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交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有一个就是要下放行政审批权，城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载体，这些权力的下放会给城市带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在外交上，中央要善于集中精力关注大事，那些非主权性的、非核心性的问题可以委托给相关行为体，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体。
越是国际化，越是全球化，城市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突出。世界上有竞争能力的城市无不是跟全世界紧密连接的城市。比如，伦敦于2006年在北京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办事处。纽约也是，东京也是，都在海外建各种各样的办事处，来促进其与当地城市之间的联系，以及处理它的企业、侨民的相关事务。
重视城市外交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我们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有一个就是要下放行政审批权，城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载体，比如说发展规划的权力、产业布局的权力，包括对外侨、对外国移民管理的权力。我想这些权力的下放会给城市带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国际化水平是城市外交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城市外交搞不起来。尽管现在各个地方都在搞各种论坛，但是真正能举办有影响力论坛的，也就那么几个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国际化水平，包括媒体的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社会的国际化、老百姓懂外语的有多少，这些都是城市外交的基础能力。
主动跟国家的战略对接。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上海滩”、“东方明珠”、“亚洲明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国的领事馆，甚至有些国家的大使不是在南京，而是待在上海，当时上海是万国之都。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即便有这个国际化的基础，想搞城市外交，但是我们整个的外交战略决定只能同苏联、东欧、发展中国家交往，城市外交的空间是受国家战略限定的，只有跟国家战略对接才有出路。这就说明什么呢？城市要搞外交，要从国家整体的战略框架当中去找到城市外交可能发挥的作用。
制度设计。即使在遵循国家战略的情况下，比如说大家都搞开放，为什么有的城市搞得好、有的城市搞得不好呢？14个沿海开放城市、15个副省级城市，为什么有的城市外交搞得好、有的城市搞得不好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制度设计。这个城市当中的制度设计是不是符合城市外交的需要？比如说很多地方虽然有外办，但是这个外办主任的地位很低，外办主任在厅局长当中的排名可能是倒数第二三位，只能做些迎来送往的工作。
一要立法。城市外交最主要的是什么？名分。究竟是直辖市，还是副省级城市，还是开放城市，还是经济特区？只有中央给了名分，才能在上面有所作为，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一部《中国城市外交法》，赋予城市一定的权力，或者对有什么样条件的城市可以搞外交讲清楚，只要符合这个条件的就可以做，不符合条件的不能做。所以要给城市名分。
二要明责，就是城市外交要有自己明确的职责。现在我们各个城市在外交上强调四个服务——服务国家、服务地方、服务人民、服务社会需求。但是这太粗，要有指标体系，比如说在几个指标上要达到什么程度，或者至少要达到什么程度，这个责任要弄清楚。城市外交是个细活，不是一个观点、一个想法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的，它要有明确的岗位职责规范。
三是制略，就是要和国家的战略、和城市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现在习主席提出了“一路一带”。如果把“一路一带”看成是一条金色的丝带的话，那么城市应该是这条丝带上熠熠生辉的珍珠，没有了城市这些珍珠，这条丝带就毫无亮点，所以珍珠和丝带要结合起来，包括港口等公共设施的互利互通。习主席提出了“五通”，我觉得“五通”最主要就是城市，所以城市在这方面要制定明确的战略。
四叫建制。现在，我们的驻外使馆只跟世界各地的政府对接，没有跟城市对接，所以我觉得应该建立一个“城市处”，专门负责跟所在城市对接。
最后要选人。现在从事对外工作的人，与城市外交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还需要对他们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素质。一些重要的城市就应该舍得拿出精兵强将来把工作做好，因为它对于国家的整体战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做工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有主有次，抓主要矛盾，城市就是新时期中国发展的主要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