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摆脱了两极格局背景下的长期紧张状态，进入到了一个看似经济持久繁荣与政治长期稳定的美利坚帝国时代。因此，霸权稳定论者可能会认为，“霸权国作为体系规范的塑造者与利益最大的受益者，其根本利益与整个体系具有高度的相合性。霸权国的存在——如同主权国家的政府一样——是确保体系内所有行为单元间和平互动与整体稳定的重要基石。”[1]这种观点仅仅是部分正确的。其基本的前提假定是：作为深深嵌入国际体系复杂的利益交互系统之内的霸权国，其自身的繁荣与稳定有赖于一个整体向善的国际环境作为支撑；但是，作为一个凌驾于体系之上的霸权国，超然的国际地位也注定了其有能力、也有需求激活某些地区潜在的权力对抗。通过充当调节地区均势的“平衡手”角色，对潜在的挑战国进行战略防范与联手遏制，借以来护持和彰显其权力的排他性声誉。“在由区域主导国家参与的国际冲突中，霸权国为了削弱潜在挑战国的实力，甚至有理由支持潜在挑战国的对手来充当其遏制战略的急先锋。”[2]因此，如何理解美国对于中日海权博弈中的霸权护持逻辑及由此推出的行为偏好，对于中国更好地应对美日同盟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一、霸权的联盟行为：假定、逻辑与基本假设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认为“恐惧、荣誉与私利构成了古希腊地区城邦间长期处于安全困境的根本原因。”[3]之后，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将这三种普遍心态作为其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与核心篇章加以系统地论述。[4]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家汉斯·摩根索更是将“攫取权力、护持权力与彰显权力”[5]作为其抽象国家行为体之间政治互动行为的主要前提假定。能否在上述具有长期性和普遍指导意义的、关于国家间政治行为的概括中发现某些“垂诸永远”的人类政治教义，对于理解国际政治行为——尤其是霸权国的行为——有着巨大的意义。作为一个体系的霸权国，其身份的普遍性体现在功能的结构上与体系内其他的行为单元无异；其身份的特殊性体现在凌驾于体系之上、具有塑造体系规范与驾驭体系进程的能力。结盟——作为一种政治操作手段——是自古罗马帝国以来霸权国形塑体系规范与进程的重要依托。
霸权国结盟的前提假定：霸权国构建联盟的基本前提假定主要有四个。第一，霸权地位的长期有效是确保霸权国获得超体系福利的根本因素。因此，霸权国作为系统内最大的受益者需要确保其霸权地位免受现实的和潜在的挑战；第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主权至上的基本规范使得霸权国单独行使对于体系的领导权缺乏足够合法性授权并在其相对物质力量衰弱时面临更大的“反体制”解构风险。因此，霸权国很难凭借一己之力来对整个体系加以干涉；第三，霸权国可以通过扩大并分享系统性收益的范围来增加既得利益集团成员数量，即通过培育认同当今体系规范的其他行为体来巩固霸权集团的有效性；第四，通过发展并鼓励霸权挑战国的对手与霸权挑战国之间的冲突，并在必要时候介入争端进而削弱挑战者的实力，有利于霸权国权力的护持与声誉的维护。
霸权国结盟遵循着权力制衡、预防性打击与权威有效性的基本逻辑。首先，霸权国从宏观的全球视野出发来看待中观层面的地区事务，并通过在中观层面构筑次体系结构来增强地区权力结构的惰性。这种结构的本质是反自由竞争的。也就是说，通过构筑霸权的地区联盟，加强地区权力结构中挑战国的对手实力，借以尽量遏制霸权挑战者跳出区域层次来对霸权国的全球影响构成冲击。地区系统内部与霸权挑战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和安全困境的国家构成了霸权国发展遏制联盟的天然盟友。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制衡逻辑来看，任何地区系统内部主导性力量的挑战者都有可能成为霸权国积极拉拢的对象。其次，对于某个存在明显时间优势的国家，霸权国及其地区战略竞争对手如果对于“时间和历史是站在对方一侧”达成共识，那么提前促使冲突的爆发就要远远优于等到对手自然强大后被动地接受安排。预防性战争不同于先发制人，它更像是将对手扼杀在“摇篮”里的一种对未来悲观预期的自然反应。保罗？肯尼迪认为：“从长远看，(工业化)产生的影响终将剥夺规模中等的海权国家享有的优势，赋予庞大的陆基独立地缘政治板块国家更多的权力”[6]第三，霸权国的全球利益客观上要求其权威存在具有普遍性与可信性。霸权体系的本质是建立国家间暴力的非对称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安全单向度的垄断供给。一个在全球各地拥有军事盟国的霸权国既能够确保其干涉力量的及时、充分投送，也能够为其联盟体系提供充分的权力声誉和客户粘度。通过“能力、意图和让对手知道”三种威慑要素的叠加展现，来构筑霸权稳态系统的运作逻辑。
霸权国结盟的基本行为假设：
