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在为西点军校的毕业军官所做的演讲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到美国在二战后所犯的一些代价高昂的错误不是因为克制，而是因为“总是在未经仔细考量后果前就匆忙采取军事行动。”奥巴马也许是对的，但这次演讲并不能使批评他消极而孱弱的人（尤其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有所收敛。
这一尴尬情形的部分原因在于奥巴马在其先前的演讲中建立了太高的期望——他对选民承诺会带来系统性变革。与大部分候选人不同，奥巴马在确保了2008年大选再胜后并未改变“变革”的口号。事实上，他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年所做的一系列演讲提出了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承诺改变美国的中东方针，还承诺“掰正历史的方向，朝正义前进”，这些内容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他的期望。
人们常说，民主政客在竞选时是诗人，治国时只会写流水账。但没有理由认为奥巴马因为他的目标而与众不同。他的愿景根本不能对抗他所面临的顽抗者和艰难时世；因此他必须做出调整。在成为总统一年后，这位承诺要成为变革型领袖的人倒成了“事务型”领袖——务实有余而变革不足。而不管批评者怎么说，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尽管奥巴马誓言会在事关美国关键利益时使用武力，并且拒绝接受美国衰落的消极预测，但他与前任小布什不同，他更多地依赖外交而不是武力。在这方面，他的批评者指责他没有推广美国价值，并且在向孤立主义退缩。
但克制不是孤立主义。没人会因为艾森豪威尔接受了朝鲜战争的僵局、拒绝干预奠边府、对高级军官关于台湾周边岛屿的献策视而不见、坐视红军侵入匈牙利或在苏伊士危机中拒绝支持盟友而被指责为孤立主义。今天诋毁奥巴马对俄罗斯普京最近吞并乌克兰林土的行为采取谨慎反应的人也不会因为布什在2008年对普京入侵格鲁吉亚反应不够强硬而称其为孤立主义者。
事实上，奥巴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行为的反应体现了他的长期愿景。尽管普京拥有了克里米亚，但也不再能够获得实现其重塑俄罗斯昔日超级大国荣光所必须的某些资源，也让北约重新获得了动力。
有效的外交决策不但需要理解国际和跨国体系，也需要厘清各个国家的国内政治，还要求认识到关于“建国”我们是多么无知，特别是在革命之后（革命是一个应该用几十年而不是几年的视界去看待的过程）。1789年，几乎所有巴黎观察者都没有料到一个科西嘉人会在十年内率领法军挺近尼罗河沿岸。对法国大革命的外国干预的唯一效果是煽动了民族主义之火。
在如此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下，审慎至关重要，基于眼高于手的鲁莽行动是极度危险的。要求对今天的中东革命采取更强硬方针的人常常忘记这一点。
当然，美国领导人在外围推进事件发展，从而在长期推广民主价值是有意义的。但试图左右尚不能完全理解的革命的方向是一个错误，可能会对相关各方都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追求变革型外交政策的美国总统收效并不大，也并不显得更道德。威尔逊对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赌注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损失惨重的孤立主义。而肯尼迪和约翰逊对越南的赌注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贻害至今。
更近一些有小布什，他有一句名言，说自己不会玩“小手段”（small ball），并试图根据他的“自由日程”改变中东。十多年后，美国却在挣扎着从他发起的冲突中抽身。
相反，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错误，只是略有影响。用奥巴马本人的棒球比喻来说，追求可以实现的上一垒和二垒安打常常比在实现本垒打和被震出局之间大幅波动更有效。当然，打出杀死比赛的本垒打是令人振奋的。但外交政策“胜利”并不像棒球比赛那样简单——代价要高昂得多。
老布什就知道这一点。作为事务性领导人，他提出了著名的不做“愿景这件事”的原则。但与艾森豪威尔一样，他领导美国度过了许多危机，他在任期间是美国在过去五十年中外交政策最成功的时期。
当然，对奥巴马的批评中不乏有理有据者。但大部分只不过是党派政治。关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的建设性争论必须放在二十世纪美国史的背景下考虑。
外交政策就像一台机器，领导人必须“首先不要造成伤害”。奥巴马明白这一点。我们希望其务实政策所导致的冷酷的一边倒的批评不会让其继任者回归危险的变革型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