而来的“较高速”（“准高速”、“次高速”、“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阶段依然至为关键，必须努力使之稳健延展，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适时转换“快”增长思维，将习惯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之“快”转换为着力追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之“好”，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
邓小平缘何全力推动快速增长？
速度，在战略框架里，从来都非同小可。GDP增长率或增长速度亦如此。
GDP增长率或增长速度，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反映多重经济关系乃至社会政治意义。对于遭受“文革”劫难、从积弱积贫起步的中国经济而言，其增长速度的快慢更是不同寻常。
对经济增长速度最具有战略眼光或战略自觉的，莫过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也是中国经济“快”增长阶段的最有力、最坚定的发动者和推动者。早在1984年6月30日，他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1990年3月3日，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他又指出：“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同上，第354、355页）。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还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初期头五年（1980年至1984年）的“加速发展”，并由此强调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同上，第377页）。
据《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披露，“速度问题似乎一直是邓小平的中心问题。他希望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又要避免‘大跃进’的危险”（第447页）。他甚至在更早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9月东北之行中），就论述了“速度”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就无法证明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第228页）。中国应该如何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第356页）。
正是从广阔的国际视角、政治视角洞察到了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性，邓小平才顶住了党内外在不同时期的一些质疑和非议，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比如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经济增长一度出现停滞，甚至有言论批评“增长太快引发通货膨胀”以及“深圳特区搞得太快”等等，对此，他再度旗帜鲜明地重申，不加快国家的发展，共产党的统治就会陷入危境（第616页）。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够快，经济停滞就会变成政治问题（第618页）。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第623页）。这几乎是这位世纪老人最重要的政治嘱托之一。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伴随着改革开放崎岖历程的逐次展开，不仅存在着姓“资”与姓“社”、姓“公”与姓“私”之间的争议，同时还暗含着“快”与“慢”之间的歧见，其艰难曲折令人扼腕。
实践证明，经济增长的快慢问题，关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关乎执政党取信于民的问题，关乎政治稳定的问题，关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问题。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增长率，特别是从1992年到1999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超过10%，并直接带动了随后10多年（截至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快速增长。可以说，没有如此一波接一波旷日持久的快速增长，不断壮大了综合国力，显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活力和潜力，那么，我国就不可能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不可能相继成功申办并如期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也不可能为下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赢得时间和奠定基础，更不可能跻身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大大扩展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或偏废乃至自我否定“速度”的意义，尤其是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意义。就总体而言，“快”增长阶段是全体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靠艰苦奋斗干出来的，靠脚踏实地一步步迈出来的，尽管也必须承认我们为之付出了甚至还将继续付出粗放增长的沉重代价。然而，从包容性发展理念来看，这或许正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走向兴盛与繁荣所不可避免的“成长的烦恼”和“崛起的成本”。
“快”增长阶段终结的原因何在？
既然经济快速增长具有如此丰富而又深刻（深远）的意义或内涵，那么，为何不再继续循此前行甚至上扬，不再继续争取更高更快的增长率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快”增长阶段的终结呢？本文主要做出以下三点分析。
一是为“自然增长率”的规律性作用所制约。经济学揭示，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无一例外都受到“自然增长率”的规律性支配。何谓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即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在特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组织化程度以及制度环境下，不受紧缩政策或扩张政策等外来因素的干扰而呈现出来的相对固有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的本质，是既定条件下的一种均衡，而要改变这种均衡或者创造新的均衡，取决于技术创新或制度改革等关键变量。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增长划分为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持续起飞阶段，强调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必须围绕新技术建立新的充满活力的管理组织，培养和组织新型工人，采用新的融资和销售方式等。
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处在典型的“持续起飞阶段”。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打破了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封闭僵化体制，让蒙昧已久的中国人得以了解外部世界，并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浪潮之中。后发优势又使成千上万的创业家们，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迅速发展起来；再加上起步之初GDP盘子很小，较易提高增长率或增长速度。现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已形成与发达国家大体相当的产业布局，但由于产业技术层次偏低，在产业空间相对饱和的背景下，就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产业层次、开拓新的市场来实现下一步的增长及发展。其中，技术进步至为重要，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R·纳尔森在《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书中所说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实物投资及人力投资主要是作为技术进步的伴随物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不大力推动技术进步，还在既有产业层次上继续搞低水平扩张，那么，其增速越高，就越有可能断送或偏废“长发展周期”（重要战略机遇期）。鉴此，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增长的绝对数（GDP基数）不断扩大，也确实到了主动调整增长率或增长速度的关键节点，即进入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通过调低增速，传递出要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调结构、转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的强烈信号，这需要战略勇气和战略定力。
