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海内外的所作所为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篇政策简报检视了中国的内部和外部失衡，并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政治壁垒。
不少人批评中国保有庞大的经常账户余额和海量的外汇储备，并认为这两者鼓励了美国的过度借贷，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许多政策研究人士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对汇率的操纵。因此，开放汇率有助于中国的经常账户回归正常水平，并帮助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
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失衡问题就备受关注。但是，人们越来越发现对中国经济失衡的批评存在着不少谬误。首先，这些言论夸大了中国在全球失衡中的角色。中国的贸易中有不少是加工贸易，这意味着中国往往只是从邻国进口原料的最终加工者。2008年，数据显示东亚经济体为中国提供了77%的加工原料，但只从中国吸收了29%的加工出口品。这说明全球贸易失衡不是中国一国所导致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中，就有60%是由加工贸易引发的。
其次，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指责有些言过其实。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已经升值了25%以上，但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仍然在持续增长。尽管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顺差相比GDP有所下降，但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刺激政策所导致的。此后，根据IMF的预测，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很可能会回升，并在2017年达到GDP的4.3%。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为中国的外部不平衡实际上是其内部失衡的表现之一。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自2000年起就被很多人界定为过分依赖于储蓄，而家庭消费的比重过低。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的国内储蓄从占GDP的37.5%增长到了50%以上。家庭消费比重从47%下降到了35%。这使得中国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非常严重。IMF就已经开始减少对中国汇率制度的谴责，转而要求中国提升国内的消费水平。
有趣的是，早在西方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失衡是来自于内外两方面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开始行动了。“提振内需”是一个已经喊了多年的口号。改善收入分配的计划也不断被提及。为了减少家庭保险性质的储蓄，政府也在搭建社会福利网络，并兴建保障性住房。但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企业和政府储蓄的增长抵消了家庭储蓄增速的下降，使得总体国民储蓄率仍趋于上升。
经济再平衡的政治阻碍
中国经济要实现再平衡面临多重阻碍，包括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和现有发展模式下培养出来的既得利益群体。在改革开放中，民族主义已成为执政党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这一思想尤其强调国家实力的重要性。该心态导致中国十分热衷于维持庞大的经常账户顺差以彰显实力，并累积起巨量的外汇储备。即使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样做的风险，政府也更多通过鼓励国有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来分散这一风险。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强大被等同于国家力量的强盛。同样的，对国家民族主义的追求也成为了政府收入惊人增速的辩护词。
除了这一思想根源导致改革举步维艰，再平衡的措施也被既得利益者所阻挠。一个体现就是国家控制下的金融体系大力支持国有企业，但以牺牲民营企业为代价。学者估计，通过汇率压抑，国家将5-7%的财富从居民转移到企业。此外，公共财政体系成了改革的障碍。大量的政府资金投入于公共基础设施，但在福利方面的支出有限。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较重，它们大量依靠出卖土地来筹集资金，推动了房地产投资和投机的兴盛。
要想改革中国经济的失衡状况，就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包括金融体系和公共财政体系的改革。随着习李上台后对改革的反复强调，人们看到了希望。但本文对此持审慎态度。人们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改革所面临的意识形态、体制和政治障碍却极为强大。人们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强化中央权威来推行改革，但实际上中国的体制在内部是高度割裂的，要想进行彻底的变革十分困难。
本文原题名为“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economic rebalancing”。Wang Hongying是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2014年4月刊于CIGI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