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欧洲人担心即将到来的欧洲议会选举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反欧洲反对党表现抢眼，并且几乎肯定将成为真正的赢家。但绝望无法解决欧盟的政治危机。
这场危机有其深刻根源。如今，反欧洲政党——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吉尔特·怀尔德（Geert Wilder）的荷兰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以及尼格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英国独立党（Independence Party）——在联手打造政治“家庭”方面卓有成效。与此同时，老牌“家庭”——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和欧洲人民党（European People’s Party）——在许多欧洲人眼里已经信誉扫地。
问题在于老欧洲党派的知识和道德基础在最近几年快速削弱，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没能——或无力——适应欧洲层面的制度。如果它们无法快速行动起来重塑自己作为可信、高效的选民利益代表的形象，它们就有可能沦为政治背景，让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逐渐占据中心舞台。
以社会民主党为例，在历史上，它们的任务是促进资源的再分配。在欧洲，这一再分配从根本上说是国家层面的事物——只有国家拥有必要的财政权力——因此很难将它看作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的合理项目。
事实上，在现有条件下，不太可能产生欧洲化的社会民主党。欧洲一体化越深入，国家政府就越无力实施再分配，因为个人、公司和就业岗位必定会离开高税率国家，在法国等国家这一现象已经出现了。而建立以公司和个人所得税为资金来源的欧洲层面的社会福利国家要求大规模跨国转移支付，这会加剧已然相当严重的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紧张。
欧洲自由党吸引广大选民的能力也受到了冲击。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选民要求政府干预，这表明很多人已经对过去监管宽松的制度丧失了信心。
最后，欧洲人民党中有一股右翼基督教民主党势力，它产生于二战刚结束时，强调基于地区的社会凝聚，成为残忍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替代品。但是，此后，西欧大大地世俗化了，将政治决策建立在天主教社会训导的基础上的概念已与当代选民格格不入。结果，中右翼政党在知识上便处于了劣势，成了抵制变革、无作为又不能提出新思想的政党。
目前的情况是，反欧盟政党热烈地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相当反自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这也许是唯一有利于老牌政治家庭的动向。但并不一定会一直如此。当前趋势和形势已经产生了新的政治愿景，欧洲可以据此建立符合二十一世纪的有效政治制度。
与所有最有效的欧洲概念一样，这一愿景是法国和德国思想的调和物。目前，法国沉浸在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巨大成功中，该书分析了不平等性是如何在经济增长不再保持超常水准时产生的。书中传递的信息——呼吁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性以及要求更强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但皮克提主义并不要求所得税，而是要求财富税。
用财富税来克服欧洲债务危机的思想在莱茵河以东也获得了极大的支持，但原因有所不同。德国人仍担心他们会被要求出手援助过度负债的南欧政府。德国认为，这样的公债转移是不公平的——不仅是因为高水平公债通常伴随着比北欧更高水平的家庭财富。德国央行所提出的的这一观点似乎支持财富税。
事实上，财富税能刺激经济活动和增长。空屋和荒地——在南欧随处可见——表明这里的投资相对安全，由于物业税低廉，投资成本不高。更高的税率将刺激所有者抛售，引来土地和建筑的翻新和改善——相当于采取了大规模刺激计划。
财富税主要将被用于偿还为数巨大的现有公债，因此应该根据个体成员国的条件实施。财富税以不动产为基础，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对生产的流动因素征税的危险措施。而将该税作为纠正二十世纪坏政策的一次性税收将保证它不会吓跑未来经济活动。
即将到来的欧洲议会选举将是亲偶追梦政党所急需的警钟。对它们来说，幸运之处在于，存在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可以结合法国的根本顾虑（不平等性的危险）和德国的根本顾虑（过高的公债）。正因如此，物业税和财富税有望成为欧洲新政治动向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