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9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会议上强调，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这个重要讲话表明科技兴国已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重心。鉴于此，本文分析科技发展中的人口因素，并探讨何种人口政策才有助于实现科技兴国的理想。
中国科技近代为何落后了?
如习近平所言，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维基百科的词条“历史性发明时间表”（Timeline of Historic Inventions）列出了人类有史以来共133项重大发明。这些发明中，15世纪之前有78项，其中30项出自中国，占38%，远超其他可比的地域。然而，15世纪之后的55项发明却无一出自中国。为何中国能创造辉煌的历史，到近代却落后了？
我们从科技的本质来探讨。科技在很多人心目中被神化，其实它只是用来解决供给匹配需求的方法；科技发展则是创新更好方法的过程。创新空间越大、创新效率越高的社会，发展科技的能力就越强。
一个社会创新空间的大小取决于：1）人口规模——人口更多的社会中，供给和需求的匹配更多，激发更多方法；2）交流性——内部之间交往更多，供给和需求的匹配更多，激发更多方法。3）多样性——行为与观念更多元的社会中，容易出现更多异质方法，张大创新空间。
一个社会创新效率的高低取决于：1）科技素质——即智力和技能，智力有先天成分，但技能可后天提升；科技素质更高的社会容易找到好的方法。 2）文化——更勤劳、注重成功、重视知识的社会容易找到好的方法。3）机制——更易优胜劣汰的环境中，胜出的方法更好。
科技进步是一个从均衡到变革再到均衡、不断积累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所谓均衡是指在可交流的范围内，不同地域的技术水平的差异趋于稳定。打破均衡的是变革，即带来体系改变的技术突破。早期人类社会按使用工具可分成石器、青铜、铁器等时代，后期按生产方式则可分成游牧、农耕、工业、信息等时代；区分这些时代的标记就是技术变革。变革本身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更易发生在有利的环境中。根据交流程度的不同，变革会从发源地逐步向外扩散，再又形成新的均衡。
中华民族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语言相通、勤劳、尊师重教、追求世俗成功，其平均智商被归为世界最高之列。这些在人口规模、交流性、科技素质和文化上的优秀特质是科技发展的核心优势，也是中国在技术上曾处于先进地位的背景。但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却出现在西方，哪些环境因素有利于这些变革发生在西方而非中国呢？下面从影响创新的空间和效率各方面来比较。
1) 人口规模——虽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作为一个文明并无人口优势；中国在地理上远离其他主要文明。而巴比伦、埃及，波斯、希腊等古文明虽不像中华文明这样一脉相承，但它们之间存在相当的交流和传承关系，承载着这些古文明的地域上的整体人口规模超过中国。
2）交流性——中国自秦以来的天下一统保持了良好的内部交流性，但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地缘政治的变化，欧洲与近东、中东及后来的美洲不断有人员接触和思想碰撞，提升了整个区域的交流性；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就深受伊斯兰科学文化复兴的影响。
3）多样性——中国的天下一统虽在内部保持了交流性，但降低了多样性。而欧洲国家林立、竞争激烈，内部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上千差万别，呈现了观念和行为的多样性。
4)科技素质——中国历史上的聪明才智多用于关注社会伦理，而非探索自然或发展科技；要不是因为现代科技的兴起而回溯历史，张衡、祖冲之、宋应星等会默默无闻。而欧洲的科技教育早就萌芽，后逐步普及。
5）文化——中国有重技巧轻理论的倾向，虽技术精良，但未产生完整的科学体系。西方宗教曾阻碍理性思想和科学进步，但也激发了寻求终极真理的热情和动力，教会及其衍生的教育和学术机构更是发现和传播知识的重要场所。到后来，社会认同科学价值、推崇科学探索。
6）机制——中国的科举制度让平民精英能进入国家管理阶层，但也左右了他们的人生追求。欧洲各国当年纷纷成立科研机构，逐渐演化的法律和商业制度提供了良好的竞争环境，教育、出版和专利等制度则确保了科技知识的传播和对创新的保护。
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兴起，打破了原先的均衡，让西方开始遥遥领先于世界。不管上述有利因素作用多大，像其他变革一样，西方近代的突飞猛进是一个脱离历史常轨的奇迹，所以更值得反省的不是变革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而是中国为何迟迟没有追上。对此，习近平提到，明代以后，由于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国同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渐行渐远，屡次错失富民强国的历史机遇。这是智慧之言。闭关锁国隔断了与外部的交流性，阻碍了新兴技术向中国扩散，其伤害性可从规模效应来理解。
