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完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化旧格局已渐入迟暮；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可望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更应关注经过30余年高速增长之后，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已发生变化，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次高的新平台。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值此战略转型的关节点，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应静观其变、平心静气、小心翼翼。
全球危机步入“新常态”
正在展开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非常深重的危机，其程度之深，堪比上世纪30年代危机和70年代危机。用长周期的眼光来分析此次危机，我们就会看到，危机之前，全世界曾经产生过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这个阶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这次危机之前，长达近20年。其基本特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同时并存。而且，同过去不同，此间，各类国家都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比较平稳，自不待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其增长速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更令世界瞩目。在拉美地区，经历了70年代“失去十年”的困顿之后，各国经济也真正得到恢复和发展，现正方兴未艾。非洲地区尤其突出。自从民族独立之后，那里的经济一直没有经历过像样的增长，而在过去的20年中，非洲的增长开始进入正常轨道。
然而，危机之前全球长期增长的历史，也带来了一些误解。最大的误解就是，有些人误以为如今世界这么美好，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以至于有“历史终结”的妄言。
历史并未因人们对其误读而改变自己的轨迹。长期繁荣之后，长期的衰退接踵而来。2007年开始的全球危机，结束了本轮经济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至今虽已过去了6年，但仍无恢复的明显迹象。作此判断的根据有二：其一，导致危机发生的主要因素，即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财政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严重扭曲，基本依然故我；其二，在救助危机的过程中各国相继推出的超常规调控措施，在防止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死亡效应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副作用来。过度的货币供应、政府债台继续高筑、松懈的市场纪律、以及社会动荡愈演愈烈，便是其中最显著者。
因此，美国的财政、债务及经济危机，欧洲的债务和经济危机，以及日本的政府债务和经济危机等，都将长期持续。我们判断，5到10年后世界经济是否能够恢复正常轨道，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这一判断在国际社会上可以找到诸多印证。例如，2013年2月在俄罗斯结束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就确认了这一趋势。会议公报称：“由于政策不确定、私人去杠杆化、财政拖累、信贷中介受损以及全球需求仍处于再平衡过程中，全球经济继续表现疲弱。”就是说，如果各国宏观政策不能回归稳定、私人去杠杆化进程未能最终完成、财政悬崖问题依然不能得到决定性缓解、金融功能不能真正恢复、各国间的国际收支尚未重归均衡，危机就将仍然继续。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传统上，经济危机可能表现为连续若干年的负增长，但是，由于大剂量的调控政策被强力推出，现阶段的危机并不表现为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等。我们应当学会在这种新形势下生活。
新的“货币战争”已然开始
危机既然在持续，各国间为争夺最好的恢复条件的明争暗斗自然盛行。在此情势下，新的“货币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我们可以从“量”和“价”两个角度，清楚地观察到它的产生和发展。
就量而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世界的货币当局几乎都在印钞票“放水”：美联储4次数量宽松在前；欧洲央行启动最后贷款人机制随后；安倍政府立足未稳，日本央行便在其胁迫下，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使日元对美元汇价下降7%，对一揽子货币汇价更急降20%；中国亦未“免俗”，自2009年推出4万亿投资以来，一直受困于货币信贷供给过多——M2走势重攀高位并一路上升，形成令人生畏的“堰塞湖”。再加上密如蛛网的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处在货币泛滥的洪水之中。但是，为了解救危机的燃眉之急，各国政府依然热衷于放水，大有“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之势。这些事实说明，新的货币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不过是采用了新的形式，凭籍新的借口而已。
就价而言，在各国竞相实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各主要国家货币间的汇率也变动不居，出现了竞争性贬值趋势。汇率变动，因此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各国均陷入程度不同的危机之中，唯有中国风景独好。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了。认真分析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倾向于认为，自2008年开始，中国连续30余年、年均近10%的高增长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国民经济落入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的平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减速，是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我们无法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变它。
如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此即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在支撑经济增长的诸结构中，最重要者，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正是这些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时期。
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一产比重下降，二产（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三产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一次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产业中，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二次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二产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一产（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便意味着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二产已趋饱和，人口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之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下滑。