假设1：为了降低霸权运行成本并塑造权威的合法性，霸权国会利用地区内国家间矛盾来构筑霸权联盟。该联盟需要塑造一个外在现实或潜在的地缘政治对手。这个地缘政治对手作为提供霸权联盟凝聚力的外在压力，构成了霸权国在某地区确定盟友身份、构筑长期军事安全共同体的持续动力与正当性理由；假设2：霸权国会根据对手的情况，巧妙地通过同盟条约的解释条款来促使或约束其依附者同霸权的挑战者进行角力，并在适当时机选择性介入双方争端，在鹬蚌相争中谋求对自身有利的战略态势；假设3：为了确保其全球声誉和安全承诺的有效性，霸权国在必要时会放弃纯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或被其弱小盟国的贸然行为所绑架，从而可能被迫卷入一场同挑战者之间的非理性战争。
二、身份的概念化操作与中日身份界定
对于霸权联盟理论进行概念化操作最核心的就是要确定什么样的国家可以成为霸权现实或潜在的挑战国，进而根据地区内各国同该国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来确定霸权国的潜在盟友。因此，对霸权挑战者进行身份认定便成为研究霸权联盟行为过程中概念突破的关键锁钥(1)。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式，通过对美日同盟行为的研究来进行假设检验。
(一)霸权挑战国身份的概念化操作
通过对霸权国家挑战者身份特征的考察并结合摩根索对国际体系非现状国家的概念界定可以发现，霸权体系挑战者存在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具有改变某一历史时段内的权力关系现状的能力或谋求既有的权力关系逆转的意图。”[7]一个国家如果具有潜在的超越霸权国的能力，那么即使它不具有挑战霸权现状的意图也是霸权国潜在的遏制防范对象。因为霸权国必须防止下面两种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灾难。一方面，其通过自由竞争的手段来攫取霸权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其国内发生政治剧变所带来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大转型导致的危害，如霍梅尼革命后的伊朗之于美国。
根据上面的假定而单纯地从权力结构角度推演的结果很可能将霸权国的某些合作者归结为潜在的挑战者。这样的假说是否能够成立呢？我们能否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实践中找到霸权国的联盟者转变为霸权国对手的现实案例呢？正如二战时期美国支持中苏反抗德日，二战后又支持德日对抗中苏一样，国际关系的排列组合使得霸权国需要随时注意到自己同盟者的政治向心力。巴列维国王时代的伊朗亲美政权由于革命的爆发而变成中东地区反美的急先锋或二战结束伊始亲美的中国政权倒台而组建了亲苏的中国政权一样，如果一个国家其权力基础具有同霸权国在全球或地区事务中分享话语权的能力，那么即使它是霸权国的盟友，也会成为霸权国潜在的监护对象，如美国不允许日本发展核武器或二战结束前夕美国拒绝同英国分享核武器的秘密等。
明确了霸权挑战国身份特征的构成要素后，便可以对霸权挑战国这些要素的概念进行指标化处理，进而确定在东北亚地区谁是结构上的霸权挑战国。为此设置的量化指标如下：
1.国家是否与周边国家存在着领土/领海争端：争端国数量/地区内国家数量。该指标的目的是考量该国是否是本地区现状的挑战国，如果该国同一个地区内大多数国家存在着领土/领海争端，那么该国就是一个对现状不认可的、存在着很大改变现状意图的国家。
2.近10年来霸权国同地区强国国防开支的绝对数量比重及年均增长率比较；
3.是否拥有对霸权国的二次战略核打击能力；
4.该国现代化军事体系是否或多大程度上能够独立运作；
5.该国是否具备潜在的充当超级大国的基本实体或独立的地缘政治板块。
(二)中日角色与身份界定
通过上述量化指标可以基本判断出作为地区内伯仲之间的两个大国谁是霸权国的防范对象，谁是霸权国为了围堵防范对象而积极拉拢的天然盟友。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一苇可航，在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中各具优势不分轩轾。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究竟是否客观上具备了当今霸权国潜在挑战者的身份。如果中国比日本更具战略野心与潜在实力，那么不论它是否愿意承认，这个结构性矛盾赋予的身份是无法通过自我命题加以否决的。
1.争端国数量/地区内国家数量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本文虽立足于研究东北亚问题，但是从考察一个国家是否对霸
权国全球职能的挑战来看，应该综合考察该国所面临的整体外部争端。中日同属东亚国家，日本的冲绳县最南端抵近中国的台湾省，并且由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第五款中“周边事态法案”将东南亚地区事物包含在介入范围。(2)因此，本文比较选取的样本基数将有所扩大，范围覆盖中国和日本共同博弈的西太平洋地区。
