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于最近举行的中国发展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第十五届年会上，向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提出的问题。这次会议聚集了许多中国顶级官员、一个国际学术界代表团、多边组织首脑及企业高管。我从2000年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发起论坛时就每年参与。我可以证明，这论坛是中国最重要的讨论平台之一。朱镕基鼓励大家在论坛上交换观点，让它成为对中国改革者真正的智力测试。
我自90年代末就认识楼继伟，向他提出这一问题正是出于上述精神。在担任财政部长前，他曾任财政部副部长及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首任董事长。对我来说，他一直是个直截了当的人，充满求知欲，有卓越分析能力，也是个具前瞻性的市场改革支持者。他和他的导师朱镕基是一脉相承。
去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中国的新改革方案，强调市场力量在决定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我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在提问之前，我先讲述了在制定中国主要经济目标时，目标值和预测间的内在矛盾。我指出，前者属于早已过时的中央计划经济，而后者则与基于市场的结果更一致。目标值让人想起的是权力无边，由国家主导的增长机器——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达到预先确定的数字。
尽管这听起来像是鸡蛋里挑骨头，但继续以目标值来作为经济目标，给人的信息是坚定、明确的指示，似乎与政府的市场导向想法相悖。放弃这一概念难道不会发出更强有力的信号吗？中国摆脱中央计划经济的最后残留部分，现在不正是时候吗？
楼继伟回答说：“这是个好问题。”
他接着说，中国实际上正在摆脱只强调增长目标的思维。如今，政府强调三个宏观经济目标：就业创造、价格稳定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而正如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提呈的年度《工作报告》所显示，上述三个目标是顺序排列的，即GDP增长是位列最末的目标。
这让中国与其决策者有宽裕的腾挪空间，来应对当前的增长减速。与大部分西方观察者不同——他们对偏离官方增长目标值的幅度非常注意——中国官员的思维其实要开放得多。他们较不关注GDP增长本身，更注重的是产出增量中的劳动力成分。
考虑到中国经济已来到结构转型的关键——期待已久的向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的转变，这一点尤其重要。服务业目前已占经济的最大份额，其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就业岗位，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加起来还多近30%。在日益由服务业领头、趋于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中，中国经济管理者可以更游刃有余地面对GDP减速。
去年是很好的例子。2013年伊始，政府宣布计划创造1000万个新城市就业岗位。事实上，中国经济增添了1310万名工人——尽管GDP“只”增长了7.7%。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可以在GDP增长为7.5%的情况下实现其就业目标，决策者就不必担心和推出一系列反周期措施。事实上，在今年的中国发展论坛上，许多部门的高级官员都传递了这一信息：减速，是的；重大的应对政策，没有。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人行不追求单一目标。相反的，人行是根据他所谓的“多目标制”制定货币政策。“多目标”包括了价格稳定、就业、GDP增长及外部收支平衡——最后一个目标肯定了人行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权。
周小川强调，问题在于权衡多目标制政策中的四个目标。他坦承，这个问题因为必须耗费更多精力在金融稳定上的新需求，而大大复杂化了。
所有这些都显示，中国将采取与其第一个三十年增长奇迹截然不同的方针。自1980年代初邓小平改革开始以来，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数字目标值的关注一直在减少。国家计划委员会也演变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尽管办公地点仍在北京月坛南街的那幢大楼里。此外，慢慢地，经济管理者也成功地大幅削减了各部门苏联式计划经济。但计划和总增长目标值仍然存在——而有无上权力的发改委仍高高在上，掌握着控制权。
这样的日子已成为过去。新的改革“领导小组”正在边缘化发改委，而中国级别最高的财政和货币决策者——楼继伟和周小川——就快迈出市场经济长征的最后一步了。他们对灵活增长目标的解读，意味着他们基本上和大部分发达世界决策者站在同一阵线。现在的“计划”是项制定目标的工作。从现在开始，中国经济波动及这些波动所意味的政策应对措施，也必须以这个思路来考量了。
英文原题：The End of Chinese Central Planning，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