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生平创设的军用、民用企业为数不少，其中规模影响较大的有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和电报局（详见2013年9月17日刊登于本版的《电报局设立与近代上海通讯》，此处不再展开），这几项事业的基地都在上海，客观上引发并促进了晚清上海城市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为上海打下了长期领先于全国的扎实基础，同时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
江南制造总局
开近代工业风气之先
江南制造总局1869建立的炮厂
李鸿章就任苏抚驻节上海后，极为赞同容闳关于中国必须首先建立能够造机器的“机器母厂”的建议，容闳赴美国购办的100余台机器于1865年运抵上海，李鸿章将其全部奏留，划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所有，成为其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生产设备。李鸿章这样描述办厂目的，“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借充军用为主。……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 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最早使用大规模机器生产的近代军事工业，也是旧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
从1842年至1865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已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在这段时期内，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在上海、广州、福州、厦门等口岸，设立的较有规模的近代工业企业，共达32家。其中，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设立的即达18家；设在上海的居多数，达2l家；经营造修船舶业务的即达22家。曾、李创办的制造局，无疑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能稍与外国抗衡的工业企业。它用蒸汽机作动力，以机器为劳动手段，雇佣了一批残存着工役制度遗痕、以商品形式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这表明旧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
江南制造局在开展军工生产的同时，培养出我国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许多工人为许多其他后起的近代企业所用。在江南制造局初步组成时，原有的本国工人在两三百人。这些工人是江南制造局最早的基本工人，大部分应是具有一定的机器制造技术的。虹口时期，中国工人人数陆续增加，在600人左右。迁移至高昌庙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人人数也随之不断增加。1869年，根据《教会新报》的记载，当时制造局的工人数字是：“外国人十三位，共有中国做工者一千三百名。”英国领事1872年度的商务报告中也说：“江南制造局雇佣着不少的外国技师，约有一千三百名中国工人。”1876年，根据当年成书的葛元煦《沪游杂记》，里面提到说制造局有“工匠二千余人”。
不过，在早期的这些工人中没多少上海本地人，因为当时有谣传：“进局的人要被丢到大烟囱里去”，“要被机器轧死”。制造局招不到学徒，只得去孤儿院挑了一批太平天国战争中的难童。一线工人则主要来自福建、广东、宁波等开放之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江南制造局的工人，主要来源于本地和外地的破产农民。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上海人口不过五十余万，到二十世纪初，即激增至八十万人。这种变化的证明，充塞上海街头的破产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不断补充着上海的工人队伍，也不断补充着江南制造总局的工人队伍。
直到开办近二十年，上海本地人看到，在制造局工作并没有什么危险，才慢慢地愿意进制造局做工。 其间十几年工人人数的数据，目前缺乏史料支持，但有一些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被李鸿章调往天津，是可以确定的。到了1890年，上海的外国报纸称“江南制造局一共雇佣了约二千工人”。此后，由于炼钢厂、无烟火药厂等的建立，工人数字又有新的增加，发展至近3000人。据统计，1894年江南制造局的工人数量为2800人， 约占当时上海近代工业工人总数的8%，占全国近代工业工人总数的3.81%。据估计，1894年时清政府经营的军工企业中雇佣工人多达10810人，则江南制造局的工人数差不多能占到四分之一。
