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12年
《内在的外国：〈菊与刀〉再考察》拉米斯著
《日本文化试论：读〈菊与刀〉》 副田义也著
请先回到1987年，文化人类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大陆中译本首次问世（以后的中译本书名多作《菊与刀》）。原书初版于1946年，为女学者衔美国官方之命，战时针对日本社会所做的调研报告。驻日占领军司令部旋命翻译，1948年日译本刊行。与傅高义著作《日本名列第一》（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的热闹不同，《菊与刀》串联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日本学、比较研究等多个热门学科，并将知其然（事例）和知其所以然（模式）一网打尽。
2006年3月27日，“《菊与刀》还在畅销”成为南方某报的报道标题。报道之外，还载学人评述：《菊与刀》已经过时，太肤浅。记者在报道的结尾不无感慨：中国社会什么时候热销这本书，就说明中国对日本的了解还停留在1946年。
距这篇报道八年后的春天，走进大型书店或上网搜索，《菊与刀》不见降温，而且新版本层出不穷：经典文库本、英汉对照本、插图本（有三种之多）……策划上殚精竭虑。2012年1月，商务印书馆将1990年的初译本移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重新推出，所附80余幅插图、作者小传与日本的有关评论均延续2007年增订版。日方评论限于1950年代的几种，以后的研究仅开出少量书名，有些重要的未列入。
因此，似可简略爬梳日本学界有关《菊与刀》研究，以供参考。笔者管见，至少有三种文献值得一提：拉米斯（lummis，1936-）著《内在的外国——〈菊与刀〉再考察》（1981年时事通信社初版。下称：再考察），副田义也（1934-）著《日本文化试论——读〈菊与刀〉》（1993年新曜社初版。下称：试论），还有珀琳·肯特（Psuline Kent）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收入《本尼迪克特归来——解决纷争·文化·日中关系》（2008年，龙谷大学亚非和平开发研究中心。下称：报告）。
以上三种文献的刊行各自相隔十年以上，能够反映研究的演变，亦可体味时代背景。《再考察》是较为激烈的批评，《报告》持推崇本尼迪克特（以下略称本氏）的立场，而《试论》在总体肯定同时，有不少批评，包括对其基本概念的批评。须指出，与《菊与刀》刊行初期日本学者书评式议论不同，上述文献属规范的研究。
拉米斯《内在的外国——〈菊与刀〉再考察》
与其说《菊与刀》是人类学著作，不如说是政治论文
先看《再考察》。它也是美国人的著作，得到后来的研究者较高的评价。《试论》称之为相关研究中“水平最高的著作之一”，认为该书“最大贡献在于第一次指出，（《菊与刀》）因战时特殊环境，只能对在美日本人第一代移民做直接调查，导致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认识有偏差或偏向”，而缺点是“不无意识形态偏向和武断的提法”。《报告》也承认《再考察》对日本读者产生很大影响，原因是“其他研究或批评一般集中于文本，而拉米斯则注意结合作者个人背景等因素重估该书的价值”。但同时指出拉米斯意在笔先，有强作解人、恣意裁剪资料的倾向。
《再考察》行文活跃，用语犀利。拉米斯在缕析本氏一生钟情诗歌、积极投身反种族歧视的活动后明言：本氏是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优秀代表。然而，“从印第安文化起步的美国人类学从来都是征服者的科学”，无论进入战时政策研究的初始动机为何，结果是本氏主动把人类学当成武器，实现了与权力的和解。这样，在《菊与刀》中文化相对性和自我批评精神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充满自信的征服者的态度。《再考察》断言：“与其说《菊与刀》是人类学著作，不如说是‘政治论文’或‘政治文学’。”
拉米斯当初引起注目有其时代背景。第一、政治立场。他是反对美国侵越战争的民间组织“日本越平联”的重要成员，也是在日美国人反战活动的中心人物。第二，作为美国人的自我反省。《再考察》宣称：“关于民主和自由，无需向美国学习，因为美国的政策决定源于大公司和军事部门。”第三，投向日本的目光同样尖锐。拉米斯在日本的大学任教，他从日本学生英文作业中“日本在二战中败给了西方”的描写出发，认为这一提法实含多种意味：败给西方较之败给亚洲各国，心理冲击较小；败给西方文明那样超越历史的力量，较易说服自己。他甚至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日本不是被美国，而是被中国打败，日本人会作何感想？（他指出，这一假设依据许多事实，如中国战场的规模和重要作用等）。拉米斯的真意也许是在呼吁：走出习惯性思维，从很多人都默认的前提中看出荒谬。