二是为粗放增长模式的负面影响所制约。长期以来，我们在追求“快”增长的同时，由于缺乏经验、缺乏对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粗放增长模式，其典型特征就是“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其负面影响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高、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拉动、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内需外需不协调、城乡区域发展失衡等。
大量数据表明，粗放增长模式造成资源大量耗费和环境严重污染，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建设“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都构成了较大危害。据国家环保部称，全国经济增长中较为领先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区域，面积仅占整个国土面积的8%，但单位平方公里的污染物排放量却是其他地区的五倍以上。从2000年至2011年，这三大区域的煤炭消费量由5.05亿吨猛增到14.4亿吨，约增长300%，占全国煤炭消费增加量的55%，而这又是因为火电增长301%、钢铁增长617%、水泥增长263%等等。
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倘若再沿用下去，必将中断经济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它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廉价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环境消耗，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如果不主动加以调整，该消肿的消肿、该降火的降火，不仅“快”增长的正面成果难以接续或享用，甚至连“适度增长”、“平稳增长”的难度也会不断加大，以致严重制约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前景。
三是为世界经济环境趋紧的“新常态”所制约。各类分析表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低迷已被普遍描述为世界范围的一种“新常态”，其突出表现是需求的短缺化，即市场需求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竞逐的最稀缺资源。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是经合组织，对近期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都不乐观，美欧日等几大经济体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这必然影响到我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市场拓展等；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采用大体相似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也会制约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及其对增长速度的拉动。即使仅从增速角度考虑，如何“稳出口”也已成为宏观经济均衡发展中的一大挑战。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用“三速复苏”描述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她认为，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是“高速”增长版图，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是“中速”增长版图，欧元区和日本是“低速”增长版图（属全球经济增长“短板”）。她提醒说，尽管全球资本市场有好转迹象，但世界经济短期内难有大幅提升，看似可控的全球经济风险仍然暗藏玄机（《参考消息》，2013年4月12日第4版）。
必须指出的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仍在她所描述的“高速”增长之列；但是，相对于此前我国的“快”增长阶段，眼下则万不可陶醉于她的“高速”之论。自从启动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已日益深度融入外部世界，对外依存度越来越紧密。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的复苏回暖速度或程度肯定不同，而中国率先走出低谷，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升（2012年达到20%以上），似为举世公认，但即便如此，也断不能以“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之类而自夸或自慰。由于出口拉动受限，近年来已直接影响到它对GDP增长的比重，便是不争的事实。
可见，受“自然增长率”等各种因素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性放缓”已成定局，即快速增长似已走到尽头，只能转向趋缓。尽管在世界几大经济体中，我国能够在7%乃至6%这样的区间内“稳增长”，依然不可谓不“快”、不可谓不“高”，但由于经济体量（GDP基数）还将继续加大，从大的趋势看，增速减缓就成为必然甚至不可逆转，一般不会出现像“文革”内乱后转入重建时期那样的基于内生动力并合乎规律的高速增长或“快”增长。而“快”增长阶段的终结，则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并适应逐渐调减增速，适时转换“机遇意识”，即不能沉浸于以往那种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要抢抓提高创新能力、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这个新机遇，表现在增速调减上，就是要义无反顾地进入“适度增长”、“平稳增长”新阶段，进入“较高速”（“准高速”、“次高速”、“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新阶段，并牢牢定格在“长发展周期”（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框架之内。
如何“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及风险？
上述“新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快”增长阶段终结的“倒逼”效应，但接踵而至的突出问题，便是经济下行压力及风险加大。如何稳住宏观经济运行方向，采取各种有效对策排除诸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及风险，这考验着我们在国内外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下的应变能力、掌控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及风险，是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必须高度正视的一项新的战略任务，需要各级政府及有关方面都尽早摆脱以“快”为上的惯性思维，确立“去高增长”意识，破除“快速依赖症”和“速度情结”，促进全社会提高规律性认识水平，调整好一系列经济行为取向。同时，要解放思想，多管齐下，致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及风险。
一是必须加强增长速度的调控管理。“快”增长阶段的终结，对“稳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社会就业等需求所制约，增长速度应绝对防止出现剧烈震荡，也就是说，可以平缓下行，而决不能骤然下滑。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新阶段的基本定位是“不快不慢”、“不紧不慢”，这其实比一味求快的增长阶段更困难、更具挑战性，因此，必须以强烈的“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搞好增速调控，使经济增长避免陷入大起大落的窘境。