制造局迁移到高昌庙陈家港后，随着码头、仓栈的建立和道路的修建，它在上海城南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影响着当地的社会，首当其冲的是高昌庙周边地区。大量物资的汇集和工人及职员的聚居，各种日常生活用品需求的客观增长，有力地推动着上海城南一带城市化的进程。到1900年左右，局附近的职工家属已有2000余户，在江边空地上，逐渐形成了两条狭窄的街道，一条是高昌庙街，又称老街，一条是广东街，因广东人多而得名，原来农村面貌的高昌庙，已成为早期江南工人集中居住的“棚户区”了。江南制造局与高昌庙镇的形成和扩展有着无法分割的紧密关系。
江南制造局在业务经营上的发展壮大是有目共睹的。如1890年筹设的炼钢厂，是旧中国近代炼钢工业的首创。到1890年代后期，江南制造总局已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在1911年清廷解体之前，已经具有轧钢生产能力，能将钢坯加工成钢板、方钢、圆钢、扁钢等等不同钢材。江南机器制造局开创了我国近代化钢铁生产之先河。
江南制造局生产的钢材除了本地自用以外，一部分还运往福州等地，它所建造的轮船、挖泥船、测量船，广泛使用于长江航运、沿海航运以及航道保障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江南制造局还曾经清政府批准，一度获得了修造招商局轮船的专利权，招商局成了江南制造局业务上的主要对象。它开展的船舶修造业务直接服务于上海港的航运，促成上海这座城市向近代的转型。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江南制造局对于上海经济乃至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进程都产生过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此，在上海城市经济史上，洋务工业之创建可以被认为是近代化大工业在上海之异军突起。
上海名士王韬这样描述李鸿章和江南制造局：时艰甫定，庶事创兴。于是密防御，精器械，讲艺术，一切西学，无不具举。辟向来未有之成规，操百世自强之胜券，骎骎乎驰域外之观。由前言之，则地为之也；由后言之，则人为之也。其中所说的“人为”，即指“合肥相国李公和丁中丞”，亦即李鸿章和丁日昌。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如是说，“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仿效的。”无疑，李鸿章较好地起到了权威和楷模应有的榜样作用。特别是1895年春季后，上海出现制造业企业纷纷开张的局面，当然，这些企业并非都能获得成功。
轮船招商局
与江海航权的争夺
1863年3月，在奉旨署理南洋通商大臣后，李鸿章注意到，西方商人和船主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开放不久的长江口岸的活动也日益增多。虽然大概在当年春天时，李鸿章就已认识到西方人的主要兴趣在于通商，还没有立即侵占中国土地之意，但是他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李鸿章开始探寻“自强”方略，1863年4月21日，他给在北京身居要职的一位从前老师写信说：“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1863年末，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未来的问题“不患弱而患贫”。这在当时来说确是远见卓识。
清廷1858年被迫与俄、美、英、法等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不仅增开了沿海沿江的多处口岸，并且允许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往来，开了长江港口和北方沿海港口开埠通商的先例。优厚的经济利润和广阔的贸易前景，吸引着外商航运企业蜂拥而至，并以上海为基地积极向中国内地扩张。1859年，美商琼记、英商怡和、宝顺等洋行，开始着手准备工作，打造船只或派商人深入长江及其支流进行调查。洋商1861年开始组织专业轮船公司，中国由于有清一代多年海禁，机械落后技术退步，毫无江海竞争力，外国轮船遂乘虚而入，从此长江与北方沿海水面上外国商船横行无忌，中国的江海航权被逐步侵占。
李鸿章辨析利害说，“各国通商以来，中国沿海、沿江之利，尽为外国商轮侵占”。中国要富强、振兴，就必须创立和发展自己的航运事业，只有尽快组建华轮公司，才能与洋商“争衡”。此时，幕僚盛宣怀也建议李鸿章速办商船，李深以为然，开始筹办招商局，所以用“招商”二字，原意是先由官办、再行招商承办。后来，李鸿章又提出富于独创性的“官督商办”方案，他向招商局人员指出，目前没有官府的轮船在内，不必官商合办，应当官督商办，由“官”统筹大局，考察利弊，大力吸纳商股，以开全国风气之先。
但是，尽管招商局在正式开张前刊登启事，明示设局宗旨为“潮流如斯，势难阻遏。中国惟有急起直追，自行设局置轮，以维航业而塞漏卮”，却仍然无法得到旧式沙船商的普遍支持。尤其是江浙的富商殷户，不少人投有巨资于外国轮船，听闻招商局成立的消息后，都十分不满。即便李鸿章挑选的是沙船世家出身的朱其昂来负责筹组招商局，也不能消解沙船商与招商局的矛盾。在开业前一个月，李鸿章不得不排除地方反对势力的阻隔，订定一项“成议”，公开表明招商局的轮船将“分运来年江浙漕粮”，以吸引华商的支持。其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希望华商能够了解到，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于国家商民大局，实有所裨。……我国人苟能一心一意，专注于是，十年之后，西国之利薮，不将尽为我所有也哉”。