规模效应是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内部交流性越高，规模效应越大。若把世界当成一个整体，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性是整个世界获得规模效应的前提。即不同地域相互交往，让需求跨区域匹配，产生的方法在各区域推广应用，从而产生额外效益，最终让各区域受益。闭关锁国割裂了本国与外部的往来，损失的是外部规模效应，即本国如果参与世界循环将呈现的规模效应中分摊给本国的部分。
在外部世界突飞猛进时，闭关锁国所损失的外部规模效应更加突出。工业革命最初只发生在英国南部，但逐渐扩展到整个欧洲和北美，其影响也波及满清朝廷。如果当时中国统治者不把科技看成奇技淫巧，而是敏锐认识到其背后的意义，打开国门，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国可能像日本一样更早走上现代化道路。
由于科技进步的过程非常复杂，各环节紧密相扣、相互促进；某个社会一旦占据先机，其领先地位将是全方位的且具有巨大惯性。哪怕赢得先机出于偶然，领先者最终领先的范围之广和持续之久，也容易让落后者误以为领先者拥有不可战胜的先天优势。中国要在科技上追赶并超越西方，必须在心理上打破这种错觉，真正认识到中国自己的优势和危机所在。
人口规模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在科技进步从均衡到变革再到均衡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需求是根本性的动力。人口众多酝酿各种需求，是科技进步的基础性优势。人口增长会催生新的需求，激发更多供给,壮大创新空间。近代数次技术变革都与人口增长息息相关。
始于176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原因之一就是英国人口增长迅速（Thomas，1986；Simon，1994）；从1700到1820年的120年间，英国人口增长了155%，远高于西欧其他地区的55%。英国的煤炭开采就源自对柴木短缺引发能源危机的担心。始于1860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即由众多人口支撑庞大的产品和劳工市场；从1860至一战前的1913年的53年间，美国人口从3184增至9570万，增长201%，而欧洲则从1.758增至2.61亿，仅增长48%；这期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在避孕手段还未普及的年代，技术提升后的社会又可支撑更多的人口；人口增长与科技进步互为因果。而始于1980年代的信息革命则离不开全球化。在全球化下，各个独立的经济体融合演化为一个人口规模更大的循环体系，让产品、技术、资本、人才在全球流动。这些变化提高了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性，产生前所未有的规模效应，促使互联网等各种技术突飞猛进。
早期的技术突变常发生在边缘区域，因为这些处于反差之中的区域呈现更大的多样性。比如，大航海时代就是由欧洲边缘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开创。但随着技术体系中积累的成分不断增加，新的技术突破越来越需要积累的基础。比如，没有发达的半导体和软件产业，互联网就不可能生根发芽。因此，技术突变会越来越集中出现在拥有更大人口规模的中心区域。近百年来，主要的技术突破都来自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美国。
技术变革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科技素质、文化和机制，从而提升创新效率，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在这种不断的自我强化下，近代西方的科技、经济、军事全面领先中国。由于西方任何单个国家的人口都少于中国，有人误以为人口规模对科技发展不重要，甚至把人多当成劣势。其实，西方各国的科技进步是在整个西方范围内产生的，这个体系的人口比中国少不了太多。更重要的是，西方在技术变革取得先机后，其优势的自我强化导致效率大幅提升。特别是，现代教育、科研和商业体制的成熟，让知识和技能从点滴似的传授和改进变成全社会系统化的传播和积累、促进了效率的飞跃。这种知识传播大幅提升创新效率，促进科技进一步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闭关锁国隔断了中国的外部交流性，延缓了科技知识向中国传播，拉开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突出体现在教育普及程度上。如表1，普鲁士、法国、美国在1870年的小学入学率皆超过65%，而中国1935年的入学率仅有22.1%（胡鞍钢，2003），到1955年也只有53.8%（刘英杰，199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士兵的识字率不到10%（张瑞德，1993）。在现代科技知识的传播上，中国与西方近代的差距更大。
