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olo Magri（米兰国际政治研究所副主席及执行董事）：同政府独立开，是核心价值观
同政府独立开来，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有时候会受到政府的影响，但是我们尽量做到思想独立。
意大利的智库资源很有限，因为意大利很小，主要的智库有12-13个，他们和意大利的政治息息相关，我们在过去五年中在意大利国会、政府方面加强了咨询角色。建立和国会议员、一些核心领导人的一对一谈话，非常重要。要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要定义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同时决定时间表和怎样来推出我们的结果。我们一般2-3个月同国会举行见面会或者沟通会。我们提出需求，国会有任何需要也会提前1-5个月提出需求。
我们的经验是什么？首先我们引入了更多专业话题或者说专业领域，而且成本控制做得非常好。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和政要进行合作的方式，而且同其他的客户也可以有效协作。我们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进行信息传达，在媒体上曝光率更高，人们对你的观点更感兴趣。
除此之外，我们和决策者不断持续对话，我们可以进一步从政府和决策者获得更多反馈，跟他们不断对话帮助我们定义未来的行动。
Tim Summers（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希望更多关注全球趋势，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国家
我今天的演讲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们的目标是阐述独立并且受信赖的分析，独立也是英国皇家国家事务研究所秉持的理念，我们鼓励开放式讨论和辩论，也有书面研究。我们的规则就是如果会议根据研究所规则召集，参与者可以自由使用信息，但是发言人包括信息来源的名字和身份不应该透露，这个原则非常有用，鼓励开诚布公的讨论。我们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创新带来新的想法。
我们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例如现在有一系列不同的私营基金会、公司、企业会员以及研究所个体会员、政府机构和个人等，进一步促进我们的独立性。我们的章程是展开非常严谨和独立的相关研究，所以必须要摆脱政府。
（现在）全球大背景已经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大环境？首先应该对思想进行开放，我们都会有自己的背景，可能有自己的偏见，但是我们需要一起管控偏差，我们希望开诚布公（地）客观思考全球进展和动态。其次，要保持批判性，我们希望能够不断重新考虑到底要讨论哪些议题，而不是仅仅被动回应一些既得利益和政府所设立的议题。
研究的架构优化（方面），我们希望不断响应全球最新的不断变化的权力分布，例如和新型研究所沟通和交流，我们应该和非国家利益相关方展开互动，包括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等，我们需要更好地在跨国背景下进行网络互动。与此同时，应该意识到国家在全球事务中仍然发挥主导作用。从咨询机构来说，结合自己的国家情况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和政府展开沟通？我们的研究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有什么相关性？我们在英国政治外交上贡献了5%的研究精力，我们希望关注的是全球趋势，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国家，决策者需要实用的政策解决方案，而不是说看起来很好的决策，所以我们需要和这些决策者共同协作创造独立性。
Johe McCarthy（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智库在软实力发展上应该负起责任
未来的挑战包括对中国也是一个挑战，智库在省的等级上面，怎么样去影响整个国家？上海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但上海是一个大城市，小城市的智库怎样影响国家的政策？
我们也关注他国的发展。很多人说要增强软实力，有很多人参加到文化事业中。我们也看到日本软实力的发展，每个国家作出不同努力，比如英国、法国在人权上。公共政策体现了软实力，怎样把内部的质量扩展到海外？智库在软实力上应该负起责任。从内部影响因素来说，智库预测一个国家在海外的改变和趋势，这也是公众外交或者民间外交很重要的一部分。
Evgeny Gontmacher（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每一个智库都有必要从内部展开讨论
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在1950年成立，在前苏联时期主要为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咨询。之后，研究所和最高机构展开合作，包括俄罗斯总统、安全局以及外交部、经济发展部以及教育科学部。我们有不同形式的活动，我们准备政策文件，包括出台报告、参与会议等。
我们的资金来源多元化。现在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在俄罗斯，更多并不是（以）民主为导向的政府架构，所以我们如何取得成功的独立性？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研究所的高层领导也会参加一些不同的委员会，包括在政府架构中展开工作。我自己之前也是在一些部委负责相关工作，我的同事也结识很多高官，尽管这样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我们希望保持开放性，我们还是开诚布公进行观点的表达。俄罗斯政治领导需要专业的建议、分析，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有不错的专业独立性，我们会在媒体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研究所内部也有不同的职责划分，对每一个智库来说，有必要从内部展开讨论。当然，研究所的负责人也会进行第一线的对话，特别是参加政府所召集的会议。