晚清政治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洋务派认为，“今日当务之急，莫若借法以富强。强以练兵为先，富以裕商为本。”求强求富都很重要，但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经费不足问题，先完成求富，求强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富强相因。就求富来说，“非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竭饷源，无以持久。”在某种程度上，轮船招商就是出于这一动机兴办起来的。招商局以4艘轮船起家，接下来的3年，它以新募商人资本和政府贷款，购得新船9艘，局船能够在中国水域运输业中与外国轮船公司作有力的竞争。1877年初，招商局依靠政府贷款，并购美商经营的旗昌轮运公司，船只名册上达到29艘。
188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就目前而论，招商局名为分洋商之利，其实所少者系国家课厘，所夺者系穷民生计。针对这种论调，招商局在第三年账略里就曾辩白说，“或又谓轮船侵夺民船生意，以千百艘之利归于数十船之人所得纵饶，而失业不少。此语似是而非，倘全系洋商，诚有此害。今本局之设，正为救弊外偏，凡局船自管事以至役使水手等，皆用中国之人，待中国之客，周旋必洽，语意相通，是失业之民船即改业之水手。雇募游荡，不使废闲。练习海洋，有裨实用。” 认为招商局所作的努力有益于国、有益于商、有益于民船、有益于地方。
在具体办法上，徐润在向李鸿章汇报中总结说：“生意之把握，其可敌洋商者有三。我船有漕米装运，洋船全持揽载，一也；我局经费、栈房、辛工、轮船用途、驳船杠力均较洋商樽节，二也；以本国人揽本国货，取信自易，利便实甚，三也”，而且，已广为招纳原先各地商界朋友，以“各帮联络，共襄大局，使各口转运之利，尽归中土”。正因为有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所以，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招商局是官商合力用华资面貌经营轮船航运业务的特殊企业，更是唯一有实力与外商相颉颃的民族企业。在更长的时间里，它也是中国最大的轮船企业。在整个中国近代航运史中，它始终居于特殊的地位。
招商局成立之后不久，紧接着在上海开办的还有宁波轮船公司、宝丰公司。多家中外轮船公司的创办使上海港成为全国最大的轮船航运基地，到19世纪末，上海港的国际航线可直达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各国，国内航线可通航南洋、北洋各港，并可溯长江直达汉口、重庆。这些航运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增加了对港口设施的投资，推动了上海港码头仓库设施的建设，加速了进出上海港的客流和货流。至20世纪初，出入上海的商船只数和吨位已占全国吨位数的20%以上。华商轮船公司的旗帜始终飘扬在长江及南北洋航线上，对于华商在近代上海经济中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早在1872年12月，李鸿章奏准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写信给江苏巡抚张树声说：“兹欲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李鸿章将招商局视为中国自强政策的一部分，积极利用政府拨给漕粮给价运输的可能性，使这一计划易于推行。招商局的建立，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性和民族性的，功在“兴”字。不过，尽管招商局得到李鸿章的支持，但作为招商局的创办者和保护者的李鸿章，权力是有限的，若把近代民用企业经营的不成功归咎于李鸿章个人，是难服人心的。
客观来说，李鸿章倡导和支持下的近代化努力并非没有成功之处。李鸿章逝世后的第二年，盛宣怀盛赞李氏举办轮船招商局“精心果力，遥为护持，自据利源，各著成绩……奏借官本，督率兴办，由是内江外海权利渐次收回，卒能买并旗昌公司，局势始克坚定”。在创办招商局这一事业上，李鸿章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他不仅热心主持和倡导了轮船招商局的兴建，为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而且在其发展艰难时，给予运漕专利、还本免息等政策优惠，保护了企业免遭破产的厄运。李鸿章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所趋，兴办近代新式轮船航运业，无疑是对原有帆船运输业的发展，也是对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航运业的一种经济上的抗争。尽管招商局并没能完全驱逐在中国的外轮，但是，利权的部分收回总比被外人全部夺占为好。另一方面，新式航运业的利润也直接刺激了晚清上海部分富裕官僚、地主和商人在新兴近代企业上的投资兴趣，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上海机器织布局大门
筹建织布局的缘由