中日权力博弈的西太平洋地区包含东北亚和东南亚，共有17个国家。当今与中国在该地区存在现实或潜在领土/领海归属争议的国家或地区有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文莱以及中国的台湾，共8个国家或地区。(3)作为一个岛国，日本并未与东北亚大陆国家存在领土接壤，因此，与日本存在领土争议主要集中在岛屿的归属上，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共4个国家或地区。
2.近10年来中美国防开支的绝对数量比重及年均增长率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统计数据看，2003年到2012年10年间，中国国防开支增长数量从573.9亿美元增加到1576亿美元。[8]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2013年4月发布的研究报告称：“2013年中国国防开支较上一年度增加115亿美元。而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等地区开始削减国防开支。”[9]而在此10年间，美国国防开支从2003年的5077亿美元仅增加到2012年的6688亿美元。从绝对数量比重可以发现，2003年中国国防开支为美国的11.3%，而到了2012年，中国国防开支的比重为美国的23.56%。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开支自2010年达到7203亿美元最高峰以来，已经连续3年出现逐年递减的情况。[8]通过对中美10年来军费的年均增长率计算可以发现：中国10年来国防开支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7.4%，美国10年来国防开支的年均增长率降低至3.17%以下，尤其是近3年完全变成了负增长。上述数据表明，中美军力在绝对数量上虽然不在同一个量级，但是中国军事相对增长率的突出正在逐步缩小与美国之间的权力位差，尤其是美国军事开始负担全球布局，而中国的军事开支仅仅承担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美国国防预算的下调预期，在可预见的10年内中国可能还会继续增加国防开支的投入。借此，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权力格局可能会发展根本性扭转。
综上所述，不管中国是否愿意承认，它都客观上具备了对美国当今霸权构成潜在挑战的可能性。而日本由于不具备充当后雅尔塔时代超级大国所需的基本实体，因此可以成为美国积极拉拢借以围堵中国崛起的战略伙伴。日本也希望借助美国的战略存在来平衡中国在东北亚地区与日本的结构性矛盾。因此，从身份的界定上，在可预期的10年里美日关系会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和国际诉求的增加而具有更多的共同战略利益。而中国意欲获得更多的战略话语权也必须冲破美日的联合压制。这种体系自发生成的基于制衡均势逻辑考量的态势使得中国在身份上被美国认定为潜在的超级大国或未来的挑战者。
三、案例分析与假设检验
如果上文中关于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认定成立，那么，以此为另一个逻辑起点就可以检验关于霸权国结盟的三个基本行为假设。本文以美日同盟进行案例分析，希望通过对美日同盟中有关各方在博弈中现实的举措来验证逻辑假设的有效性。
(一)假设1检验
自上世纪80年代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美苏关系得到了全面回暖。此时的美日同盟因外在结构性压力的降低而出现了短暂的、无所适从的“漂流”态势。随即，它们对地处东亚尚未展露锋芒的中国达成了某种诡异的共识，这种共识以意识形态作为外衣，其内在根源是权力的制衡。美日相信，存在巨大人口红利和基本实体的中国具备未来成为地区乃至世界超级大国的能量与一切必要非充分条件。
因此，美国利用台海危机与日本迅速强化了美日联合制华态势。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借访日之机，与日本共同发表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标志着美日同盟关系自冷战后期以来，开始得到新的确认与强化。1997年9月，美日两国在台海危机发生后不久便签署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该指针明确规定发生“周边事态”时，两国相互合作的领域及具体内容。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有关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3个相关法案，从国内立法的角度完善并强化了这一同盟关系。随后的几年中，由于美国战略重心长期滞留在中东地区，并不想在东北亚地区过多的刺激中国，因此，日美同盟也处于一段非活跃阶段。但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出台，日本看到了解决中日争端的历史性机遇。因此，可以认为：日本在对华海洋权益问题上逐步加码与此后“钓鱼岛国有化”的背后是美国老板“重返亚太”大背景下的一个自然结果。
