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一次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会议上，全球再平衡将是日程上的当务之急，而长期存在出口盈余的德国将再次承受提振内需和家庭消费的压力。但多国消费者可谓“躺着也中枪”。真正需要的是德国和欧洲增加投资，以及极宽松货币政策的有序退出。
大规模对外账户失衡是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后欧元区动荡背后的一个主要因素。现在，全球经济正处于再平衡过程中，但并不是以许多人预期的那样进行的。
曾经巨大的亚洲外部盈余以极快的速度减少，日本甚至出现了贸易赤字。中国经常项目盈余降至GDP的2%，而2007年为GDP的10%。投资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引擎，但也导致了债务飙升和影子银行部门繁荣，当局正在设法遏制。
但是，欧盟出现了巨大的外部盈余，这主要是因为欧元区的正贸易余额。2014年，欧盟经常项目盈余（大约将达到2,500亿美元）将比新兴亚洲还要大。石油价格仍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因此石油出口国的总盈余也会达到相当水平。与此同时，美国继续保持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在3,500—4,000亿美元左右。
令人惊奇之处在于欧盟盈余的持续增长。被援助国（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进口暴跌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但很少有经济学家预期到这些国家的出口能改善得如此之快，特别是在考虑到国际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尽管德国经常项目盈余还在2007年的水平，但援助受益国加上意大利（它也是贸易局面改变的一部分）的总外部余额从危机前的3,000多亿美元赤字变为今年的（预期）6,000亿美元左右盈余。
放眼未来，欧元升值（另一个令人惊奇之处，特别是对许多不到两年前还在担心欧元生存的观察者来说）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欧元区的经常项目盈余。1欧元兑近1.40美元的汇率将是许多欧洲出口国商面临的一大挑战（包括德国公司）。而欧元对日元和许多新兴市场货币的升值幅度更大。
尽管如此，欧洲的盈余仍然很大，不容忽视，特别是德国，它将再次被要求提高内需以实现经济再平衡，许多人认为这意味着财政刺激。但政府不准备就范：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刚刚公布了2015年将实现平衡预算——这是1969年来的首次。此外，尽管一些观察者呼吁德国“结束工资管制”从而鼓励家庭增加支出，但事实上这已经开始发生了。
但是，在投资方面政府有很多事可以做，自2000年以来，投资已经下降了GDP的四个百分点，到2013年只占GDP的17%——按国际标准看算是低水平了。政府可以将更多的政府支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改善国内公司投资环境，而不是关注德国企业将资本支出投向国外。
如能简化税收使之对投资者有利、改善创业和研发激励、减少官僚主义和官样文章并遏制能源成本的进一步增加，德国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就会提高。实现这一点需要时间。但是，在盈利状况有利、公私部门持有大量现金余额的情况下，税收系统再平衡能够很快见效。留存收益投资的吸引力应该不亚于债务融资。一些折旧方面的临时调整也能够刺激资本支出。
加大交通、通信、能源和教育方面的支出的需要显然不止是德国的问题。大部分欧洲政府都有债务问题，因此挑战在于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改善长期投资和储蓄监管环境是有裨益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融资工具亦然——比如大幅提高有欧洲投资银行支持的项目债券供给。
事实上，何不创造“欧洲基础设施债券”（EIB），以发行国得自投资和税收的收入作为支持？这不仅能刺激就业和长期增长；还有助于遏制欧洲外部盈余的增加。
但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挑战也与央行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信用和资产泡沫正在重现，虽然缓慢但无可置疑，因此当局的目标应该是保持增长走向平衡和可持续之路——从而阻止过度冒险行为。
这就是美联储逐渐退出其极度宽松政策的正确性所在。有些令人惊奇的是，到目前为止，美联储减少其月度资产购买量的动作导致了美元对欧元的贬值，而这刺激了外部调整。但是，放眼未来，这或许会出现变化。如果仍然只有美联储在收回货币刺激，并且债券收益率进一步上升，美元几乎肯定会出现升值。
显然，应该采取协调动作限制汇率变化。如果所有国家都想让货币贬值，则全球范围得的货币扩张就会规模过度。通胀压力仍然很低这一事实并不构成中止退出极度宽松政策计划的理由；相反，通胀低、市场稳的时候正是展开讨论的良机。二十年前，央行因为通胀的上升而提高利率，导致市场恐慌、债券利率飙升。如今，央行应该不会重蹈覆辙，坐等通胀压力——受石油和商品价格上涨以及经济复苏推动——回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