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核心，就是让市场在整个经济运作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通过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释放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动力及红利。所以，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金融市场的一系列改革已经启动，比如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股市的注册制等。
任何一次重大的制度改革，都是一次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所引发的金融体系重大改革前的躁动也前所未有。这种躁动不仅是不同阶层之间的重大利益的碰撞，也决定了中国金融改革的风险高低、未来市场走势及金融改革的成败。
比如三中全会后，中国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能够爆炸式增长，就在于它成长的天时与地利。一是利用了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及智能手机技术，而这些技术正在改变着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经济模式、思维观念等；二是中国传统金融的管制与落后，严重损害了市场发展及绝大多数人利益，互联网金融出现就是要冲破这种管制，给市场及普罗大众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但互联网金融的核心仍然是金融，不是互联网技术。因此，互联网金融的任何交易，都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金融所具有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外部效应、公共性、弱势投资者利益容易受到侵害，需要保护政策、谨慎监管等本性，互联网金融也是不可改变的。
因此，如何平衡互联网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是政府之职责。但当中国央行提出对互联网金融要进行监管时，市场一片哗然。有人认为，央行这样做，严重扼杀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并把互联网金融扼杀在襁褓之中。甚至于更多的人认为，这是因为互联网金融动了传统银行业及银联的乳酪。面对当前中国盛行的“金融民族主义”来说，央行互联网金融政策更是看作外国势力入侵中国一种方式。可以说，当前中国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是与非的激烈争论，其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还有，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开始在逐渐贬值，特别是在央行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之后，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更大。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尽管央行一直强调当前人民币汇率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人民币汇率既没有单边升值的理由，也不存在人民币汇率长期贬值的依据。这主要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但是本文认为，在以信用货币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在资本账没有完全放开、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说当前人民币汇率是均衡汇率并非是市场之现实。当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中国央行所主导。
如果人民币贬值失控会怎样？
因此，在中国央行对人民币汇率变化主导的条件下，央行对这种变化有没有足够的控制力？如果没有这种控制力，当人民币汇价跌穿某个水平时，中国企业对此有没有足够的承受力来应对？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不少中国房地产企业都在海外融资。如果海外融资成本全面上升，再加近期中国住房市场正在发生的巨变，如果人民币贬值失控，会不会挤破已经持续多年的中国房地产泡沫？并由此引发中国的银行危机、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呢？这些同样是中国争论很多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资本账没有完全放开、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扩大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波幅，会彻底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让套利热钱逐渐退出市场，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也是对中国经济及企业市场化的一种测试。但是这一步不仅增加未来中国金融市场一系列的不确定性，也引发国内外金融市场前所未有的躁动。
再就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融资成本全面上升，企业债务违约危机开始出现。先是信托违约忧虑，后有以“超日债”为代表的企业债出问题，最新发展是违约风潮已经蔓延到房地产企业债券及银行贷款。而且2014年第二季度更可能掀起一股中国企业债务违约之高潮，使得整个市场违约风险正在急剧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否为美国的“贝尔斯登”时刻而引发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面临不断出现的企业债务违约危机，央行是出手相救呢？还是容许这些烂债企业违约、打破以往逢死必救的定律呢？同样是摆在央行面前的大问题。
如果央行出手相救，金融市场的市场化主体如何来确立？没有市场化的主体，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如何可能？如果央行不出手并让企业破产倒闭，对中国金融市场及银行体系的冲击有多大？是否会引起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危机？这些问题同样引发了中国金融市场巨大的躁动。现在市场在密切关注央行的取向，其处理手法及方式。
最后是存款利率市场化问题，尽管周小川行长希望在一两年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但是市场是否有此耐心是相当不确定的。因为，就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状况来看，许多问题都是价格机制扭曲的结果；存款利率不市场化，这种价格扭曲就无法解决。存款利率放开，不仅涉及到中国金融市场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如严重削弱中国大银行的盈利能力，也涉及到弱化央行对金融市场调控能力的问题。
因为，当前中国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有几方面问题要解决。比如，一是建立起新的基准利率体系，替代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基准性，及新的基准利率体系全面转型。二是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及建立起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等。也就是说，在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放开前，巨大的市场躁动同样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