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自由经济、法治以及有效的制度机构的国家比那些缺乏这些的国家更加繁荣。像哈佛大学的乔治·博尔哈斯（George Borjas）一类的经济学家们却很害怕外来移民会带来他们原来所拥有的那些坏的制度惯例，对第一世界造成不良影响并减慢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速度。幸运的是，并没有充足证据证明移民会危及发达国家的自由经济。甚至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会对他们母国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造成相应影响。
一个国家的制度如果很糟糕，那么该国个体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方法去改变现状。
发声和逃离
一个国家的制度如果很糟糕，那么该国个体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方法去改变现状。一是通过投票或者抗议，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称之为“发声”（Voice）。第二种是移民，赫希曼称之为“逃离”（Exit）。
这些选择在现代通信手段实现之前是互斥的（即不能同时发生）。但是现在移民群体通过发声可以直接对母国某些政策表示异议，或者从国家发展和安全角度出发与国内的反对党及相关组织合作并提供资金支持。在某些情况下，移民甚至仍然在他们的母国拥有投票权。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发声”和“逃离”的移民者们是如何在国外对母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施加影响的。
逃离
移民者有两个主要渠道来影响母国制度。第一个渠道是影响公众舆论，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那些赞成自由市场和民主改革的人移民了，那将会巩固这个国家的原有统治且延缓改革进程。例如，在很多贫穷国家，技术移民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或建言改革或缄言而抑。幸运的是，他们中大部分都选择了支持改革。
更多的“可退出机制”可以加速欠发达国家在制度安排上向发达国家靠近。移民人口的规模对于母国的制度变化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存在着一个临界点，但是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文献讨论出这个节点在何处。大量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和佛得角（Cape Verde），通过很多积极的政策导向，使得各自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达到了10%和30%。
19世纪欧洲的大量移民促进了瑞典和爱尔兰的制度改革。大体上有四分之一的瑞典人移民了，其中包括很多想要成为改革者的人。为了阻止这些移民外流，留下来的那些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们遵循古典自由主义的方法采取有力的措施实行改革。对于改革派最为强大的支持就来自移民率最高的地区。
爱尔兰的集体移民同样也促进了制度改革。爱尔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有过好几波以英格兰、美国及其他盎格鲁国家为目标的移民潮。高移民率引发了对爱尔兰未来的担忧。政治精英们则通过支持人权以及不参与二战等提升社会条件的方法对如此庞大数量的移民给予回应。
“逃离”的威胁甚至也反作用于地方政府。在美国，市政府必须通过以低价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来避免纳税人移居到其他城市。类似的制度竞争在全国各地的技术工人中时有发生。
另外一个促进国内制度发展的途径，则是提升那些选择留下的人的政治谈判力。移民们可以创造一个降低异议成本的安全阀，因为他们可以自由的离开。这种方法可以促进专制国家的改革，比如冷战时期的东方阵营限制移民出境就大大提高了异议成本。特别是东德为了防止人民出逃至西德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限制措施。在发达国家，限制移民出境能减缓技术工人的流失速度，但对专制统治来说会提高政治异议成本，并且延缓对落后国家财富生产的制度改革。菲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的古巴是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实例。但是它也会偶尔放松移民政策来缓解国内政治压力以稳固统治——特别是1980年的马列尔偷渡事件（the Mariel boatlift）。这为古巴提供了一个巩固原有政治统治的安全阀。
逃离之后的发声
移民们可以不返回母国就直接影响它的制度安排。例如，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就一直在资助一些活动来反对控制墨西哥政治近一个世纪的机构革命党（PRI）。
移民的资金支持降低了选民们对机构革命党提供的类似公路和学校等公共产品的依赖。这就减少了公民投票反对机构革命党所需付出的代价。移民们也同时向国内传递政府透明等文化和价值准则。这些对维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在2000年的当选功不可没，他成为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墨西哥第一位非机构革命党出身的总统。