再看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在过去30余年中，每年高达1000万人的劳动投入增长，是支撑我国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转移人口日趋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趋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就资本投入而言，过去30余年，中国的资本投入增长率是逐年提高的，然而，近年来，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已经导致中国几十年高悬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这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技术进步的动态仍然令我们失望。我们希望技术进步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我国经济的痼疾，至今未见显著变化。总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趋于下降。
潜在增长率构成未来我国现实经济增长的基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实验室的预测结果，2011～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会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详见表1。
经济减速不可怕，关键要提高效率
断定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虽然听起来不那么令人振奋，但考虑到结构性减速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新的压力、动力、机遇和空间，这一变化是值得欢迎的。
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但是，30余年高速增长波澜起伏，其间还经历了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的增长也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环境污染等等，便是其中最显著者。如此等等，使得中国百姓享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大打折扣，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更难得到与GDP增长率同步的提升。这些代价，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分。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水分，主要体现在投入产出的效率降低上。
从投入看。以GDP来衡量，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大。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相当于GDP一半的高投资以及接近GDP10%的净出口支撑着的，仅此一端，便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如果把生态环境等外部影响也视为“投入”，我们为增长付出的成本更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2年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不断下降，到2011年，仍然高达4%左右。若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便仅有5%左右。
从产出看。对于我们这种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水分，关键要看投资能否形成有效供应。如果投资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资固然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形成规模日大的流通库存，并进而迫使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与这样一些流通库存和过剩生产能力相对应的产值，同样构成经济增长的水分。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形势日趋严峻，传统产业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已是痼疾，就是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增长势头也令人担忧。统计显示，当前我国产能利用率平均已低于80%，有些产业甚至低至70%。按照85～90%系正常水平的国际标准，我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接近危险水平，有的行业已进入破产的境地。应当说，产能过剩已经形成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死荷重”。
将投入和产出对比起来分析，便形成评判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综合指标。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指的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既定的产出，或以既定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近年来，在增长至上的激励机制下，各地对增加投入普遍高度重视，但很少顾及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更忽略了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效益联系。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伴随经济增长率的高悬，我国的经济效益提高缓慢，甚至有所下降。中国全社会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数据，清楚地刻画了这一变化的轨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1995年，平均为2.3；第二阶段为1996-2011年，平均为3.5；后一阶段竟比前一阶段上升了52.2%！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现阶段增量资本产出比明显偏高，如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其增量资本产出比基本维持在2.0的水平，此后则缓慢下降。
显然，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长期居于高水平，但速度过快，难免“泥沙俱下”，其中包含的水分不可小觑。如此，倘若我国经济在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大大压缩了其中包含的水分，换言之，如果增长速度之下降换来了效益的提高和质量的改善，那么，我们经济增长将更为真实，人民将因此得到更多的福祉。这种变化并不可怕，反而是值得欢迎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这种差距在根本上决定了两类国家的经济差距。因此，所谓发展问题，所谓赶超问题，所谓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质上可归结为缩小两类经济体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问题。因此，比过去稍慢但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恰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恰为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切实的物资保证。
新阶段必须调整宏观调控思路
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以及应对危机手段之捉襟见肘，使得在上个世纪后20年已被视为敝履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卷土重来，货币扩张几乎是各国宏观政策的不二选择。
凯恩斯主义产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它在防范危机恶化，从而避免产生多米诺骨牌死亡效应方面，确有明显效果，但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工具着眼于短期，其药方的疗效或属引鸩止渴，或属麻醉缓释，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救助因长期结构性失衡所造成的大危机。