纺织业在传统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大众手工业，其生产大部分是与家庭农业相结合，基本上能做到自给自足。到了近代，外国资本对中国大肆进行经济侵略，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在华设立纺织厂，却通过商品输入贸易慢慢侵蚀和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织业，最终导致其逐渐解体。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外国洋行产生了就地利用原料和廉价劳力，直接在华设厂制造的念头，积极在上海、广州等地着手兴建，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这些企图没能得以实现。
对于中国社会经济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晚清的有识之士有所觉察。郑观应站出来大声疾呼，“方今之时，坐视土布失业，固有所不同，欲禁洋布不至，亦有所不能，于无可如何之中，筹一暗收利权之策，则莫如加洋布税，设洋布厂。”外国机制纱布的进口量逐年急增，导致白银日益外流，严重危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李鸿章1874年就有自行设厂制造布匹的打算，却因没有合适人选具体筹办而作罢。到12月10日，在上奏筹议海防折时李鸿章顺带提出：“设制造局开矿办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埓，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这可看作机器织布局创建之发轫。
不少华商虽有一定资本创办近代工业，但他们深恐新办的事业付诸实施便在官吏的盘剥之下导致严重损失，因而裹足不前。另一原因是洋行常以淘汰或质次的机器欺骗华商，例如1877年秋间上海近郊有人拟开设机器轧花厂，前往载生洋行订购轧花机。洋行方面言明该机每日耗煤100磅，轧籽棉10担。但第二年货到试车，耗煤量过大而日产能力也远未达到原定指标。华商因此断然拒绝购置， 民族资本的创业计划流产。由此可见，在技术落后而风气未开的晚清上海社会，资力薄弱的中国商人自主创业是何其艰难。李鸿章正式着手筹建机器织布局是在1876年。这一年春天，他在致时任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说：“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既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亟宜购机器仿织，期渐收回利源。……而苦于无人创办。……适有魏温云观察纶先，与弟世好，会计最精，商情最熟，浼令出头承办。” 再次强调指出，“购机器仿织”的目的在于“期渐收回利源”，织布局的筹建开始有了新的进展。
一系列的政策优惠
为扶持这个新生的民用企业，李鸿章在政策上给予了一系列的优惠。织布局所产的布匹，在上海本地销售可以免纳厘税，如果运往内地或分运其他通商口岸再转入内地销售时，则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内运沿途不再交纳税厘。如此，一则可以比进口洋布少纳5％的进口税，二则运入内地时又可以比洋货少负担2.5％的子口税。这种特权显然有利于织布局同洋货的竞争，从而为它在开工以后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和蒸蒸日上的局面。不唯如此，李鸿章还为机器织布局向清政府争得了独霸上海市场的“十年专利”。
专利之事，是郑观应主持织布局实务的1880-1882年间，根据西方各国通例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向李鸿章提出建议，“应请宪恩酌给15年或10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卑局数年来苦心巨赀，不敢徒为他人争衡。”“嗣后上海一隅。无论何人，有志织务者，只准附入本局合办，不准另立新局。”郑观应等人以进口的外国纺织机不适应中国棉花的特性，已对外国机器进行了适当改良为由，提出了一定年限的专利权的申请，目的在于保护织布局自身有相对安全和平稳的发展。
李鸿章觉得郑观应所言很有道理，于1882年4月23日专折上奏清廷说，“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迭经饬办，均以经费不充，税厘太重，相率观望，久无成议。……查泰西通例，凡新创一业，为本国未有者，例得畀以若干年限。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其应完税厘一节，该局甫经倡办，销路能否畅旺，尚难预计，自应酌轻成本，俾得踊跃试行，免被洋商排挤。”