副田义也《日本文化试论——读〈菊与刀〉》
明确批评“耻感文化”、“罪感文化”的说法
继看《试论》。此书可称为特殊的读书笔记，章节与《菊与刀》全部重合，先概述要点，后加点评。点评长短不一，有征引前贤，也有直抒胸臆，作者自称手法类似日本传统的和歌续作。笔者却想起中国传统的学案、注疏或札记。该书在总体肯定《菊与刀》同时，并未减轻批评的力度。如指出《菊与刀》在方法、概念设置上基本沿袭前人，唯一的原创概念“对名分的义理”却是不符事实的失败尝试。对《菊与刀》最为读者激赏的一对概念——日本是耻感文化、美国是罪感文化——持否定性看法。并认为本氏的文化模式理论在《菊与刀》中未能贯彻始终。
《试论》强调，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6年中译本）对《菊与刀》影响极大，如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对武士兴起的社会改革、武士的性格实为日本人的传统性格等描述，均可在《武士道》一书觅到对应部分。《试论》开列了两书的页码对照表，说明《菊与刀》承袭《武士道》论述的有19处之多。对于《菊与刀》一向被称道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则举例（如“恩”的概念）说明本氏时有偏离，多次走向文化绝对主义，走向美国文化的优越性。不过《试论》也指出，作为战时研究报告，此种偏离难免。
《试论》明确批评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说法。指出有关论述仅见第十章中的数页，本氏思路充其量就是日本较多耻感文化，美国较多罪感文化而已，后来者竟将此视为《菊与刀》的标识，这不能仅怪罪用笔谨慎的本氏。
肯特《本尼迪克特归来》学术研讨会报告《菊与刀》给予我们理解文化的灵感
最后看《报告》。原籍澳洲的肯特女士，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本氏。风格温婉的《报告》这样设问：对《菊与刀》的误解，对《菊与刀》不能解释当今日本文化的说法，由来已久。但是，为何该书至今仍然被广泛阅读呢？《报告》回答：从中国《菊与刀》热销的个案也可获解。“并非是将《菊与刀》用于说明现今日本的种种，不妨说它具有这样的内容：传授理解日本文化及其他文化的方法。今天《菊与刀》的魅力正在于，本尼迪克特着眼于细节和入微的分析启发了读者，让读者在理解文化时保持柔性思考……此书将超越时代，给予我们理解文化的灵感。”
《报告》认为，《菊与刀》有超出一般政策报告的学术意义，并举例说明本氏曾被认为有共产主义倾向，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本氏虽已过世，但仍与合作者一同遭到非难。作为本尼迪克特的研究者，《报告》不认可拉米斯的工作。依笔者蠡测，拉米斯本来就是六经注我式的解读，我注六经者希望对方进入自己的领地，似乎过于幽默。
近年日本读书界的动向证明，《菊与刀》畅销不再，常销依然。据1997年的资料，该书累计重印超过上百次，印数愈230万册。日本人口约为中国十分之一，此不啻天文数字。近年又有两种新译本——角田安正译本（光文社2008年初版）、越智敏之、越智道雄译本（平凡社2013年初版）。在日本学界，承认《菊与刀》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研究的嚆矢，已是一般认识。
笔者想说的简单至极。第一，《菊与刀》不妨一读。第二，对于此书，除了当初就事论事的评论外，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如以上简述的数种。第三，研究方法。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域外对《菊与刀》的批评和反批评多在意识形态或成书的战争背景层面展开，这些言论似有一个自明的共同前提：承认或至少不否认该书符合学术研究规范，书中包含这样那样的错谬，恰好意味它存在可被证伪的一面。该书早期的日本读者、晚近的中国乃至其他国度的读者，往往是在“接受”该书属于科学研究的说法后，才进入阅读的。因此，撕开成书背景或意识形态倾向的“外壳”，并不能逻辑地引领读者否定《菊与刀》的学术研究性质。
当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以及种种的“后续”，使今人面对日本文化时，难以回避多重复杂的因素。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何出入《菊与刀》这类产自西方学术规范的研究？曩时，竹内好曾撰《作为方法的亚洲》，沟口雄三又撰《作为方法的中国》，考察不能搬家的近邻，我们自己的方法仍需磨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