首先, 需求管理在总量扩张上能发挥作用，但对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所起作用甚微。如今全球各大经济体陷入危机，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深层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美国的货币扩张并没能使得依靠私人消费需求支撑增长的方式有多大改变，而中国的总量扩张，也有导致结构进一步扭曲的副效用，例如产能过剩问题、单位GDP 能耗上升等等，在近年来事实上进一步恶化了。其次, 全球需求刺激政策已经走到末路。一则，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恰如强弩之末；二则，需求刺激政策的潜在风险由微而著。再次，从国际范围看，单纯的需求扩张，极易引发贸易战、货币战，损人且不利己。
因此，如果我们判断当前全球危机的本质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失衡、发展方式偏颇和创新能力缺失，如果我们认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构成我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真正基础，那么，我们的宏观政策就要及早转型，需求管理应当缓行、慎行，而供给面的体制机制调整则应尽快进行。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我们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及早向供给管理转型；政策重点尽快由短期的救市和维稳，转向效率的提升和增长潜力的提高，哪一个国家就能更快地调整好自身结构以适应全球发展新格局，也就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竞赛中胜出。
宏观稳定，微观搞活
着眼于调整结构，为未来经济增长培育后劲的宏观经济政策，可概括为“宏观稳定、微观搞活”。这种政策转变的核心便是，从关注需求管理转向关注供给机制的培育，转向关注激励、效率、竞争、生产率以及资本形成等这些有利于提高潜在产出的因素。
显然，关注供给、关注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套放松管制的政策体系和激发市场活力的改革安排。它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通过解除各种刚性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土地市场）效率，籍以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
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有效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而解决产能过剩的政策工具，也应通过改革，主要从供给方寻找。
其一，从产能过剩的表现来看，更多是由于供给过剩而非需求不足。目前，一些传统产业以及新兴产业所出现的产能过剩，从投入产出角度看，是有了大量投入，却形成了一些无效的或过剩的产能。
其二，从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来看，尽管有周期性因素影响，但更主要是体制性的、供给面的原因。一些企业（特别是那些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在扩张过程中，不计成本、不顾后果、盲目扩张、重复建设，这是导致的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有人说，重复建设在市场经济中也是正常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的损失是由企业自己来买单的，而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造成的损失可能最终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来买单，因此，一些企业或地方政府在投资决策时就会更加“大胆”，他们会通过给土地、赠与矿产资源、低价甚至免费的方式推动投资，使其投资行为发生扭曲。我院的一项经验研究表明，产能过剩较严重的地方，恰恰是政策倾斜区域和扶持性产业。
其三，从治理产能过剩的思路看，要想从根子上解决产能过剩，还需要供给管理的思维。过去我们主要通过上项目，增投资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或可因新投资需求的出现而暂时缓解当前的产能过剩，但会导致未来新一轮规模更大的产能过剩。鉴此，我们必须摒弃以创造新的投资需求来消弭过剩产能的传统做法，应通过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来最终抑制我国产能的盲目增长。
稳妥应对美联储的“量宽”退出
数月前，美联储宣称将渐次退出其数量宽松政策，在全球“吹皱了一池春水”，引起各国当局剧烈躁动。9月18日，美联储又宣布暂缓退出数量宽松政策。市场预期再次出现混乱。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动态确实值得高度关注，因为，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联储事实上在制定并执行着全球的货币政策。但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既深，影响渠道也相当复杂，因此，评估量宽退出的全面影响，既要厘清其可能采取的形式和渠道，也需要结合国际形势发展和各国国情。
要评估量宽退出的效果和影响，首先还须对量宽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客观地说，面对本轮危机，各国共同行动，尤其是共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是充分汲取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宏观调控教训的老成之举。这些政策，对稳定全球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危机并未因此而逝去，危机的最恶劣的影响却显然被避免了。据IMF研究，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政策可能已使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下降超过100个基点，所带动的全球产出增长高于1%。这意味着，当全球经济可能陷入大萧条之时，以美国为首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发挥了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和稳定局面的积极作用。
当然，宽松货币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为未来通货膨胀积累了潜在的货币基础，是世所公认的弊端。但这实在只是浅表现象。影响更为深远的负面作用是，它纵容（利用）了新兴经济体的失衡，使其可以通过投资大于储蓄的经典路径，维持经济较快增长。据IMF的估计，2009年量化宽松政策推出后，新兴市场累计资本流入近4万亿美元。显然，一旦这些资本撤出，如近几个月显示的那样，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失衡状况将进一步恶化。近期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出现的问题，就是明证。
应当看到，数量宽松货币政策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市场干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因此而扩张到了3.5万亿美元，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本就全面、广泛而复杂。如今的量宽退出，或许会面对更为复杂的情况。从3.5万亿美元巨额资产负债表逐渐回缩，这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在此期间，联储不仅要维持债券市场的稳定，恢复其正常结构，还要尽量保持其他金融市场的供求平稳。加之，几年来，联储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繁多，可能的操作组合也相当复杂，较容易产生政策的不透明性和市场的误解，这一切都会加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使得其退出过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美国实施量宽退出，其过程也是渐进的，一切要视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走势而定；另外，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正在兴头上，欧洲为巩固前一段治理成效，短时间也不大会收紧。
美国量宽退出的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宜被夸大。首先，现在大家担心量宽退出有不利影响，主要是担心国内资本会因此而大规模流出。这种看法至少是片面的。而且，在我看来，即便出现这种状况，也未必一定是坏事。