表 1 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近代教育普及情况
注：数据来自Soysal、Strang（1989）
比起后进社会，一个跨入更高技术阶段的国家，哪怕人少得多，其效率的高超就可具压倒性优势。但当新的均衡在充分交流下形成后，人口的规模优势又会起决定性作用。近代数百年内，强国崛起的顺序印证了这点。在16至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都仅有数百万人口，依靠海外殖民和贸易崛起为世界强国。到18至19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人口数千万级的国家凭借科技和工业革命所增强的国力成为强权。而20世纪的超级大国则是人口数亿的美国和苏联。在强国更替的过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国家步入正轨崛起，前面人口较少的强权则会被边缘化。
在处于相同技术阶段的各国竞争中，人口多出50%所形成的规模优势难以撼动。虽然决定博弈结局的因素很多，包括国际间的合纵连横，但人口是国力的根本，人口增减常常比土地增减对国力的影响更大。
法国和德国长期处于相似的科技发展阶段。在拿破仑时代，法国人口比整个德意志多出约20%，是其中最强大的普鲁士的两倍多，当时法国的势力在欧洲首屈一指；到两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口比法国多出60%，整体势力就强于法国。二战战败后，德国的东普鲁士被割让，当地的德意志人口被整体西迁。西德虽只拥有之前德国39%的土地，但继承了近80%的人口, 在经济快速恢复后成为西欧头号经济强国。1990年东德并入后，统一的德国比之前的西德，面积增加44%，人口增加25%，如虎添翼而成为欧盟的中流砥柱。
在1980年代，苏联总人口略多于美国，虽科技水平较低，却在军事和政治上可与美国争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76%的土地和51%的人口。尽管面积依然比美国加欧盟还大，但不到美国一半的人口让俄罗斯在军事和能源科技之外处于竞争劣势。除地缘后果外,乌克兰的疏离对俄罗斯伤害最根本的还是人口的损失。如果俄罗斯自己能增加相当于乌克兰的4500万人口，那近1.9亿人口的俄罗斯在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上，会比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相加更强，且内部还不存在语言和认同的差异。
由于交流性的增加会强化规模效应，人口规模优势在信息时代更加突显。被美国通信委员会前主席Reed Hundt认为揭示了互联网内在机理的Metcalfe定律称，网络的价值与使用者数呈加速关系：使用者人数越多，网络对单个使用者的平均价值越高。在农耕时代，人口多一倍，国力也只大一倍，因为一般人活动范围仅几百平方公里，个体的平均交往频度和质量不会随人口增加而提升。但在信息时代，经济达到均衡后，人口多一倍，国力增强不止一倍，因为通讯和交通的便利让个体之间可直接交流和来往。人越多，个体的平均交往频度和质量越高，社会复杂度越高，规模优势对竞争力的强化作用就越突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远快于西方，说明双方在经济上尚未达到均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还未充分显现。
地理、政治、语言、文化等把世界分隔为不同的区域单位，而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始终是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在现代世界政治框架下，主权国家是最自然的区域单位，也是世界博弈的主角。外闭内通的地理环境和共同的语言文化，使中国成为一个天然的整体。现有人口规模让中国在军工、通信和交通等基础性行业上，通过内部循环就能保持足以维持竞争力的规模效应，确保了中国在政治和安全上的自主性。而且，拥有众多人口的国家更容易在世界博弈中获得压倒性优势而享受额外收益。
产业竞争是科技竞争的重要体现。由于内部交流性高于外部交流性，很多产品的竞争首先在区域内进行。人口众多的国家容易形成更细分、更多样化、竞争更激烈、规模更大的市场。在13亿人的中国，很稀奇的创意产品，哪怕万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形成13万人的市场，催生一个行业。对于成熟的产品，庞大的市场能容纳更多参与者，让优胜劣汰下的胜出者更强大。而且，庞大的本土市场可让本国企业在全球率先达到规模效应，实现盈利，并尝试和发展先进的技术，再逐步占领海外市场。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人口最多。庞大的本土市场培育了大批美国企业，凭借本土成功所积累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财力，走向国际市场成为跨国公司。因为信息产品的生产成本几乎不随市场规模增加，规模效应在信息产业中尤为突出。同样得益于庞大的人口规模，美国的生物医药技术遥遥领先。一种药品的开发需投入5到20亿美元（Adams 和 Brantner，2010），而药物批准前要经过的临床试验常涉及数以千计的特定疾病的患者。这种规模的资金投入和临床试验非一般国家能承受。像瑞士的罗氏和诺华，英国的葛兰素史克等制药公司，在美国雇佣的人数都多于在其本土，而产品销售的最大市场也是美国。
