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智库中，美国智库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力最大，代表了当今世界智库的最高水平。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4年1月公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最新排名报告，目前全世界共有6826家智库，其中美国拥有1828个智库，占全球智库总量近27%。美国有5个智库进入全球前十名，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排名全球前五位。美国智库长期从事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在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影响公众舆论、引领社会思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致有美国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
21世纪以来，美国智库发展呈现出以下新的趋势。
向综合化和专业化两极化方向发展。一方面，一些大型智库走上“强者愈强”的发展路径，越来越具有综合性集成能力，研究领域宽视野、全方位、跨学科、体系化，其研究实力、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如兰德公司坚持综合性的发展路线，将“多样性”作为公司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研究领域已经扩展到教育、健康、法律、科技、企业分析等多个领域，而且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由不同学科、不同专长的学者采取各种集体研究的方法来完成。另一方面，一些规模小、特色明显的智库越来越向专业性智库发展。专业性智库虽然强调专业领域的特点，但在完成具体研究咨询任务时，同样强调综合性和交叉性。
国际化趋势加剧。一是经营理念的国际化。二是研究人员的国际化。三是研究视角的国际化。四是智库业务的国际化。五是组建全球或地区性智库网络。六是在“第二轨道”外交中发挥独特作用。智库作为具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智库就某些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合作研究，有时会成为在幕后推动双边关系的“助推器”。
网络化趋势日趋明显。一是智库都普遍加强网站建设，及时通过网络公布、宣传最新学术思想、观点、研究成果和政策主张。二是通过网络进行民意调查、发动相关政策讨论，为智库研究提供新的思想源泉。三是建立网络化研究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吸收研究人员。四是智库借助网络塑造公共舆论和政治议程，进而影响政府政策。同时积极利用网络视频开展研讨会。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诞生后，智库迅速将其为我所用，并借机扩大智库在网络使用者群体中的知名度，强化其对教育公众、影响决策的功能。
注重基础研究平台建设。美国智库把基础研究平台建设，提高信息分析和整合能力作为智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一是通过自属图书馆和专门的情报信息网络为智库的研究提供信息服务。二是重视建立各种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为智库搜集、处理和提供信息。美国有4000多个数据库，约占全球数据库总量的近80%，驰名于世的大型联机检索系统有10多个。三是智库通过国际信息交流互换、从驻外使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途径获取项目信息或情报，获得研究所需要的最新研究资料与信息。
涉华问题成为研究焦点。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当代中国成为美国智库关注的焦点，美国智库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研究“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的影响。一是研究成果和研究活动大量涌现，研究成果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二是设立中国研究机构或中国研究项目、专题，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几乎成了美国每个主要思想库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除了传统思想库已经有的中国研究项目以外，还涌现了大量新的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和新美国安全中心均极为重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研究。三是相关研究既全面关注当代中国，同时又突出重点。思想库对于涉华问题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高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文化、科技等低政治领域，逐渐走向成熟，其以中国研究机构为阵营，从多领域开展研究项目，如中国政党政策、经济增长问题、军事现代化问题、人权问题、两岸关系、环境能源等问题是智库的常规选题。四是美国智库还通过各种途径增强其当代中国研究的影响力，注重研究成果和活动对中国的影响。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专门推出网上中文媒体《卡内基中国透视》，传统基金会和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还专门建立了中文网，将其中国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扩展到中国，加强对中国政府决策的影响。美国智库开始接受中国有关方面的委托进行相关问题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07年兰德公司接受天津滨海新区相关部门的委托进行一项技术预见项目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中国的全球技术革命：天津滨海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兴技术机会的深入分析》的报告。
智库意识形态隐性化。美国智库虽然力求标榜其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智库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无法撇清的，冷战后美国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意识形态隐性化。后冷战时期，美国智库极少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把智库的意识形态倾向大都熔铸于自己的研究过程和成果中，以利在成果的社会传播中实现其意识形态价值追求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