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中国联合俄罗斯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相对于冷战时期的旧安全观而言，这是巨大历史进步。如今，国际安全问题出现新的变化：
首先，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难以区分。金融、信息等领域的安全问题，既是国内问题，这也是国际问题。新疆等地的暴力恐怖事件，也非单纯的国内安全问题。一句话，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安全全球化挑战。
其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难以区分。海上安全问题既可能是传统海上岛屿、岛礁领土争端引起的，也可能是由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引发，原有的传统—非传统安全区分可能过时。
再次，安全防范与安全维护难以区分。网络安全问题就是典型的例子，既有防范黑客攻击的难题，也有维护网络开放、安全、自由的矛盾，甚至其威胁来源也往往不明了，既可能是有政府背景的网络部队攻击，也可能是黑客组织或个人行为。
最后，安全威胁来源与安全治理难以区分。传统上，猫和老鼠的游戏角色分明，逻辑清晰。如今，网络恐怖袭击等行为表明，安全威胁来源，安全管理机制更趋复杂化、多元化。
与此同时，国内安全问题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政治安全与国家安全难以区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安全，在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这日益关系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一些国内外势力从攻击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出发，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事关国家安全。
其次，维稳与维权难以区分。钓鱼岛问题是外交维权问题，但受国内民意牵连。就钓鱼岛问题举行的反日示威，往往容易引发国内动乱和社会不稳，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再次，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难以区分。大规模卫生问题、恐怖袭击事关社会安全，由于其国内外联系，也往往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也因此交织在一起。
最后，海外安全与国内安全难以区分。随着中国企业、公民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如何维护我海外利益，应对投资风险，成为新时期突出的海外安全问题，而且事关国内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如何应对海外突发安全事件挑战，加强国际海上安全合作，成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严峻考验。
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呼唤中国超越西方安全观，提出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安全文明观。中国应适时提出中国特色的安全文明观，主要内涵包括：
一是安全共享。欧盟是主权共享的成功范例，亚洲地区则应成为安全共享的典范。冷战时期的安全共享是集体安全、安全联盟，如今日益落后于时代要求，必须超越。东亚地区“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导致近年纷争不断，不可持续。相关国家共同分享繁荣，也共同分享稳定，这就是安全共享的基本逻辑要求。
二是安全共担。即共担安全责任。以一己之利破坏安全大局的行为，必须得到有效制止。在南海问题上，一些国家炒作什么航行自由来围堵中国，就是搅局的不负责任行为。安全利益攸关方，首先是当事国，其次是域外国家，必须发挥湄公河联合执法精神，共同承担相关安全职责。
三是安全共建。李克强总理在第16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稳步推进海上合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就是说，海上安全通道不仅事关相关海域国家安全利益，也事关域外贸易体切身利益，必须共同建设、维护好海上安全通道安全。为更好开展海上安全合作，中国可效仿上海合作组织，倡导成立海上合作组织。
四是安全共赢。你安全，所以我安全。这是新时代可持续共同安全观的典型写照。任何国家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的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安全共赢就是要实现“我的安全也是你的安全”制度安排，让各国共享安全梦。
2014年是中国安全文明观阐述的契机。从国内层面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创立，是应对大安全挑战的时代呼唤，为此要进行安全体制的顶层设计和安全战略的升级换代。从国际层面而言，中国倡导的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逐渐在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但没有安全共同体支撑，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是不坚固的。