但中国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市场。过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和通信条件落后时，中国的众多人口并未形成有效市场, 但现在中国已成为能源、钢铁、建材、电器、汽车、网络等行业的全球最大市场。在2013年，中国的电子商务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整体规模较小的中国商业在电子化程度上已高于美国。这种新兴行业的异军突起反映了人口优势对扭转技术竞争态势的意义。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在几乎所有行业拥有世界第一的规模，这将有助于中国企业依托本土市场的规模优势走向世界。如华为、联想、腾讯等就开始在海外崭露头角。美国在1965年就开始规划高铁建设，但一直举步维艰，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密度不够；而中国的高铁发展高歌猛进，现在已开始面向海外。
人口众多不仅促进市场多样化和层次化，也是形成庞大人才规模的基础。大学教育是目前从事科技事业的基本条件，大学及以上程度的人口规模才体现为科技发展的优势。虽然美国人口仅中国几分之一，但如图1，在2007年之前，美国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总人口却一直高于中国。这是美国科技力量长期领先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中国的大学及以上学历总人口已超过美国。
注：中国数据估算来自历次人口普查公报，美国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
从科研人数来看,中国在2000年不到美国一半,现已超美国；20年后将远超美国。尽管中国的科研人员在知识和经验方面还有差距，但整体质量在不断积累中会逐步提高。中国的研发投入现在仅美国的1/3，但增长率数倍于美国，可预见20年后研发投入将成为世界第一。科研人才和研发投入的规模优势，会为中国科技的突飞猛进奠定坚实的基础。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中国在2012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尽管解读不一，但意义深远。
包括北美、欧盟和澳新等在内的西方体系拥有共同的种族、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在经济和安全上高度整合。近年美国积极推动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就是通过广泛和紧密的经济一体化提升这些国家之间的交流性，以获得更大人口规模所带来的额外经济收益。虽然现在中国的人口数倍于美国，但整个西方体系却有近10亿人，如果再加上被纳入美国安全体系的日、韩等则有12亿人，略少于中国。
相对整个西方，中国语言一致、人口集中，在内部交流性上具有优势。但某些人为政策却在阻碍内部交流性的自然提升，特别是户籍政策在限制人口流动。在市场经济中，人口随着经济机会而流动，其动力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能带来更高的经济产出。因此，限制人口流动会造成经济机会和效率的损失。
一个区域的人口规模优势，往往体现在对本区域最具人口吸附作用的中心城市的经济活跃度上。这些城市是最优秀人才和最有竞争力的企业角逐之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全国性城市，作为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的集中地，在这些城市产生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更能体现出中国科技发展的人口规模优势。但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却在阻止这些匹配，让很多科技创新的机会消弭于无形。我们之前的文章对此有深入分析。
中国的内部多样性远不如西方。即使美国一国也比中国拥更大的多样性，因为作为移民国家，美国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和观念。中国长期强调的思想统一和政策一致，更进一步压缩了多样性选择的空间，让不同方法的尝试和比较变得困难。
总之，从决定创新空间的三个因素来看，与整个西方相比，中国目前在人口规模上略占优势，交流性上具更大优势，但在多样性上处于劣势。鼓励人口自由流动可提升内部交流性，而鼓励不同的观念和行为则可提升多样性。这些对充分发挥中国的人口优势，促进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技能否赶上甚至超越西方?
