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为了鼓励中国富人做慈善，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两大富豪联手到中国“布道”；可是许多中国富豪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财富去做慈善而拒绝了与盖茨和巴菲特会面的邀约。
这一现象一度引起媒体热议，并提出疑问：中国的慈善家到底在哪？为什么中国富豪如此不愿帮助他人？为什么他们不能学学盖茨和巴菲特？
其实在中国并非没有富有的慈善家。余彭年，最富有的广州人之一，将他的全部财产捐给慈善事业。也有少数富豪在盖茨和巴菲特来华期间响应了他们的慈善号召。但这些人不过是个例，并非常态。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大多数，为什么中国还形成不了慈善家群体和慈善文化，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缺少宗教信仰、没有文化根基、以及缺少历史传统。
缺少宗教信仰：虽然宗教不是慈善产生的唯一源泉，但它却是慈善心态的有效推动因素。历史上最知名的慈善家以及现代社会慈善模式的开创人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以及约翰·洛克菲勒都以精神信念为出发点。这些慈善先驱都将他们善举归因于美国式的慈善精神，这是由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所留下的文化遗产，他们都是启蒙时代的天主教徒。
而中国是一个几代人都在官方倡导的无神论下成长起来的国家。这样的政策培养了当今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在其他国家驱动慈善事业的精神动力在中国并不存在。
没有文化根基：近年来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取得的进展，但农耕文化在中国社会仍有丰富的土壤。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仍然生活在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村庄里，而另一半中的大多数则从这种农业现实中解放出来。农业社会的根基是收获和储蓄。在几千年里，储蓄都是一种强烈的文化印记。即使现在经济发展了，承载着代代相传的家族规范和传统的储蓄文化依然在过上了富裕生活后的头两代人中保留了下来。在储蓄这个文化印记消失之前，中国至少还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来继续发展经济和提高底层人民的教育水平。这种储蓄文化对于中国慈善的发展是一种直接的限制。
缺乏历史传统：从某个角度来说，中国历史是建立在家族财富和权利的世代相传之上，如传家宝、遗产和世袭头衔这类东西，在一代代人之间传承。历史上中国是个封建农业国家，权利和社会地位都建立在家族财富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社会依然保留了许多强调家族财富的特质。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福利体系依然不完善，中国父母仍然需要存钱来供子女读书和置业。虽然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动机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宗教影响，但他们有卡内基、洛克菲勒和福特等慈善先辈来激励他们。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这类人。
要想在中国形成经典的慈善模式——超级富豪将自己的有生之年用在有效地分配和利用自身财富上，以此来解决和缓和各种社会问题——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想要发展慈善，必须要克服上述三大问题。
小额慈善可能在今后展现潜力：我开（Wokai.com）和我要给予（51give.com）等小额慈善网站曾因为其开拓性和良好的出发点在中国广受关注。中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正在经历社会意识和行动主义的觉醒。但是中国僵化的社会结构和泡沫滋生、狂躁过热的经济都意味着充满理想的年轻一代没有经济实力和财富来身体力行实现他们的理想。所以小额慈善机制可能成为一种与这一代人的慈善动机相适应的有效模式，但是不幸的是这些人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经济实力来参与慈善，甚至是小额慈善，来使其成为推动全社会的力量。但这些年轻人可以贡献的是，时间。近年来我们持续看到志愿者活动的蓬勃发展。但是即使有了志愿者，仍然需要资金来组织和维持这些志愿者项目。小额慈善在当下还无法提供这些帮助。
企业慈善目前在中国还无法起到作用：激烈的竞争和始终都不成熟的产业结构都意味着企业几乎要将所有资本都用于再投资，来提升自己的直接竞争优势。同时，西方国家的社会组织和热心社会活动的婴儿潮一代都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反观中国，大众对这方面的需求还十分不成熟和肤浅。因此中国企业在做慈善方面没有什么动力。
非政府组织和国外直接投资很有意义但是不实用：靠国外直接投资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很有意义，但是在中国这个复杂且高度微妙的环境下，这种工具并不实用。只有本土社会组织对情况最清楚也能最先发觉当地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外来资金对融资条件和项目成功的衡量标准可能不太适应或无益于本地社区。另外，海外资金通常也不太保险，因为它可能受国外组织不稳定的热情等诸多外部因素影响。如果项目很有时效性，面临的风险还会加倍，最合适、最准确也最有潜力的永远是本土慈善资金。
当以上的慈善之路在中国都不太走得通，我相信当下的时机和环境更适合另一种模式，即营利性社会公益型企业
中国的营利性社会公益型企业
对于大多数市场来说，社会公益型企业和社会公益企业家仍然是颇时髦的新词，他们代表着全新的理念。但是就中国当下的社会背景来说，这种理念无疑是适合的，主要因素有：
1. 有着社会意识、充满干劲和能量的新一代有意愿也有时间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
2. 传统慈善模式中资金来源（即个人财富和公司慈善资金）的缺失。
3. 社会需要对本土事物敏感、灵活以及充满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这只有本土的私人企业可以提供。
4. 有让中国式的实用主义再次发挥作用的能力，即接受通过盈利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相关组织可以通过建立盈利性机构来支撑一个非营利性的目的。
中国博客界的知名博主毛向辉，经常在中国互联网世界发出批判性的言论。他的一篇名为《分享主义》的文章曾被广泛转载。文章指出，在一个社会中建立开放型的思维远比对信息和财产进行保护能带来更大好处。他认为分享主义应该被推广且应用到不同产业来颠覆性地创造更大价值。人们正在慢慢接受这种“共享主义”观念，那些勇敢的商人们也同样会接受。企业需要有信心：投资于社会于长远来看是可以盈利的。分享型企业是一个共享经济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催化剂。这个系统最终会把成果通过分享回馈给企业。
具有社会意识不仅能获利，同时这也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模式，或早或晚它终会由奢侈品变成必需品：当今后的每一代人进入职场，他们都会渴望加入有远见、有更宏大目标的公司，即使在中国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特别谈到中国青年人不断增长的需求。这一代人寻找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他们还追求真理。在中国的年轻人不断找寻自我的时候，他们也在寻找那些可以支持、帮助、激励他们建立自我的公司、组织或其他工作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也将诞生一批不止是以营利为目的、有远见的公司，来满足这种需要。
有两个关键因素使得营利型企业投身社会公益事务更符合中国社会背景的需要：
1. 盈利型企业可以大胆尝试也同样犯得起错误。他们只对自己的资金负责，业务决定他们的未来。但是非营利性组织不可以，因为他们要对捐助人负责，同时始终服务于唯一的一个目标，没有游走的空间。中国社会在持续不断的变化发展、产生新的或不断发展的社会问题。对于这样一种社会现状来说，“游走”的能力恰恰是最需要的。
2. 营利性企业的生存能力正好适应这样一个坚定务实的国家。当年轻人想要参与社会事务，他们往往没有社会或经济条件去追求这样的利他主义目标，这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来说都有着太大的社会风险。如果一个营利性公司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工作，一种从经济上和思想上都切实且可持续的选择，你会发现年轻人会大量涌入这些公司。营利性社会公益型企业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
当下中国慈善可能不会由超级富豪引领，也不会遵循由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推动的经典模式。真正拥有潜力、能够带来巨大社会影响、同时适应中国目前国情的模式就是营利性社会公益型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