清廷对李鸿章在洋务上的创举向来极为重视，这次也不例外，于是织布局幸运地获得了10年的专利期。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一特权不久即发生了实际应用，1882年，美商华地码准备在上海开办纱厂，织布局马上根据所获得的专利权加以驳斥，李鸿章也明确表示反对，美商未获成功，从而减少了来自外商的竞争。因此，从这一点来说，10年专利权对织布局自身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来说，由于10年专利期间“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华人再设新厂，在当时曾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因为织布局仅有数百台布机，年产布匹数量只有进口布匹的1/80，假如不鼓励民族资本大规模创办棉纺织厂，就根本无法阻挡洋布滚滚而来的势头。有论者认为，既然10年专利抑止不了外国纱布的进口，最终也就无益于织布局自身和整个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发展，于是称其为一种损华益洋的“短视”政策。但此论显然有过苛之嫌，在10年专利期间，它阻止了外商在中国境内开设棉纺织厂的企图，为准备不充足的私人企业主赢得了时间，从长远来说，确实保护了中国新兴民族资本的利益，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重建织布局
1893年10月26日厂房的清花车间忽然起火，因不及扑救而延烧全厂，生财几乎付之一炬，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棉纺织厂从此不复存在。多年心血毁于一旦，在如此巨大的挫折面前，李鸿章并没有就此放弃，12月3日，为重建织布局，他特意上奏清廷说：“查洋货进口以洋布、洋纱为大宗，光绪十八年洋布进口值银三千一百余万两，洋棉纱进口值银二千一百余万两，中国出口丝茶价值不能相抵”，“布缕为民间日用所必需……多销一分洋货，即少用一分土产。是以因势利导，不得不用机器仿造，必使所纺之纱与洋纱同，所织之布与洋布同，庶几华棉有销路，华工有生机，华商亦沾余利。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缓图，应仍在上海另设机器纺织总局”。这项奏议仍旧得到清廷的支持。
与此同时，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旧址上，挂起了名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的牌子，准备重新集资100万两开办，李鸿章奏请以盛宣怀为督办。1894年5月3日，李鸿章在《推广机器织局折》里说，“招徕新股，仍就织布局旧址设立机器纺织总厂，名曰华盛。另在上海及宁波、镇江等处招集华商，分设十厂，官督商办。总厂请办纱机七万锭子，布机一千五百张，……共成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规复织布局的目的当然是正确的，也就是李鸿章所明确表达的，是为了“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抵制“洋商自运机器来华制造纱布”，以防止中国利权被“一网打尽”。 为此而制订的《华商机器纺织公所章程》，即体现了这种精神，其中明确表示：“查纱布为民生日用之需，若洋商用机器纺织，系夺华民生计”，故必须严禁洋商进口这种机器；“华商自办以供民用，尚不致有碍民生”，故“机器纺织概归华商购机设厂，自行办理”是必要的。
华盛纺织总局在开办不久实际上即演化为官僚的私产，成为私人资本的企业，他们还劝告华商分设了大纯、裕源、裕晋等纺织厂，作为华盛的分厂存在。华盛对民族资本的一个好处，就是允许普通商人在“分厂”这一名义之下，可以集股另立新厂，从而为商办纺织厂打开了大门。于是，在华盛建成前后，就有原上海机器织布局的部分股东周晋镳、苏葆生、徐士恺、唐廉等人，另行筹集资本二十四万两，创建了专门从事纺纱的华新纺织新局。他们都是与清廷官僚有密切关系的一帮商人，聚集在上海的一些官僚都参与其中，主要有上海候补道唐松岩、江苏候补道龚寿图、前上海海关道聂缉椝、李鸿章的幕僚严信厚、前任闽浙总督许仙屏等。“以服贾昌其家”的盐商朱鸿度则独资创建了裕源纱厂，该厂于1894年末即在上海麦根路（今淮安路与苏州路南段）建成投产了。
因织布局失火退出的杨氏兄弟，1895年应两江总督张之洞电邀到南京商议政事，杨宗瀚趁便请求在无锡开设机器纺纱厂，获得支持。次年正式投产，这是无锡第一家商办的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也是第一家民族工业资本的专业棉纱厂。其他还有张之洞的湖北织布局、陆润痒的苏伦纱厂、张謇的大生纱厂和孙家鼐的广益纱厂。在上海，浙江候补道、朱鸿度之子朱幼鸿1898年创办了裕通纱厂，1902年徐润创办了景纶纺织厂，1906年郑孝胥等创办了日晖织呢厂，1907年朱志尧创办了振华纱厂、1908年与沈仰高等合办同昌纱厂，1910年祝大椿创办了公益纱厂，经营其他行业的各种近代企业也陆续创办起来，进入民国后，更是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起。 棉纺织业后来成为我国近现代史上对外商最具有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并长期是国民经济结构中影响较大的轻工业之一，这显然离不开李鸿章的筚路蓝缕之功。
在近代，中国被列强逼迫开放门户，尤其是1895年之后，外商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仅刺激了洋务工业之异军突起，而且刺激着华商私人资本转向近代化工业的投资。上海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首当其冲，而最为突出的是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不仅取决于整体的工业投资趋势，而且受到上海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但从另一角度来说，附带输入工业生产方式并含有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的，是开始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棉纺织工业。既是对于我国最重要和最普遍的手工纺织业的革命，同时亦成为较发展和较有成绩的一种新式工业。