除了人口规模优势外，中国很多过去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因素已转变成中性甚至有利因素。天下一统在历史上也许不利于孕育科技变革，而现在政治的统一有利于中国对其他国家形成规模优势。中国以前远离其他主要文明，而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兴起，让中国处于世界最有活力的新兴地区的中心。科举制度虽因左右知识精英的人生追求而不利于自然科学发展，而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却传承下来了，到今天已转变成对学业的重视。中国古代能工巧匠地位较低，而现代民众对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遍尊崇。
不过，即使拥有人口、文化和经济等有利条件，中国要在科技上追赶甚至超越西方道路坎坷。科技发展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周期漫长，科技人才的培养经年累月，学术氛围的形成更需要历史沉淀。因此对新兴大国来说，科技进步会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美国在1872年就超过英国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经济体（Maddison,2009），但科研水平直到1930年代才追上欧洲，这还部分归功于大量科学家因动乱从欧洲移民美国。
表2是2000-2013年间诺贝尔科学类奖获得者最多的5个国家在2000年之前和之后的获奖人数。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就达世界一流水平,但日本获奖者人数在2000年之前屈指可数，在2000-2013年则升至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即使按获奖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日本也高于曾长期占优的德国和法国。这印证了对科技成就的认可相对于经济发展有几十年的滞后。扣除海外出生者，在2000-2013年美国获奖者占人口的比例也只有日本的1.75倍左右。尽管日本教育体制比较僵化,两国的表现并非天壤之别。
表2自2000年以来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人数最多的5个国家
注:获奖者所属国家来自诺贝尔奖委员会网站,括号内为扣除国外出生者的获奖者数量。
上表还显示，在2000年后，美、英、法都有较大比例获奖者生于国外，说明这些国家能吸引海外人才。不过未来吸引力也许会随这些国家经济地位的相对衰微而下降。 目前美国吸引的人才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占压倒性多数。 如2000至2009年， 美国吸引技术人才的H1B签证(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2011年)获得者中，46.9%来自印度，8.9%来自中国。美、英获奖人数更多还得益于英语的地位和两国浓厚的学术传统。
比较2000-2013年与1949-1999年的获奖人数，日本上升最快（11/5），德国下降最快(7/40)。由于从取得成果到获奖存在几十年的滞后，诺贝尔奖数量反映的应是更早的成果。尽管日本目前生育率低于德国，但1950至1995年，日本人口增长了64%，远超德国的22%，这有利于日本获奖人数在近期后来追上。
中国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在2012年为3325万（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2），而印度在2010年为2660万（印度监控和统计局，2012），美国在2012年为1993万（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中国目前居世界首位，但低生育率趋势下，这种优势难以维持。从2008至2014年，中国大学报考人数已经减少了11%，这背后是生育率长期低迷导致报考适龄人口的大幅萎缩。如图2，适龄人口的萎缩将持续到2023年左右，接着会有一个六七年的小幅回升和平坦期。之后的适龄人口能否稳定？
图2 中国历年高考适龄、报考、录取人数
注：数据估算来自人口历次普查和历年高等教育公报，适龄人口是当年18和19岁人口的平均数。
现在出生的人将在2032年前后报考大学。年出生人口取决于1)生育率，即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2)育龄女性的数量。中国的生育率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的挤压。二是导致东亚文化圈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共同因素。三是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和宣传下的惯性。新近的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对生育率提升是杯水车薪。自2014年开始的未来10年内，处于育龄高峰期的24-28岁女性数量将从6340万锐减至3464万左右。因此，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能将生育率提升50%，也无法阻止年新生儿数量在经历放开得以有限反弹之后又开始大幅减少，导致2032年后报考大学的适龄人口再次雪崩。这首先会降低大学生的整体质量，最终也会降低大学的入学人数。
从趋势来看，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国家。从18-24岁的大学适龄人口来看，印度目前是中国1.2倍，而印度和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分别为18.8%和26.5%。到2040年，印度的大学适龄人口将是中国的1.7倍。到时就算中国的毛入学率能达到60%，印度只要达到35%，其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将超过中国，之后印度超出的幅度会越来越大,最终在人才规模上完全超过中国。虽然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口优势会维持较久，但如果生育率无法提升，只要两三代人后，美国每年出生人口将超过中国。即使不考虑美国作为传统移民国在吸引全球人才上的优势，中国的人才规模也将被美国反超，退居世界第三。
极低生育带来的不仅是未来人才的减少，更是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到2013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的比例已达14.9%，在未来30年将一路上升到40%左右，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在全球19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97位(世界卫生组织，2013)，中国未来老龄化如此严重根本原因是生育率太低。