移民如何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也导致不同的政治结果。
然而资金支持所造成的影响也并不全是积极的。它会在短期内加剧腐败并进一步削弱制度的“品质”。那些接受资金援助的人们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来被那些腐败的官员所掠夺。除此之外，资金支持也会降低那些接受的人参与选举政治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现在不再过于依赖国家的援助就可以有一份可观的收入。
尽管如此，从长远角度看，移民们的资金支持与“发声”互相影响，往往会对国家制度造成间接的正面效果。随着受助者们越来越少的依赖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医药与学校，也越来越不避讳政治报复，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移民也会汇款给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同乡会（Hometown Associations，HTA），这不仅减轻了对国家馈赠的依赖性，也同时建立了公民社会，提高了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减少对国家资源的依赖也有利于集权主义走向民主。移民们提供的资金支持也可以用来资助反对党。
移民们“逃离”母国后是否给自己的母国带来正面影响，往往在于他们是否去往制度健全的国家。没有证据证明在不同集权主义国间中来回迁徙的移民，回到母国后倾向于鼓励自由市场，或是推动民主政府。举个例子，许多摩尔多瓦人在90年代末期移居俄罗斯和西欧（以意大利为主）。摩尔多瓦国内，受摩尔多瓦西欧移民影响的地区对亲俄党派支持大幅下降，而受摩尔多瓦俄罗斯移民影响的地区则更加支持亲俄党派。从摩尔多瓦的例子可以看到，比起俄罗斯来说，意大利能更好的传播自由主义。
移民如何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也导致不同的政治结果。萨尔瓦多移民普遍赞成通过同乡会资助公共工程，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从而帮助同胞。多米尼加共和党中的移民支持移民拥有投票权。因为移民的这种行为方式，萨尔瓦多和多明尼加政府将他们看作跨境民族国家里有价值的成员，这使得后者行动时有更多自由。“逃离”之后的“发声”可以改善母国的制度，但这些“逃离”的移民究竟能够在何种意义上影响母国，还与他们逃离去往的国家和他们选择改变母国制度的方式有关。
归国之后的发声
一些移民在归国后通过提高“发声”的影响力去改变他们母国的制度。
归国的移民常常带着新理念一种被称为社会支持（social remittances）的方式，在从农业生产、技术运用到政治体系如何运转等方方面面对完善政治制度、自由理念、现代化规范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支持也许发生在离母国相对遥远的地方，但当移民们归国时，影响往往是极其深远的。
佛得角的移民从美国、葡萄牙工作归国后，相比那些从未有过移民经历的人，要求更自由的政治改革和更高的政府透明度，而这也使得如今的佛得角虽为弹丸岛国，却享有强大的制度并由此吸引了许多来自非洲大陆的移民。数据表明，2010-2013年间，佛得角在世界经济自由度（the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的排位上升至第33名。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对撒哈拉以南国家的评比中，佛得角也常位列前茅，且其历史上选举后的政权大都完成和平过渡。
这种移民效应在波兰却表现得不均衡，从英国归来的波兰移民提倡将欧盟一体化作为推动波兰制度改革的一种方式，而从欧盟区域归国的移民并不试图改革国内体制——他们更倾向于加快欧盟一体化进程，并延续自由流动区（即申根区）。
墨西哥有归国移民的家庭对改善经济和政治体制有更高要求，如官方在宗教上不要过多干涉公民事务。他们也更倾向于支持LGBT社区（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社区）的权利。同性恋婚姻如今在墨西哥一些西北部城市属于合法行为，墨西哥西北部也同时是多数墨西哥美国移民的出生地。从欧洲归国的摩洛哥移民也同样对于政治体系、性别平等有更高要求，而从其他阿拉伯国家归国的移民们则不会如此崇尚古典自由主义。
并非所有移民海外者在归国时都会带有不同政见。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菲律宾季节性工人与国内未移民者持几乎相同政见。菲律宾移民从香港和日本等制度完善、经济高度自由的地区归国后，也并未受海外工作经历的影响。一项针对马里（Mali）移民的调查发现，移民欧洲往往会改变移民者的投票习惯，但在海外接受教育者则很少改变政治观点。在民主国家学习的海外学子在国内时会提倡民主，但在非民主国家学习的学子则不会。相比海归所受教育，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理念则重要得多。
结论
完善的体制可使贫穷国家经济具备后发增长动力。移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改善母国制度。首先，可以通过鼓励国内精英放宽制度，留住更多技术人才。其次，通过移民间的社会支持或直接参与来促进理念跨境流动。移民西方的人可以带回更多西方体制、社会规范理念，时甚以身作则，不断改善国内体制。移民实则加速了制度趋同。
移民实则加速了制度趋同。
注：加图研究所：米开朗基罗·兰德格拉弗(Michelangelo Landgrave)，阿列克斯·诺瓦斯特(Alex Nowraste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