其一，如果说量宽政策的推出，曾导致大量资本流入中国，使得我们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因此而增发了大量货币，致使我国货币政策完全被外汇储备的动态所绑架的话，如今，倘若中国出现资本外流，那也会产生纠正国内金融结构的正向影响，其总体效果，是理顺国内金融结构，使得货币政策操作回归正常结构和平台。
其二，如果量宽政策退出确实导致一些资本外流，我认为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一定规模的资本外流，对国内而言是启动去杠杆过程，它是挤泡沫的一个积极过程。这种市场清理机制是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种清理是有代价的，甚至会导致一些企业倒闭，但其长期效果肯定是正向的。
其三，量宽政策退出意味着美元供应将不断收紧，其汇率将趋于走强。如此，最可能的结果，是导致用美元定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这将有利于降低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利润水平，也有利于巩固经济增长的企稳势头。
总之，一旦美国实施量宽退出，中国可能不会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的现象。退一步说，即便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我国外汇管理或许需要因此采取一些对冲政策，但其对我国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总体影响，或许还是正面的。当然，正如我们近年来应对外汇储备连年巨额流入而采取各项对冲措施是多样化和综合化的，应对外汇储备的流出，也需要多样化和综合化的政策组合，其间的不确定性和因此引致的国内金融市场波动，也会使得这个过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首先是量宽政策退出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在方向上和规模上出现急剧变化，以及因此而引致的国内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的变化及其不确定性。需要提醒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前，危机国家均爆发了程度不同的流动性泛滥，这种状况与日本采取数量宽松政策，在亚洲地区形成大量息差交易（carry trade），密切相关。这一次，我们必须坚决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其次，应当考虑到国内正在推进金融改革，应把国内改革节奏与这个不确定的外部冲击因素统一起来考虑，防止出现风险叠加，从而积极推进国内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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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这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崭新阶段。
改革和开放，一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取得世所瞩目伟大成就的两大因素。就两者关系而论，以开放促改革，则始终是一条比较清晰的路线图。此次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方案，进一步强调了改革与开放之间彼此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方案的发布，也宣布了中国新一轮改革进程的启动。
过去的33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可识别出明显区别的递进阶段。
1980年，始以建立深圳等四大经济特区，继以建立沿海对外开放带，直至浦东开发开放，中国坚定地迈出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从那时至中国正式加入WTO，是中国对外“政策性开放”时期。其基本特征，就是我们主动地选择若干领域、地区和产业，主要采取特殊优惠政策的方式，有选择地引进国外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逐步建立起出口导向的经济体系。
经历长达13年不懈努力，中国于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开创了对外“制度性开放”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就是中国全面接受了一套由发达经济体预设的规则、体系、做法和“最佳实践”，全面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同时，在过去长期实施“引进来”战略的基础上，中国的企业开始走向世界。
此次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应视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它站在过去十年全面实施制度性开放的高台上，设定了“全面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的更为宏伟的目标，以期保证中国稳步成长为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大国，为增进全人类的福祉贡献力量。
建立上海自贸区，也是我国应对“世情”重大变化的战略举措。这个世情，就是全球治理体制的变化。
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续有20多个国家加入了该组织。然而，新兴经济体的相继加入，固然强化了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但也对国际经济秩序施加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逐渐向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发展。这使得发达经济体感觉到，WTO作为全球战略工具的价值，显然较预期要小得多。
于是，G20开始受到他们的青睐。利用这个平台，发达经济体一方面可以重新开设其感兴趣的议题，另一方面可以回避由157个成员组成的难以掌控的WTO格局，在较小的治理平台上发挥掌控力。于是我们看到，在G20平台上，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低消费、高储蓄等一系列中国国内问题，被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密切联系，成为打压中国的工具，为发达经济体重新塑造国际分工体系张目。但是，毕竟无可奈何花落去，发达经济体借G20打压中国的目标亦未如愿。
面对新形势，发达经济体日益显示出其改变全球治理模式的趋向。自2011年底开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 PSA）”、“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近日“欧加自由贸易协定”等相继推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已经不满于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及其运行规则；为了夺回全球治理的主导权，他们正结成新的“神圣同盟”，力图树立新规。
这些“新规”均将中国排除在外，因此具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这对我国的未来发展形成严峻的外部压力。
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启动，清楚地表明了我国政府应对上述新变化的积极态度，展示了中国政府应对国际经济新格局的主动战略：一方面，我们将主动要求参加正在形成中的各项新规的谈判过程；另一方面，我们选择中国领土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域，尝试试验TPP等新规中的合理规则，“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同时也是我们应对国情变化的战略举措。我们希望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通过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的扩大开放，积极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争取在上海率先建立符合国际化和法治化要求的跨境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使试验区成为我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成为我们试验使用“负面清单管理”，全面改革政府监管模式的重要平台，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的经济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