由于人的创新和创业活力在30岁左右达高峰后快速下降，越是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就越旺盛。我们的研究发现，年轻人口比例减少，创新活力会以更大幅度减少。这意味着，老龄化不仅减少年轻人的比例，也减少年轻人本身的创新动力。日本的高科技业在1990年代之前日如中天，现在却萎靡不振。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与日本人口严重老化有很大关系。此外，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社会抚养压力会持续上升，不断恶化财政状况，大大挤压对科学的投入。
很多人认识到人口老化的负面效应，但却相信，为了把人口规模降下来，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但如我们之前数十篇文章中所论述的，无论从资源、环境、经济还是社会来看，支持人口减少的所有理由没一个站得住脚。人口是经济和科技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减少人口的目标在根子上就错了。在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持续衰减下，需求和供给将同步萎缩，除殡葬、医疗、养老等外，几乎所有行业都会成为夕阳行业，投资意愿低迷，基础设施缺乏更新的动力和财力，创新和创业活力大幅减缓，最终让科教兴国的理想成为泡影。
科技兴国需要何种人口政策
中国人聪明、勤劳、语言相通、尊师重教、追求世俗成功。如果中国维持世界20%的人口，在市场规模和人才数量上保持绝对优势，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下，中国的技术乃至科学将快速进步，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中国的经济地位。再加上恢复民族自信心，在全球经济达到均衡之后，依靠加速规模和集聚效应，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中心，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度。这不是痴人说梦，而是人类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如果低生育趋势无法逆转，中国的人口规模在达到顶峰后将持续性地加速萎缩。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从1950到1980年仅上升了0.3个百分点至22.1%，部分原因是由于人均预期寿命飘升；而从1980年到2014年则下降超过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是前30年上升幅度的10倍。中国目前人口占世界19.0%，但年出生人口仅占世界12%；在世界一半的生育率下，这个比例每隔一代人时间将减少一半，与此相伴的是世界最严重的老龄化。在这种人口趋势下，中国将丧失人口优势，科技水平还没赶上就会被再次拉开。
当年西方各国通过对外殖民和贸易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全球经济体，闭关锁国隔断了中国与外部的正常交流和交易，让中国失去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无法享受外部的规模效应。当前中国的发展已经步入正轨，但低生育率却在消减中国内部的规模优势，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釜底抽薪。对科技兴国来说，低生育比闭关锁国的危害性更大。
闭关锁国的负面效应是可逆的。尽管实行过闭关锁国的国家在很多领域会失去先占优势，但打开国门后，也可博采众长，甚至在某些领域寻求最好的技术架构而形成后发优势。但长期低生育率的趋势难以逆转。迄今为此，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生育率在处于极低水平后还能成功地恢复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正是经历了人口劣势的恶果，法国在1939年就开始实施至今一直有效的生育鼓励措施，但法国对德国的人口劣势依然未得到根本改观。前苏联自1941年开始对单身和无孩家庭课税，1944年奖励“英雄母亲”，但都收效甚微，其生育率在二战以后持续走低，到1980年前后低于更替水平。正是认识到人口在大国博弈中的核心意义，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每个俄罗斯家庭都至少应该拥有3个孩子。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都在鼓励生育，尽管它们的生育率大都远超中国。
遗憾的是，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人口规模优势却在中国被当成劣势来消减。如前所述，在相同技术阶段，人口多50%所形成的规模优势难以撼动，但在目前的生育率下，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就将下降近一半，中国数千年来积累的人口优势在几代人时间内就会消失殆尽。目前美国、英国、法国的生育率都处于或接近更替水平，还吸引大量移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人口规模尤其是年轻人的数量，将少于由美国主导的、特意排除中国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所涵盖的区域。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在两三代人时间内，中国的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中国将彻底丧失人口优势。实际上，美国在技术积累和创新的多样性上已经占有优势，而且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西方世界的支撑，中国再失去人口优势将被彻底边缘化。
在此情况下，中国将无法依靠内部循环维持规模优势，只能与周边国家或者西方高度整合来保持经济竞争力。但与周边国家的5亿人口形成规模更大的经济体，远不如让中国避免减少5亿人口来得有意义。首先，与外部5亿人的交流性远不如与本国5亿人的交流性；其次，外部5亿人最多只让中国享受更多人口在经济上的规模效应，但在文化、政治上对中国并无认同，在军事上更可能威胁中国；第三、这种整合将让中国在经济政策、政治立场和军事发展上更多受到外部力量的掣肘。如果中国选择与西方融合，作为种族、文化、语系和历史背景都不同的大国，中国将失去政治、文化、甚至军事上的自主性和主导力量，中国作为一个人类延续时间最长的独立文明也将走向终点。
人口众多是科技发展的优势而非劣势，合理的人口政策应保护而不是削弱这种优势。鉴于中国不断恶化和难以逆转的低生育率趋势，我们建议立即全面放开并尽早鼓励生育，防止出生人数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坍塌。长期来看，应促进人口观念回归到能维持民族繁衍的正常状态,把养育更多身心健康的孩子作为科技兴国的战略基础。宏观目标应是稳定新生儿数量，逐步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保持人口均衡发展。中国应尽力保持对西方的人口规模优势，确保中华民族拥有能够取得并维持在全球主导地位的人口基数，为中国恢复科技领先的历史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