中国的安全文明主张大安全理念，在政策层面提倡总体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国在新安全观基础上提出的大安全观，系统回答了安全四维关切：其一，安全观念——树立总体安全观。总体安全的涵义包括：国家安全包括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全方位内涵，兼顾传统安全与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实现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的共同安全，甚至包括人与自然、国家与国际的总体安全；其二，安全道路——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不走西方安全扩张老路，不重复诸如“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历史安全悲剧，在安全领域实现道路自信与可持续发展；其三，安全体制——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其四，安全目标——命运共同体，摈弃一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零和思维与对立式安全理念，树立“你安全所以我才安全”的人类新安全观，确立人类共同家园休戚与共的安全新思维。这就真正实现了安全领域的内外兼顾、领域统筹，超越了排斥第三方、甚至针对假想敌的美国双边联盟体系，超越了东亚地区“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亚洲悖论，更具时代性、包容性。
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从互利共赢到共同安全，倡导安全共享、安全共担、安全共建、安全共赢理念，中国特色安全观的世界意义不断彰显。总体安全观的丰富内涵和哲学理念表明，中国的安全文明观实现了对西方的三重超越：从起点上超越新旧二元对立；从内涵上看，是与发展对应的安全，而非与和平对应的安全；从原则上看，分享—包容—可持续是安全文明新原则。总体安全观的提出不仅丰富了中国安全思维，也是中国在安全领域国际话语权建设上迈出的又一重要步骤。展望未来，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中国将不断增加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供给能力，以打造平安中国，建设和谐世界。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的安全文明不仅来自五千年以“和”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且来自于自身的和平发展道路。最近25年来，中国从未对外用武，是大国中唯一的例外。国际社会公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成功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还能持续地和平发展吗？产生这一疑问的背景，不只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在军事上高调亮剑，外交上积极有所作为，更在于时代背景的三大变化：
其一，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极其发达，“天朝无所不有”，没有必要对外扩张，中华民族爱好和平是有坚实物质保障的。按照西方历史经验，海洋文明扩张源于非自足性，给世界带来血雨腥风。如今中国在快速实现工业化，资（能）源稀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海洋和域外，还能坚守和平吗？
其二，古代东亚体系以中国为中心，通过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而实现协和万邦。中国早已进入现代国际体系，遵循现代游戏规则，从近代“百年国耻”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如今中国越来越先进了，会不会打人，尤其是报复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和西方列强？
其三，过去，中国对外经济依存度低，可以闭关锁国，而自成一体，对外可息事宁人。如今中国对外能源、经济依存度均超过50%，改革处于攻坚期，社会处于转型期，国内—国际政治矛盾凸显，谁能保证中国不会转嫁国内矛盾，选择与外部世界对抗，放任民族主义而引发战争？
以上三大疑问并非抽象的，而是表现为当前的三大关切：
其一，在领土、领海主权争端中，中国会不会使用武力？MIT中国问题专家泰勒曾出书分析中国解决周边领土争端的历史，得出结论说，中国陆上文明思维发达，倾向于通过谈判、妥协的方式解决陆上领土争端，但是海上争端不易妥协，尤其是中国传统上缺乏海洋文明基因，且快速走向海洋。受日本舆论挑拨，外媒不时炒作中国将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舆论担心，中国会不惜以武力维护海上领土主权。
其二，中日是否会爆发战争？中日关系不仅是中国周边外交最大的考验，而且是中国同西方关系的试金石——日本意识形态上属于西方阵营，同时还是内陆文明走向海洋的试金石——中国能否和平地突破第一岛链。中国周边外交“亲诚惠容”原则是否包含日本？中国梦能否包容日本正常化之梦？日本对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均很熟悉，对中国伤害也最深，如果中日能和解，八国联军就不算什么了，中国更能包容西方列强；同时，中国和平走向海洋也有了可能。
其三，中美是否会发生权力转移冲突？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明确说，中国不可能实现和平崛起，这是由国际政治的逻辑决定的，无关中国历史文化，因为意图并不重要。中美权力转移的实质是现行国际体系能否包容中国。毕竟，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好比“拉大象进浴缸”，现今国际体系要更好容纳中国还得进行大的改革，这样才能捍卫西方权益。中国提出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美国犹豫良久后一度积极回应，但还会反复，且留有后手。
回答好国际社会对中国能否持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上述关切，必须系统提出中国的和平观，这是安全文明观在和平发展道路上的具体体现：