Suthiphand Chiathivat（泰国国立朱拉隆功大学副教授）：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在增长
我代表我的同事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经验，主要是智库全球化的问题。
全球化不确定性在增长，因为全球还有地区的趋势要求我们加强地区性的合作，比如东盟，东南亚的市场在共同的协作和合作上面有很多的细分，没有这样的合作看不到东南亚以及东盟地区的发展，我们会忽略一些冲突的问题，共同面对这些协作。我们知道会就安全问题进行讨论，除了这个，我们有一些经济发展的问题。东盟是共同在协作，手拉手进步，问题就是怎样增加过程的价值？怎样深化合作？我们需要解决平衡的问题，包括国家和地区局势变化的平衡，还有区域外的平衡，这个并不简单。
我们的合作也是跨区域的，比如我们的东盟峰会和邻里国家共同探讨安全问题。当谈论东盟怎样应对地区和全球议题时，有一个看得到的区域性发展问题，值得我们注重，东盟一共有10个国家，主要是缅甸、柬埔寨，还有印尼等国家，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有的是中央集权制，有的民主一点，所以有很多不同性。最后一点主要是东盟和中国的智库合作，这是新的领域，而且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机会，不光集中于项目的合作，更多是长期外交政策上的合作，我们要积极推进这样的合作进程。
Alice Ekman（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独立选择研究课题
独立选择研究课题，而不是让政府来决定。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总部在巴黎，于1979年创立。一开始隶属于政府架构，随着时间推移摆脱了政府智库，提高了独立性。如今，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没有直接和政府的隶属关系了，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成为执政党，我们都提供独立咨询，包括萨科齐时期、奥朗德时期等，我们和法国右翼、左翼政治家保持联系。
在中国，我们希望和中国主要的外交智库进行非政治的联系，包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我们和他们有两个会议机制，一个放在巴黎，另一个放在北京。我们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也有非正式的联系，他们会派访问代表团去巴黎，我们每年12月份派代表团访问上海。我们希望能够打造视频会议的平台，找到更多中国智库进行多元化沟通。
我们资金来源35%来自于政府机构，65%是来自于民间，包括比较大的法国公司，国际背景变化时，他们希望了解和接近这些因素，所以愿意做经费支持。我们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研究课题。我们的研究人员非常多元，有学术人才，有前任公务员，还有企业原高管，在我们的智库当中有一些外国专家，也有中国的专家。
关于给政府的报告，我已经跟中国朋友聊过这个问题，中国智库向政府报告的时间比我们还要多，一般只有我们需要的时候才向政府进行报告。当然政府是主要的客户，但是我们也有非政府的渠道。当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有的智库代表政府观点，有的代表个人观点，我们要分清楚到底代表政府，还是代表个人观点，分清才决定了它的影响力。有的人误解说我们会直接把（观点）传递给政要或者国会，我们的确有人脉，但并没有跟他们建立个人关系，我们的确有一些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并不非常直接，这跟中国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自己决定研究课题。相反，我们中国的同事知道中国政府优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最后，对于不同政府机构下的外交政策智库之间的对话，有一些积极因素，也会有一些困难，我们可以建立不同的合作关系，但对两方来说肯定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且需要促进创新。
Miguel Otero（埃尔卡诺皇家学院高级分析员）：智库要进一步开放自己
西班牙在过去有很大的危机，但我们不断地在推进全球化，我们不能只关注本土的市场，还要进行自我开放，特别是西班牙智库进一步开放自己。西班牙在欧盟地区是第四大经济体，如果看我们智库的数量，会发现是低于平均水平的。
关于经费问题，欧洲智库经费的来源有很多变化，经费结构也在改变，有来自外交部、经济部、国防部、文化部的资助。我们渠道多样，特别是在我们的经济危机过后，最大经费来自于公众，所以80%经费来自于跨国企业，只有20%来自于政府，而且这个比例在减少。在西班牙，独立性还没有完全达成，我们仍然有一些政府控制的智库，现在的情况就是他们经费在减少，同时在催促我们拿出一些结果。对于这些结果，（要）尽可能影响政策制定者，还有媒体、大众。沟通方面，要使用新的工具，比如在推特上发布短小的视频，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大众关注，告诉公众现在的时局。语言总是给我们带来挑战，我们尽可能以英语来作为出版语言，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欧洲、在亚洲进一步拓展智库人脉。
Tamas Schands（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所运营、协调和规划主任）：智库参与治理的重要性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政治家在竞选中演讲获得选民支持，他们代表自己选区的立场和想法，这样的机制是匈牙利基础的架构，之后慢慢引入了变化，数百万选民慢慢加入到普选，有国会机制，进行议员的选举，政治家和公众也不断展开沟通，现在每次政治竞选过程都是万人空巷，并且电视媒体会播放相关政治家之间的辩论。如何构建一个合适的氛围进行政策的探讨？从政府的角度，出台好的决策，是良好治理的基础，所以智库能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我们是一个传统智库，有政府背景，当然也有学术氛围。匈牙利的政府部门希望能够把外交政策实践、传统的政策制定任务和学术研究更好整合起来。我们不是封闭的系统，会让做科学研究的员工，回到纯粹的学术机构或者进入政府，通过这样的灵活机制，使得研究成果来推动良好治理。
