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最近提高了对德国长期经常项目盈余的批评声音，这凸显出关于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深刻分歧。批评者想要德国增加进口、减少出口，从而为全球需求做出更大贡献。德国人则认为维护其强劲的国际收支盈余对于德国在欧洲扮演稳定者角色至关重要。
双方观点都必定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上获得充分的支持。不幸的是，这场争论总是太多地披上了意识形态色彩，而太少关注事实。
一国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可以反映诸多原因，包括商业周期、人口结构、投资机会和经济多样化等。它还可能反映了政府的财政盈余偏好；毕竟，经常项目盈余的定义是公共和私人储蓄超出投资的部分。
在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美国决策者不担心持续的经常项目赤字（最高时超过了GDP的6%以上）。他们首先指出，盈余无非反映了世界对上佳美国投资机会的吸引力，考虑到美国的增长并不比新兴市场快，这一离场有些奇怪。
随后，学术研究者找到了关于美国为何可以维持巨大赤字而不招致巨大风险的更合理的理由：投资者对多样化、安全性和流动性的渴望维持了美国资产的全球需求。但决策者应该认识到，即便这一更好的理由也有局限性，持续大规模经常项目盈余通常是更深层次问题的警示信号——在当时的美国是家庭为融资买房而进行的过度借贷。
当然，在德国的问题上，我们讨论的是盈余而不是赤字。虽然盈余超过了德国国民收入的6%，已骎骎然与危机前美国赤字水平相当，但是别忘了，德国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按市场汇率衡量）。
但是，正如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的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德国的问题。较小的北欧经集体，包括荷兰、瑞士、瑞典和挪威，总盈余占国民收入比与德国不想上相，若用绝对数字衡量则更有过之。因此，这一问题显然应该引起注意。但原因何在？与政策有关系吗？
显然，我们不可能批评北欧汇率低估。几乎从任何购买力标准衡量，欧元都是被高估的（瑞士法郎高估得更多）。
凯恩斯主义者看到这些盈余会说，北欧国家应该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提高内需来让盈余下降。他们的话不无道理，但他们把说的太自信了。许多研究表明，私人储蓄和投资的变化倾向于抵消部分财政赤字的经常项目效应。
比如，德国提高财政赤字几乎不可能成为欧洲的决定性因素。IMF和其他机构的研究表明德国财政政策对欧洲的需求溢出效应可能十分微小，特别是对希腊和葡萄牙等欧元区受困经济体而言。德国的贸易伙伴是全世界。
欧盟委员会最近完成了其自身的德国盈余问题报告，认为很难一一确定其诸多因素，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比如，德国的资本商品商因为中国的增长而获益良多。
尽管如此，欧盟委员会令人信服地指出，刺激公共和私人投资的政策可以在短期减少盈余，在长期提振德国的增长。还可以加上一点：许多北欧国家的服务和零售部门仍然存在巨大的竞争障碍。消除这些障碍能够提高所有商品的消费，包括进口品。
德国指出其强劲的收支盈余状况体现了欧洲的脆弱现状，这也是正确的。如果投资者怀疑德国的金融基本面健康状况和决心，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2012年夏所做出的“竭尽全力”拯救欧元的承诺还会如此有效吗？
与此同时，同样正确的是，德国原本可能更容易、更慷慨地利用其收支盈余平息葡萄牙和希腊（也许还包括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外围国的债务积压问题。
总而言之，持续大规模外部失衡是全球决策这需要密切监控的问题，因为正如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所标明的，它们可能是需要深度调查的问题的表征。盈余国的批评者正确地指出，有盈余则必有赤字，盈余国和赤字国的政策都应该仔细检视。但指望简单的答案——如更多财政刺激或更多紧缩——成为万灵丹是不正确的；在更多时候，根本问题与债务、结构僵化、投资不足和竞争力疲软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