首先，和平是相互的，并非套在中国头上的紧箍咒。中国并非二战战败国，和平并非中国单方面的承诺，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提是别的国家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了实现持久和平，中国不可能放弃非和平的选择，正如两岸关系所显示的，这恰恰制止了冲突，赢来台海和平与发展的大好局面。
其次，和平是总体的，局部冲突不影响中国和平发展。解决领土、领海主权争端，中国不倾向于使用武力，但若对方挑衅导致擦枪走火，中国军队绝不是摆设。即便中国被迫卷入冲突，也不意味着中国放弃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领土（海）争端。
再次，和平是动态的，需各方小心呵护。欧盟是欧洲人“永不再战”的信念产物，但欧洲人将和平视为理所当然的，导致去军事化现象，使欧盟迄今仍仰仗美国保护其和平。亚洲应汲取其经验教训，各国不仅要深刻反思历史，小心建构和平，还要增强自主和平能力，通过合作、交流构建和平的经济、社会与观念基础。
和平崛起最初是针对中国崩溃论提出的，承诺中国不挑战现有国际体系，而是通过参与、融入现行国际体系来实现和平发展，回答的是国际体系利益攸关方的关切。现在，中国的发展已超越这一阶段，应该主动提出中国的主张与理念，回答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切。中国可借世界和平论坛，提出中国的新和平观，既超越古代中国和平观，又超越西方和平观，阐释中国特色的和平学。概言之，中国理解的和平，应包含以下三原则：
一是和平的互惠性原则。和平如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必定是脆弱的，正如朝鲜半岛局势所一再显示的。故此，中国始终不渝地倡导互利共赢，通过合作解决资源、能源稀缺问题，从而避免走西方列强老路，坚信只有同时有利于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建构的和平，才能实现积极和平。
二是和平的包容性原则。美国在亚洲通过军事联盟，以对抗式实现和平，始终没有将有关各方包容进来，未能实现亚洲的持久和平，甚至也没有给其亚洲盟友带来安全感。故此，中国倡导包容全体利益攸关方，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总体和平。
三是和平的非强制性原则。美国在二战结束前通过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又以一己之私未彻底改造战后日本，致使日本长期以错误历史观教育民众，认为自己不是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打败的，而是被美国的原子弹打败的，近来更是打着积极和平主义旗号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成为今天东亚乃至世界和平隐患。故此，中国倡导树立正确历史观，从内心播下和平信念，通过签订和切实遵守《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非强制性制度安排，实现可持续和平。
个案分析：如何构建亚太总体安全？
在自身和平发展道路基础上，中国安全文明的考验在周边，也就是如何构建亚太总体安全。亚洲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也是安全形势最复杂严峻的地区之一。概言之，存在三大类亚洲安全问题：
一是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传统安全挑战。比如领土、领海争端。从本质而言，这是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纵向亚洲国际体系遭遇西方传来的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横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时空矛盾，比如，越南以法国殖民时期的版图侵占中国的南沙、西沙岛礁，而历史上（包括1958年范文同总理声明）其政府都是承认这是中国的领海、领土的。因此，让亚洲成为亚洲，而非东西方观念冲突的亚洲，树立整体亚洲观、共同安全观，是实现亚洲长治久安的关键。
二是国内问题外溢或跨国安全挑战问题。如民族宗教矛盾、资源冲突、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上海合作组织是应对此类问题的关键平台，但成员不够广泛、视野不够宽，需要在更大的平台上综合应对。
三是全球化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及不确定性挑战。如自然灾害、能源、气候变化、网络等。一方面，亚洲各国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另一方面又面临可持续安全的困境，必须统筹兼顾、协调解决。
亚洲各类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带来的权力东移和权力分散，增加了安全不确定性，亚洲自然难以幸免，但更主要的是亚洲不能自主。其中，亚洲国家相互不信任是症结，缺乏一体化的亚洲安全机制是核心，亚洲不能自主自立是关键。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不久就倡议成立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开启了亚洲自主安全合作的先声。创新观念、创设机制，实现亚洲的安全问题由亚洲人来管理，以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方式实现亚洲安全梦，成为亚洲各国的共同担当。
为创新观念，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亚信峰会上提出亚洲新型安全观，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与普遍、平等、包容的安全理念，走出一条亚洲特色的安全之路。为创设机制，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倡议，在亚信基础上推动建立亚洲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共同探讨制定地区安全行为准则和亚洲安全伙伴计划，建立亚洲执法安全合作论坛、亚洲安全应急中心等，摒弃 “亚洲版北约”的冲动。