有论者认为，李鸿章直接委派总办人员，掌握全厂的管理大权，只是把厂看作自己的私产一样摆布的。 这其实说明李鸿章非常在意上海织布局，才会对局务如此热心和关注，事无巨细都在千里之外的直隶遥加过问。李鸿章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请准10年专利及减免税厘的特权, 主要是针对外国列强而发，不仅使中国民族资本机器棉纺织业得以产生并奠定了初步发展的基础,而且有力地阻止和抵制了外国资本对这一领域的渗透。当然，10年以内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尽管可以说成是有助于在纺织业兴办初期减少国人之间不必要的倾轧并有利于织布局的产品与洋布之间的竞争，但在事实上推迟了私人资本的投资，使私人民族资本企业的兴起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不管怎样，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诞生打破了洋货独霸中国市场的局面，结束了洋纱洋布独霸中国市场的历史,实现了“稍分洋商之利”的宿愿，发中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之先声，进而引发了一批民用企业的创立，为建设中国近代化的工业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由于事出初创，各种问题和矛盾难以避免。企业体制僵化、管理落后，官吏中饱私囊，且停留在对西方科技的浅层次引进上，在不少地方还需仰仗洋人，未能发挥应有的更大的作用。不过，上海机器织布局“所分者外洋之利，而非小民之利。且厂局既开，需用男女工作数百人，于近地小民生计不无少裨”。除了抵御外资侵略的民族性之外，织布局对上海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尽管其全面投产不足一年就毁于一场大火，然而，它是近代上海(中国)在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经济领域中，迅速缩短与国际先进工业技术之间差距的开端；在促进旧统治阶级的分化，推动上海(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上海工业史、上海城市经济史以至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地位。
吴淞铁路于1876年由英国商人未经批准建造。通车十六个月后被清朝官员买回，之后被拆除。
铁路修筑与陆上运输之通达
早在1863年7月，以英商怡和洋行为首的上海27家外国洋行，就通过上海海关道，联名向江苏巡抚李鸿章建议，希望同意成立“苏沪铁路公司”，兴造上海苏州间的铁路。李鸿章明确告知领事团，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并且中国人坚决反对在内地雇佣许多外国人；而一旦因筑路而剥夺中国人民的土地的时候，将会引起极大的反对。
英国商人为了扩大经济利益，无视中国主权擅自修筑铁路。1865年，英商组织了淞沪铁路公司，向地方官请求修筑上海至吴淞约30里的铁路，被上海道应宝时拒绝。英商并没甘休，1872年沈秉成新任上海道，英商借机提出修筑吴淞道路的请求，故意不说清楚是铁路，意图蒙混过关。沈氏以为是一般修路当即允准，但明确表示征地事宜由英人自行协商解决，这导致英国人的修筑铁路工作陷于停顿。到1875年，英商才招足股金，1876年1月吴淞铁路正式动工铺轨，2月就由“引导”号机车进行试车。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次的火车行驶，轰动了上海城乡，引起时任上海道冯焌光的关注，并立即照会英国领事麦华陀要求停止。麦华陀见冯焌光态度强硬，只得暂停一月，上报北京英国公使等候指示。
英国派精通中文的梅辉立赴沪谈判，经过天津时拜见李鸿章，李认为应由中国买回自办。梅虽表面应承，但在与冯焌光谈判时，却坚持中国买回后应交给怡和洋行承办，双方僵持不下。梅氏愤而北返，淞沪铁路公司却加紧筑路，6月30日全线通车，7月3日正式营业。7月14日火车轧死一名中国人，英方态度被迫趋于缓和，火车停驶。清廷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妥商归宿之法”。美国驻华公使西华向李鸿章建议，吴淞铁路“准令洋商承办，照各国通例，由中国抽纳捐税十年，再照原价收回”。李鸿章表示拒绝。他认为，英商背着中国政府擅自修筑铁路，“实为有心欺藐”，为维持中国主权，必须收回此路。
当时李鸿章正在烟台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滇案，便顺带商谈吴淞铁路事件。威妥玛的态度开始十分强硬。李鸿章正告威妥玛，中国的原则有二：一是“务在保我国自主之权，期于中国有益”；二是“洋商亦不致受损”。这样，威妥玛才答应下来。9月14日，李鸿章派道员朱其诏、盛宣怀等前往上海，与英方代表梅辉立谈判。最后议定：（一）中国用285000两规平银买回铁路，“定于一年限内分三起付清”；（二）铁路收回后，“行止悉由中国自主，永与洋商无涉”。