应当明确强调，“快”增长阶段的终结，并非“长发展周期”（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终结。放慢一点，正是为了拉长一些，这恰是一种战略自觉与战略自信，也是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内涵之一。
还应当明确强调，“快”增长阶段的终结，本质上是黑色GDP的终结、血色GDP的终结、水分GDP的终结、滥用“三公”消费GDP的终结、中秋月饼过度包装及送礼旅行GDP的终结……，而决不是正常速度的终结，决不是完全排斥增长速度，更不是主张绝对的慢或者越慢越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否则就没有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从而也不会有社会大局稳定。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与以往的提法有所不同。持续健康发展，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发展观，包括“科学增速观”！
二是必须切实提高“质量和效益”。顺应客观规律，主动调整经济增速，直接目的之一就是要进一步确立“质量和效益”意识,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质量和效益”上去了，即使增速调减一点也不怕，依然能“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及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快”增长阶段的终结，如果正是“高质量、高效益”阶段的开启，那么，所谓“趋势性放缓”不仅不是无可奈何的无所作为的“慢”，而且还慢得其所、慢得得当，完全有利于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从十八大报告看，“质量”正在成为执政党的一大倡导，以前所未有的强度进入全民意识，有望形成一种时代精神，全方位弘扬、全覆盖渗透。报告除了继续要求“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之外，还多次提到“城镇化质量”、“民主集中制质量”、“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这从一个角度警醒我们，在新的经济增长阶段务必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的思想自觉、战略自觉和行动自觉，使经济增长进入新的更高层次的良性轨道。
经验证明，要提高“质量和效益”，最佳途径就是鼓励创新，因为只有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才能赢得最好的“质量和效益”。所以，提高“质量和效益”，本质上就是要在更大范围倡导创新思维，在产品、供应链、产业链等方面多出创新成果，创造更高的附加值，以缓冲经济下行压力及风险。
三是必须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之后，在短短几个月内，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的体制改革，密集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清理审批项目、实行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理、启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具体举措，对提振全社会对深化改革开放的预期收效明显。现在，中央又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必将在收入分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财税金融体制、国资监管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改革无疑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宏观思考，加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不为体制机制障碍所束缚。各级政府要勇于担当，立志向人民负责、向历史负责、向子孙后代负责，将深化改革开放切实付诸行动，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讲稿里、屏幕中……
推进改革开放，有很强的时效性、机遇性，一旦错失便很难找回。而倘若找准了、干对路，就会极大地改善和优化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更大解放与发展。前一阶段，人们对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充满期待，其实正是对“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充满期待。全面深化经济社会重点领域乃至各领域的深刻变革，旨在继续释放“改革红利”，推动经济增长实现较长时期的“稳中求进”、“稳中有进”、“稳中有为”，促进各项事业发展。由此，何愁不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及风险加大的挑战？
四是必须大大释放民间投资活力。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以中国现实发展阶段的特点看，重视消费的拉动作用不能以偏废或低估投资的拉动作用为前提。其中的核心问题仍是如何正确处理投资、出口与消费三大“动力”之间的均衡关系。消费拉动固然重要，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投资的方向与结构，因此，不宜过早“冷落”投资。当务之急在于大力调整投资结构，也就是说，要严格约束政府投资冲动（主要限于公共品的供给领域），恰当用好社会投资，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民间投资也要注重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在产能普遍过剩背景下，应出台好的政策引导其加强或加大研发投入。没有研发投入，就谈不上技术创新。据统计，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R&D）经费支出为5994亿元，仅占主营业务收入的0.71%。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为5031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仅为0.93%，而主要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2.5%至4%。科技型小企业普遍融资困难，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这种状态不改变，就不可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下行压力及风险不仅缓解不了，久而久之，还会累积加重。
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说过，“资本所有人可以说是个世界公民”。民营经济一头连着经济繁荣，一头连着社会稳定。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卸掉“弹簧门”、打碎“玻璃门”，引导好民间投资的方向和路径，可以分散或冲抵因政府过量投资而容易酿成的财政和金融风险，避免增长速度大幅下滑。无数事实证明，民间投资兴，则市场经济兴；民间投资活，则市场经济活；民间投资稳，则市场经济稳。只有“稳投资”，才能“稳增长”！
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部署，着力改革注册资本登记制度，以放宽市场主体准入、降低创业成本、创新政府监管方式，这必将大大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新兴生产力发展，巩固经济增长“稳中向好”态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明确肯定，“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并且首次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对稳定民间投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具有深远的鼓励、支持和引导意义。在进一步正确处理、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关键是应当赋予民间投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更加可靠的合法性、正当性，加快“法治中国”建设，使整个中华文化坚定支持各类勤劳致富、智慧致富、诚信致富的创业者，让那些充满创业精神（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民营企业广受赞许，并成为全社会效仿和仰慕的对象。倘能如此，就会激发出足够巨大的能量和活力，促进更多的小微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企业成长，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规避经济下行压力及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社会，真正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