“在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将中国的形象塑造成一个令地区内其他主要国家惊恐疑惧的崛起者，这对于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有着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含义。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拉拢那些对中国崛起存在疑惧的国家进入美国的遏制联盟体系，还能够通过内部采购和出口美国的技术装备、开拓国际军火市场中固定大客户、获得无偿提供的永久性军事驻扎基地、平摊联合防务成本等都起着重要作用。多年来，日本、中国的台湾地区、韩国、菲律宾等都相继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驻扎的军事前沿，并通过定期与美国进行联合军演来增加美国军事装备在这些客户中的路径依赖程度。在日本最新一代战机的采购招标计划中，美国生产的F35击败了法国的幻影4000并非简单的性价比问题，考虑到未来日美协同电子化作战来讲，美军的F35与美军现有的作战平台对接优势使得很多美国的盟国均选择采购美军现役战机作为其主力机型。霸权的盟友不仅要自掏腰包购买武器搭乘霸权联盟的昂贵战车，他们还要承担一定比例的驻军军费。“从1979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负担驻日美军基地设施整修费用。这些设施不仅包括油库、营房、隔音设施、战机掩体等，甚至还包括高尔夫球场的围网、美容健身用设施、教堂等。日本政府的“体贴周到”由此可见一斑……从1987年起，日美在《驻日美军地位协定》的基础上，相继签订了多个特别协定，将“关怀预算”以特别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且数额逐年增加，到1999年达到最高值2756亿日元。此后，由于日本财政困难，“关怀预算”总额开始缓慢减少，2009年为1928亿日元。”[10]正是依靠渲染中国崛起给东北亚地区带来的结构性压力，美国为亚太驻军寻找到了新的正当性理由，也为美日同盟自冷战结束后的再度强化提供了充分的动力。
利用地区大国间结构性矛盾获得有利于美国的战略态势是实现其霸权利益的基本手段。因此，正是因为美日在观念上判定中国未来的崛起可能对现有的利益和权力格局产生冲击，才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积极构筑对华遏制联盟提供了基于共同利益的粘合要素及正当性理由。为了降低霸权运行成本并塑造权威的合法性，霸权国会利用地区内国家间矛盾来构筑霸权联盟。该联盟需要塑造一个外在现实或潜在的地缘政治对手。这个地缘政治对手作为提供霸权联盟内部凝聚力的外在压力，构成了霸权国在某地区确定盟友身份、构筑长期军事安全共同体的持续动力与军事存在正当性理由的假设1成立。
(二)假设2检验
对于中日间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美国一方面承认钓鱼岛问题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另一方面又对钓鱼岛主权归属持暧昧态度，在中日剑拔弩张的角力中，美国或进或退游刃有余，成为中美日三边博弈中最大的赢家。
这种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的权力均衡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一桃杀三士”的手段来获取对自身有利的战略地位。在冷战时期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美国就采取拉一方、打一方的策略来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进行遏制。冷战结束后，显然中国崛起并对美国地位实现冲击的前景和预期要远远高于日本，因此，美国一方面利用美日同盟条约来让日本心甘情愿地充当其重返亚太战略的急先锋并为其行为加油打气。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最激烈之时，美国于2012年9月22日向驻日岩国军事基地紧急调入两架F22隐形战机，与此前美军在冲绳嘉手纳基地部署的6架F22战机呈掎角之势来确保对中国的战略压制。[11]8天之后，美国再度为日本的豪赌加码。其《时代周刊》发表了题为“美军大型编队靠近有争议岛屿，意欲何为”的文章。该报道称，美国已悄悄在中日有争议的东海岛屿附近集结一支强大的陆海空编队。“乔治？华盛顿”和“约翰？斯滕尼斯”两大航母战斗群已开始在东海中日争议岛屿附近活动。[12]此外，在钓鱼岛争端加剧之后，美国加紧向普天间基地部署12架鱼鹰运输机、向厚木基地部署若干架“咆哮者”电子战机、以及美军现役最先进的“海神”反潜侦察机部署在三泽基地和嘉手纳基地。美军现役最先进的所有机种都随着钓鱼岛问题的发酵陆续地进入到日本。