在收回吴淞铁路的问题上，李鸿章、沈葆桢两人的意见基本一致，但在收回后如何处理这条铁路，他们之间却产生了严重分歧。李鸿章主张华商集股，继续经营。沈葆桢却不顾李鸿章劝阻，屈服于保守派的压力，将重金买回的铁路拆卸，铁路器材运往台湾，放置海滩，任其毁坏。李鸿章对此极为不满，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愤然写道，“幼丹（沈葆桢的字）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
对于中国修筑铁路事宜，李鸿章开始也认为，铁路费烦事巨，变易山川。但随着时代发展形势变迁，特别是军事需要的客观实际，使李鸿章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872年10月12日，李鸿章致函丁日昌说，“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1874年底海防议起，李鸿章再次提出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众大臣皆不置可否。李鸿章向主持总理衙门的奕“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奕虽以为然，却说“无人敢主持”，“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对修筑铁路事“从此遂绝口不谈”。李鸿章的修路计划因此一再搁置。这次吴淞铁路事件，本是收回自办的最好机会，结果却事与愿违。
沈葆桢的做法使李鸿章深感在内地修铁路阻力太大，困难很多，转而寄望于远处海疆的福建巡抚丁日昌。丁氏1877年上奏清廷，主张在台湾修建铁路，刚好可以利用原吴淞铁路的材料，李鸿章当即表示支持，但仍告无功。7月11日，李鸿章创办开平矿务局，他开局采矿的目的，正是为中国可以铁路自主做前期工作。1881年2月2日，李鸿章再次向当权上书，认为中国之所以远不如各国富强，“查其要领，固由兵船、兵器讲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故。……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这一年，因运输开平煤的急切需要，在李鸿章的主持下，终于建成了唐山至胥各庄全长为11公里的铁路，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在修建铁路这件事上，李鸿章一再碰壁，至此方才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在李鸿章的率先垂范之下，中国的铁路修筑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不过，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其进程十分缓慢，到1895年前，全国所建铁路总计不过364公里，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所起的作用不大。为了推广铁路事业，1896年12月，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于上海，以公认“堪以胜任”的盛宣怀为督办，铁路修筑开始进入有组织有规划阶段。这一时期，铁路也开始被普通民众接受。1898年，被拆毁近20年之久的淞沪铁路重新修复通车，1907年，沪杭线日晖港支线通车；1909年，沪宁、沪杭二线先后通车，上海有了联结全国陆上运输网的铁路干道，并且是当时客货运输量最大的两条线路。
新兴的铁路枢纽在上海初步形成，上海与江、浙等地的交通联系大为增强，并渐次辐射影响到内陆腹地。尽管至1911年清廷败亡时，上海的大交通基本上没有改变以轮船航运业为主体的状况，然而，轮运业的长足进步、铁路与电讯事业的创建毕竟提供了新的交通手段，留下了宝贵的教训和经验，从而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市交通向着海陆空全方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上海城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
余论
由于时代所限，李鸿章无意识地将清皇朝等同于中国。但是，当他在奏折里使用“中国”或“中土”一词时，他心里所考虑的，显然又并不仅仅是清皇朝。与同时期的其他士大夫一样，李鸿章注重恢复农业经济，并且坚持历代传承下来的治理原则。不过，他对国家和社会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的旨在增进国家“富强”的建议，随着中国外部危机的逐渐加深，李鸿章对国家富强的关注度也日益增大。
从开办军事工业转向创办“寓强于富”的民用工业，说明李鸿章已认识到军事应以经济为基础，进而言之，国家富强也应以经济发达为物质前提。李鸿章在上海以及其他各地创办的这批民用工业，多数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形成我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尽管这批企业没能使中国早日在经济和军事上真正富强起来，但在“以土产敌洋货，力保中国商民之利权”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由于引进了先进的机器生产方式和技术，客观上刺激和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从这些民用企业中，李鸿章获得的最大的政治利益之一，就是以给官吏亲戚在企业当差办事的方法，来换取官吏对其各种计划的支持，比如政府贷款能被顺利批准等各种好处。不幸的是，由这些官吏推荐来的人绝大部分都才具平庸，降低了企业的办事效率和经营活力。1879年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郑观应说，官吏推荐来任职的那些人毫无经验，他们想既当官而又不办事，只是坐支干薪。李鸿章对这些弊端没有视而不见，但是，这是中国官本位体制下揽权固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同时他可能认为这些小蠹虫不足为患，因此，他并不试图过多地改变这种状况，而是希望能在可控的范围内加以利用。