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这正是亚信精神的集中概括。以亚洲方式实现亚洲安全梦，实现亚洲的自立、自强，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当然，亚洲安全问题绝不限于亚洲，解决的思路也不局限于亚洲。亚信会议是开放的，亚信要统领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南盟、阿盟等亚洲地区的安全机制，实现与亚欧会议、北约之欧亚部分对接，最终实现欧亚大陆安全一体化，是可预计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亚洲和平发展同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亚洲稳定是世界和平之幸，亚洲振兴是世界发展之福。亚洲在实现安全梦的同时，也为世界安全贡献亚洲智慧、亚洲经验，贡献安全治理的亚洲模式。
古人云“知行合一”，亚洲安全观及亚洲安全架构的建立可谓一枚铜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尚需时日。这是笔者参加第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留下的深刻印象。
行前，中方代表团曾设想，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可能成为对话讨论的焦点。出人意料，外方无人提及，直到傅莹主任和王冠中副总长先后系统阐述其实质内涵，才引发讨论，并集中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亚洲安全的传统角色——美国，与非传统角色——中国，传统安全架构——美国主导的双边联盟体系，与非传统架构——东盟主导的区域安全体系，如何融合、衔接的问题。总体来说，可概括为道、法、术、器四大层面：
道：实现亚洲安全之道，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解决。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亚信峰会上的这一期许，引发各方强烈反响。新加坡等东盟国家担心，中国说的亚洲人民可能是中国人民的代名词，他们压根儿就不指望靠自己能解决安全问题。而他们对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已习惯，换新“安全保姆”有不确定性，何况新“安全保姆”还与东盟一些国家有领土、领海纠纷。这就提示我们，亚洲是被欧洲殖民过的，美国承载了欧洲殖民者遗产。亚洲小国对亚洲的本我——传统亚洲，以及让亚洲成为亚洲的理念，难以一下子认可。虽吾道之不孤，一些东盟国家私下还是很支持中国，但都不以得罪美国或在中美间选边为限。如何发挥好亚洲智慧、以亚洲方式实现亚洲安全之道，考验中国与亚洲。
法：实现亚洲安全之法，是国际法及地区规范。安倍主旨演讲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是法治，并口口声声以国际法和西方的好学生自居。可是当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提出中日可将钓鱼岛之争上诉至国际法庭时，安倍断然否认，声称钓鱼岛不存在主权争端。笔者问及美国参议员卡丁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无时间表时，对方支吾应对。可见，亚洲安全建构切忌国际法实用主义。实现亚洲安全之法，需要建构亚洲各利益攸关方均认可并履行的法的精神与共识。
术：实现亚洲安全之术，在于传统—非传统的兼容。印尼、马来西亚都提出亚洲需要更具包容性的安全架构，将各利益攸关方包容进来，在以他们的方式呼应中国的亚洲新安全观。当然，包容、约束不只是针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也针对旧安全力量——美国和新安全力量——中国。如何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变成对各方（包括域外利益攸关方）均具约束力和规范性的国际行为规范（COC），是建构亚洲安全的试点，具有开创性意义。
器：实现亚洲安全之器，在于创造充裕的物质条件，使亚洲国家内部的相互依赖超越对外部依赖。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发言中表示，美国2015年将增加对盟友援助、培训各30%、40%，以此来安抚亚洲盟友，但各国对美国持续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纷纷表示质疑。欧洲与会者直接问哈格尔，美国如何既要重返亚太，又要应对乌克兰危机？笔者在“香会”上提出，美国将亚洲霸权部分外包给日本，这是安倍打着积极的和平主义突破战后秩序的时代背景。西方国家都在削减军费，因而只顾日本的“积极”贡献，忽略或漠视其错误历史观是否真正为和平？这就提示我们，亚洲新安全观与新安全架构的物质基础，仍然是本地区的持续繁荣及区域内的紧密联系。贸易通、货币通、人心通等互联互通，是亚洲安全的根基。
一句话，亚洲安全之道、法、术、器皆备，真正达到让各安全利益攸关方知行合一、众志成城的效果，任重道远。
结语
以国家安全观为例，中国外交已进入自信、自觉的新阶段。全球化时代中国安全文明，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式安全文明，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际话语权。超越西方国强必霸的逻辑与冷战模式，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亚洲新安全观是中国安全文明的重要载体。关注安全治理，倡导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安全文明的现实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