这无疑给日本对华的强硬姿态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进入到2013年以来，美国对日本占领中国钓鱼岛给与了更加明确的支持态度。一方面，美国政要在多次公开场合承认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另一方面，根据《日本经济新闻》2013年3月20日发表的报道称：“美日两国政府将逐步围绕钓鱼岛问题制定一份‘共同防卫计划’，如果中国海军军舰在钓鱼岛领海内使用武力，这份防卫计划将作为美日共同的行动指南”[13]，以此为中日间的领土矛盾调油加醋。可见，日本打破多年来中日搁置对东海争议岛屿的默契，选择突进战略的背后必然与美国的鼓励与支持是分不开的。不然便无法回答这一简答的问题，即为什么几十年来日本都没有在该问题上选择与中国摊牌，而在美国重返亚太之后旋即改变了维持多年的钓鱼岛政策？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日本走的太远使得自身被盟国绑架，美国又大耍文字游戏来确保中日间“小鸡博弈”的可控性。据日本共同社援引美国国会内部的一份报告称“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只承认日本的‘行政权(administration)’，而非‘主权(sovereignty)’。美国虽然将二战停战后负责管理的钓鱼岛交予日本管辖，但对于中日两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声索持暧昧的‘中立态度’”。[14]美国并不打算为实现日本的“小算盘”而火中取栗。因此，美国在中日博弈中的行为是根据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而不是根据日本地区战略的需要。为了避免被日本进行战略绑架，美国需要适时对日本的激进行为进行控制，以便使中日双边都明白谁才是当前东北亚地区真正的地缘政治操盘手。针对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明显激化中日间地缘战略矛盾的挑衅行为，美国给予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失望”一词作为评价。这显然是美国不愿被日本利用而成为其狐假虎威道具的回应，也意在说明日本是美国实现亚太战略的工具，而不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主人。
因此，正如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英国对其条约解释存在着巨大的弹性空间一样，美国也对其附有军事安全义务的联盟条款存在着暧昧复杂的弹性空间。一方面，运用条约来确保盟国对其军事存在的依赖，并鼓励盟国的军事探险行为；另一方面在“核轮盘赌”游戏即将失控之时，又将条约的解释范围加以重申来使争端双方都期望获得美国的支持。霸权国会巧妙地通过同盟条约的解释条款来促使或约束其依附者同霸权的挑战者进行角力，并在适当时机选择性介入双方争端，在鹬蚌相争中谋求对自身有利的战略态势。正如美国明确申明北方四岛主权归属问题不在美日安保条约框架内，而明确表示钓鱼岛问题属于美日安保条约框架。上述美日同盟条款对俄中采取的双重标准充分地证明，霸权国可以有意识地通过联盟条款操纵依附的盟国的行为来实现其护持霸权的国家利益，并尽量避免自身陷入难以挽回的冲突局面。因此，假设2成立。
(三)假设3检验
该假设是一个在当代东北亚地区尚未发生，但却在近代国际关系历史中反复发生的具有重大借鉴意义的规律，即为了确保其全球声誉和安全承诺的有效性，霸权国在必要时会放弃纯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或被其弱小盟国的贸然行为所绑架，从而可能被迫卷入一场同挑战者之间的非理性战争。
“权力的声誉通常来之缓慢，失之迅速。某个新崛起的国家如果对霸权国犯下无理放肆的罪过，却没有马上因天塌下来而砸死。要不就是一次战斗的失利所带来的对其权力声望的质疑。于是霸权国将会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威慑与警告已经不再受到重视。这种声望的丧失对于霸权国来讲是致命的打击。”[15]
安全承诺的有效性是霸权国得以立威和享受权力声誉的基本保证。但是如果霸权国将安全承诺的空白支票送给了一个任性妄动、缺乏责任感的盟国时，就意味着霸权国将很有可能面临由此带来的授信风险。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陆上霸主斯巴达的盟友科林斯在明知道雅典仅仅派出10条小船威慑的情况下，大胆地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方式将斯巴达、雅典拖入到它与科西拉的战争中。又如“被历史学家指责为无意义或根本上可防止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英法俄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如说是1854年3月12日英法与土耳其的结盟并许诺在俄土争端中给予土耳其军事援助。获得英法安全许诺的土耳其苏丹——如同大型国有银行选择高风险投资并确信其亏损会由政府买单一样——主动出击，“斥退俄国使者”[16]的行为使得本已通过外交调节得到化解的争端再起。