然而，有些事情是李鸿章没能考虑到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梁启超如此评论李鸿章的做法，“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手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显然多有切中肯綮之处。
另一方面，从李鸿章等人对西洋事物具有的知识来看，也显得一知半解，肤浅零碎。洋务派的这种先天不足，在强大的顽固保守势力存在和外国势力无孔不入的情况下，对中国洋务事业的兴办和轮船航运业的兴起，自然带来相当的局限性。正因为此，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接近尾声时，中国只有一家被李鸿章自诩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最得手文字”的轮船招商局，其吨位却不及日本船舶的1/6。到1894年，日本已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却还在爬行。
不过，历史学家陈旭麓认为，李鸿章搞的那些企业，多数是为了抵制洋货，分洋人之利的。假如能够做到不以后知之明来苛责先行者的时代局限，李鸿章的做法大多都是值得肯定的。李鸿章创办的民用企业主要有三大端，即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机器织布局，基本都在上海，其初期成功多半是李鸿章赞助的结果。其他不在上海的矿务等企业，也有李鸿章调自上海的唐廷枢、李金镛、吴炽昌等人员主持或参与管理，此外，还有来自上海的巨额投资，其中仅1883年上海投资外地矿务之银就达三百万两。作为近代化起始过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李鸿章表现出了重要性和独特作用。
在奏办江南制造总局时，李鸿章说过这样的话：“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 在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创办上海炸炮三局、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使用机器生产的企业之后，民间仿效者日益增加，据有关统计，上海民族资本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出现的第一批近代工厂共有7家。如创办最早的发昌机器厂，便于1869年购置车床等新式机器，扩大了生产规模，成为上海第一家使用近代机器生产的民族资本工厂。进入70年代以后不久，发昌又添置了动力设备，不仅成为上海、也是全国最早使用动力设备的民族资本近代工厂，生产业务也开始转向机械制造，至70年代末，已制造了多艘长25-35尺的小型火轮，工厂生产已具相当规模。
到1894年之前，按已使用机器生产为标志的上海民族资本船舶与机器修造业共创办了14个厂。此外，1878年还开设了一家小型机器木材厂——高记木厂。1881年，黄佐卿投资10万两创办公和永缫丝厂，到1887年后生产规模扩大，丝车增至900部。到1894年，上海已有丝厂5家。1882年，徐鸿复、徐润设立了同文书局，购置石印机20台，雇佣职工500人，翻印了很多重要书籍。据大概统计，甲午战争前上海早期创办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中，留下资料记载、能略知其开设情况的有33家工厂。
这些上海民族工业当时在全国已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棉纺织业，1894年全国共有4家厂，上海占了3家，共有纱锭1万余枚，占全国总数的3/4以上；布机1100台，也超过了全国的一半。船舶与机器修造业，在当时的中国，主要也只有上海的这批工厂。它们虽然规模比较小，但业务范围较为广泛，除了为适应沿海和内河航运业发展需要承担一部分船舶修理业务和制造内河小火轮的业务以外，还为新兴的民族资本小型工业企业制造少量结构简单的工作机器和蒸汽动力设备，并承接上海近代工业中一部分的机器修理业务。这些企业取得了或多或少的发展，并逐渐与上海融为一体，特别是在李鸿章的倡率下，将上海的水陆交通、电讯事业推进到一个新时期后，上海的城市经济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就已经跨入了大工业时代。至清室覆亡止，全上海共有大规模工厂九十余家。这个数字还是相对可观的，对上海在近代化进程中崛起于全国前列多有助益。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在上海的所作所为确实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上海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