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变化近期引发诸多关注。受四万亿计划刺激，中国经济增速在2010年1季度反弹到11.9%高位，此后逐步回落并在过去两年企稳于7.5%上下。面对经济调整形势，2010年下半年就有市场评论人士呼吁出台新刺激措施，此后各种救市诉求更是不绝于耳。今年经济调整爬坡过坎，形势更为复杂困难。对于中国政府是否应实施刺激政策，近来出现新一波更为强势与微妙的舆情表达。
先是在5月中旬中国国新办举办的吹风会上，有关部门资深专家官员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把新政府宏观政策概括为“微刺激”，认为“微刺激”比较能够反映“预调、微调、适时适度调节的特点”，多种“微刺激”手段保证了财政政策积极、货币政策稳健，符合经济发展需要，有效果。这个观点不久被多家媒体解读为官方首次承认“微刺激”存在并且合理。6月5日，中国权威官方媒体连发三篇文章，从不同侧面阐述新政府的微刺激政策，批评用“不刺激”刻画“李克强经济学”存在“以偏概全”。
笔者同意上述讲话和系列文章的不少内容，赞同政府“稳增长”举措与改革调整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等重要观点。新一届政府已经和正在实施的稳增长措施是务实、必要和正确的，然而，对是否一定要把稳增长政策甚至更为广泛宏观政策表述成“微刺激”，笔者存有疑问。
什么是刺激政策？刺激一词译自英文stimulus或 stimulation，本意指外部力量对特定系统作用引发反应，借用到经济领域有经济刺激之说。观察政策讨论实际情况，经济刺激大体指政府在短期内采用增加负债和扩大货币供应等方法激活总需求和拉高经济增速，特别是指经济遭遇严重危机特殊环境下，而采取的超常力度的托市和干预手段。经济刺激具有明显副作用，一般在迫不得已情况下采用。
由此，大体可对经济刺激概念做几点讨论。刺激不是标准经济学概念，比较缺乏学理层面准确定义。例如《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收录有“稳定政策（stablization policy）”等词条，其中包含对积极、扩张政策工具解释，并未发现有关刺激的概念界定。国外各种流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阐述宏观经济政策时，一般会定义积极或扩张宏观政策工具，不过通常并不用刺激之说。
由其原意决定，刺激政策比较强调超越经济运行规律并从外部发力来干预宏观经济运行，因而并非具有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逆周期调节手段（或机制）都属于刺激措施。如现代公共财政包含收入累进税以及在“收入测试（the means test）”基础上形成的某些社会福利支出设计，客观上具有嵌入式逆周期调节功能，然而这类调节是现代市场经济架构和机制功能，与强调外部干预的刺激大异其趣。应对经济一般周期性衰退，央行通常会逐步下调利率，然而降息往往是对早先反通胀阶段较高利率水平的退出和回调，与刺激含义也有显著差别。
刺激一词，较多用于描述应对资产负债表危机等特殊环境下的力度较大的救市政策。面对资产泡沫导致的金融危机，为避免金融系统休克崩盘或经济严重萧条，政府可能会实施超常救市措施，尤其契合刺激一词含义。需要指出，即便在严重危机环境下，政府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考量，不得不出重手刺激，这类政策仍具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好比患者服用激素或实施化疗对人体有副作用一样。因而政府理应恪守审慎稳健的宏观政策方针，尽量避免出现不得不重手刺激的经济形势，在非危机环境下则以远离刺激政策为宜。
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刺激一词近年在宏观政策讨论领域的流行度大升。出现这一现象，除了市场上总有做多与做空力量（做多方通常倾向于呼吁刺激作为支配策略诉求），更与晚近时期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政策演变的两方面基本特点有关。
一是美欧发生资产负债表危机后，不得不出台刺激政策。美国2008年下半年全面爆发金融危机，政府采用超强财政和货币刺激手段救市。欧元区2010年上半年爆发债务危机，随危机深化并向银行与金融危机转化，欧央行加大刺激政策力度。在发达国家这场“看谁激素吃得多”的怪异比赛中，日本也不甘二十年“低增长稳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上任后连射刺激之箭。超强刺激虽使美欧经济避免金融系统休克崩盘危险，却难以彻底改变经济疲软乏力困境。在短期刺激长期化的病态政策环境下，刺激几近成为发达国家宏观政策代名词；由于发达国家话语权较大，刺激随之成为国际宏观政策讨论的流行词汇。
二是中国实施罕见刺激政策。中国政府2008年底决定实施四万亿投资计划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官方表述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一揽子计划”等，不过具体内容确实堪称大规模刺激，中国高层也曾公开采用过刺激表述。首先，应肯定在当时外部危机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形势下，出台较大力度扩内需促增长措施是正确的，四万亿计划也有多方面积极成效。不过，进一步观察不难看出，当时中国经济并未发生资产负债表危机，金融系统也无崩盘风险，是否需要像面临深度危机那样重手刺激有待探讨。由于一段时期讨论宏调政策言必称刺激，思维惯性使人们把刺激政策与稳增长甚至宏观政策等量齐观。
北京“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政策以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为优先目标，以应对失衡挑战和化解风险为重要任务，以扩大内需呵护增长作为常规性工作，在复杂困难的调整环境下较好实现了推改革、促调整、控风险、稳增长等综合目标。就稳增长政策举措而言，无论是利用多种货币市场工具保证市场足够流动性，还是定向降准及多方实施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政策，抑或加速推进税制调整减轻企业负担，又或加大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等民生项目投资——这些政策更多从经济系统内部发生调节作用，与强调外部发力干预为特点的刺激政策关联度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