英法也不得不为此前作出的承诺而与俄国大打出手；此外，一战前夕，德皇在1914年7月5日许诺全力支持奥匈帝国的一切行动，然后他就去挪威峡湾度假去了(请注意那时还没有发明无线电，只有简短的、难以全面阐明问题的电报)。当德皇度假回来以后，惊恐地发现奥地利人已经填了那张他之前许诺的空白支票——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17]此时的德国骑虎难下，要么全力支持奥匈帝国的战争冒险行为，要么在欧洲社会声誉扫地，从此再难以发出令人信服的威慑。显然，此时德国闪亮的铁甲舰真的如俾斯麦所预言的那样被绑在奥匈帝国破旧不堪的腐烂的木头船之上了。霸权国向依附盟国作出的军事保证很有可能在其面临现实考验的时候使得霸权国被迫卷入冲突之中。对于那些制造问题能力远远胜于独立解决问题的弱小盟国狐假虎威的行为，霸权国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那么将很有可能被迫卷入一场考验其勇气与实力的战争。但是，为了确保其权力的声誉和安全承诺的有效性，霸权国会内心极不情愿但表面仍显得很积极地地接受弱小盟国为它选择的战争之路。因为，除此之外损失会更大，假设3成立。
四、结论与假设推广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认为：霸权的存在对于国际体系是增加稳定还是诱发战争与霸权国的身份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促使一场针对挑战者的战争对于护持权力、彰显地位更加有效时，霸权国可能会像英国一战初始诱骗德国作出错误判断一样促进战争的实现。因此，当前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北亚轮辐体系并非是确保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安定的压舱石，可能正好与其宣传的结论相反，其更有可能是在某些条件下促使未来10年内中日之间外交僵化、在夹缝中艰难博弈的催化剂。
如果美国认为中日之间的冲突有利于其霸权的维护与巩固，那么美国就会乐见中日之间爆发不同层级的冲突。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美国护持霸权地位的根本国家利益。随着美国在2015年完成NMD与TMD的第一阶段全球部署，其保卫美国本土免遭战略武器打击能力也得到强化。因此，美国对于未来东北亚地区中日冲突的态度可能会因本土安全的加强而更加倾向于支持日本挑起争端，并在中日争端中达到削弱中国和监护日本的双重目的。而不是国内很多单纯的学者认为的：美国在为东北亚安全合作积极奔走。一旦美日在战略上打破当前东北亚地区脆弱的非对称平衡，便会有欲望和动力促使一场对中国崛起的预防性战争早日爆发，以期在中国彻底强大之前将其崛起之路阻断。
在当今东北亚地缘政治文化中，“权力尊重权力”的现实主义思维仍然具有强大的市场。因此，中国若想在未来10年内的中日争端中有所突破或至少避免美国对日本行为的无限度支持，就必须从自身发展或依靠结盟来增加制衡性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从确保其对美国政策底牌——NMD与TMD——实现持续的非对称制衡，即中国需要增强战略力量的突防能力加以实现；也可以从实现中俄联盟或增进上合组织的军事内涵得到强化。只有提升战略力量的突防能力和国家维护核心利益意志的可信性，中国才能让美国在中日争端中更加谨慎和理性地理解中日双方的立场。此外，在中美战略为对称均衡的条件下，仍非常需要双方在更大层面上保持交流与共识，以免被夹在中间的日本拖入一场不得不爆发的冲突。
注释：
(1)锁钥，开锁的器件，比喻成事的关键所在。例：吾有门下士崔夭，见管东门锁钥。
(2)周边事态是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态。周边事态的概念不是指地理上的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性质的概念。日美两国政府必须尽最大努力(包括外交上的努力在内)、防止周边事态的发生，日美两国政府在就各种事态的状况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有效地协调各种活动。另外，在对付周边事态时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因情况而异。参见：王文昌.国际组织、条约/世界军事年鉴1998[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658.
(3)印度作为南亚国家，虽然实行“东望政策”力图将触角伸向西太平洋地区，但是本文由于仅仅涉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博弈，因此，没有将印度与中国存在的领土争端加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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