智库不仅仅是提供高层咨询，也有必要和公众展开对话和辩论，这对良好治理也大有作用。对于政策来说，包括公共政策要能够放到法律的框架下解读，与此同时也推动民间的发展，公民也是治理活动的主体之一。总体来说，良好治理一方面是有选举，此外我们有多层次的治理，公众也参与其中。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仅仅是选举后的结果，当选后是否有很好的内容和政策落实，对我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参与治理过程中，智库的角色也是愈加重要。
Lee Seungshin（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获得公民社会认可是前提
在韩国有两种研究所，一种是由政府出资赞助成立的研究所，覆盖到韩国发展的方方面面，我们更多关注国际经济政策。还有一种关于产业经济政策，三星经济研究所、韩国金融研究所、LG经济研究所、现代和普向研究所等等，韩国大多数大公司都有自己的研究所，他们主要研究自己公司所关注的重点议题。
看这些研究机构面临的挑战及终极目标，首先我们希望加强全球层面的竞争力，我们必须和民间以及全球的研究所展开合作，这种竞合关系如何平衡？我们在短期和长期研究项目当中如何找到平衡？要关注到中长期的研究议题，同时不断增强和公众的沟通，我们提供专业的尖端信息，通过公众友好型渠道提供，例如开放式研讨会论坛，包括友好型公众语言写的文章，包括媒体发的报告。终极目标是在研究绩效方面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前提是必须要能够获得公民社会的认可。
Peter Hefele（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主任）：智库是全球化的智库
我们在“二战”后有民主社会、民主机构，但是二战之前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是从零开始。为了建立这样的稳定的民主，我们不断教育公众他们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特别是在建立智库的时候要创造创新的渠道和角度，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不同角度。我们和其他机构的合作，比如说我们给国际学生很多奖学金项目，不管在德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有，这给了我们主要的能力分析现在的发展以及外交和政治中面临的挑战，也建立了非常多元的沟通渠道，这些沟通也非常透明，我们并没有一些保密性的文件，我们的结果都是基于非常公开的讨论。
需要独立性，首先是在组织架构以及经费上有独立性。我们也是政府机构下的一个智库，我们受德国议会的资助，但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还能有独立的经费来源。在冷战和全球化过后，我们怎样适应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社会越来越开放了，我们面临的是沟通交流的革命。当然也有一些挑战，比如西方模式面临着中国模式，还有其他模式的挑战，在这一块，我们必须要对于我们使用的方法和假设非常谨慎。
我们也需要在一些新的沟通设备或者沟通渠道上投资，我们总是需要跟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人沟通和交流，这一点是值得研究的。要有开放的沟通，这是唯一的完善自己的方式，来更好知道客户的需求。我希望能够进一步合作，虽然机构之间会面临挑战，但是应该克服。智库是全球化的智库，我们需要进行妥善的管理，所以我们需要管理的人力，我们需要沟通的战略，这些就是我们需要面临的共同挑战。
Manoj Panda（德里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智库建设也需要人才激励措施
印度智库一般都是政府或者半官方的机构，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研究者反映的是政府的需求，但最近建立起来了少数的民间智库。现在，智库一般反映政府的政策，而且宣传一些新的政策。在我们的实践中，智库发展基本上花了30年时间进行，从某个角度来说，民主化的进程需要时间。智库重要的贡献领域是政策和项目的评价。还有一个维度是印度智库非常关注的，就是哪些受众因政策受益。智库也会指出例如在发展以及目标分配之间的冲突，如何更好地找到平衡？在这样的咨询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也可以帮助决策者设计双赢的政策。
目前对于大多数智库来说，挑战包括沟通、资金来源、政府战略重点可能会调整，在转型时期也面临经费来源的问题。还有人力资源，很多学生会在世界知名大学读博士，毕业之后他们不一定回到印度。2-3年前印度确实面临人才枯竭和外流的情况，民营企业可能会从政府部门挖一些墙脚，数年里我们有人力资源紧缺的问题。如何设计激励措施，这很重要。
Eoin McDonnell（爱尔兰国际和欧洲事务研究所中国/安全及国防、外交政策研究员）：爱尔兰经验对中国省级单位的借鉴
爱尔兰是一个小国家，我们在爱尔兰的研究人员有10人，每年有数百万的规模，我们有专门的高级商业界领导，还有政府官员和外交官等等，他们对专门的领域非常感兴趣，他们会参与论文写作，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所以我们组建了这样的团体。
20世纪60年代以前，爱尔兰是农业化国家，70%人口在农村，后来开始发展工业，这也是充满污染等各种问题的过程，后来我们的经济遇到了一些问题，不得不在1990年代追求高科技产业和服务行业。爱尔兰经济到了复苏阶段，今年预计经济增长率2%，按照中国标准来看非常缓慢，我们对工资水平进行了调整，对经济各方面进行很多平衡，我们也知道农业对于经济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中国对这方面也非常感兴趣。中国可以从大的欧洲国家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教训，也可以从我们这样的小国家了解很多政府方面的操作，包括对于通信信息技术，还有绿色能源等。中国现在努力发展二、三线城市，也需要让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动力向内地转移，在过程当中，不能过分依赖于传统的污染较重的行业，应该发展高科技服务业。爱尔兰规模比较小，但对于中国的省级单位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本文根据“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行动和创新”国际研讨会实录整理而成，有删减。经主办方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