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以中国、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力量不断壮大，“东升西降”成为21世纪最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之一。西方国家首先认识到新兴经济体的战略价值，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首次提出“金砖四国”（BRIC）的概念，用来指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后来，高盛公司在2003年发布的一份题为《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的研究报告中预测，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重新洗牌，“金砖四国”将超越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日本一起跻身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这一报告出台后，受到世界关注。美国著名政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在2008年出版了《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书中强调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的领先优势将大幅缩窄，世界正阔步从美国一国独大的世界进入群雄并立的“后美国世界”（post-American World）。这一结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日益成为西方战略界热议的观点，普遍的看法均认为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基辛格甚至比作“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化”。
的确，如果金砖国家真正形成一个声音，其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金砖国家占据世界26%的国土面积，拥有40%的人口，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规模20%。2013年3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3）》指出，去年，金砖国家中，除巴西外，增长率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未来几年，金砖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将超过60%。国际战略界对新兴大国的重视，也引起了新兴大国彼此协调与合作的强烈兴趣，金砖国家也在寻求形成一个“政治俱乐部”，努力将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自2008年5月起，金砖国家外长会频繁召开，决定在国际舞台上协调立场，努力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能源、粮食安全和农业政策等方面进行讨论，并在2010年12月一致商定吸纳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该机制。尤其是2011年4月三亚金砖国家合作峰会顺利达成了《三亚宣言》，在推动国际经济改革、实现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以及一系列国际和地区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在凸显出日益强大的竞争力。然而，在金砖国家合作如火如荼的时刻，一股唱衰金砖国家合作的“金砖失色论”甚嚣尘上，认为金砖国家存在着很大分歧、经济不稳定、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上立场分歧以及中国与印度存在严重的领土分歧等问题，决定着金砖国家合作缺乏基础，没有什么战略影响。
针对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唱衰金砖国家合作的言论，中国表现出极强的战略坚定性。在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把金砖国家合作作为重要的外交平台。2013年3月27日，在中国的支持下，第五届金砖国家峰会通过了《德班宣言》和行动计划，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本届峰会决定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备设立外汇储备库，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智库理事会，并就共同应对全球及地区热点问题、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促进全球发展事业等达成广泛共识，金砖合作机制向着实质性领域推进。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认为，关键是把金砖国家合作做实，“只要把这些合作项目做好了，金砖就做实了，自然就会让金砖失色等论调不攻自破。”显然，从中国对外战略角度来看，金砖国家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特别是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召开，金砖国家合作在中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金砖国家合作不仅是新时期发展中国家外交的重要实现形式，更是中国奋发有为国际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金砖“褪色”了吗？
2012年以来，“金砖褪色论”在欧美国家日益升温，认为金砖国家增长乏力，实力下降，不仅经济结构中存在深层问题，彼此的战略协调与合作也缺乏牢固的基础。还有人鼓吹“金砖威胁论”，认为金砖国家实力增长，“野心”膨胀，认为德班峰会是金砖国家在非洲乃至发展中世界构筑“势力范围”进行铺垫。事实上，这些看法都是一种没有根基的浅薄评论，决定金砖国家的力量基础不是一时一地的经济表现，而是一种在全球化时代基于共同发展阶段所形成的战略需求。金砖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国家发展任务，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形成了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合作不仅有着坚实的利益基础，也有着明确的战略需求。金砖国家尽管不能建成有着明确盟约义务的盟友，但仍然在经济、金融、发展气候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首先，金砖国家均属于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发展潜力大，前景广阔。
金砖国家是由中、印、俄、巴、南非组成，这些国家的特点是能源资源丰富，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发展速度很快，潜力很大。除表现抢眼的中国外，俄罗斯是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口超过1.4亿，拥有世界最大储量的矿产和能源资源。其中，石油探明储量82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48万亿立方米，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出国。特别是201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俄罗斯经济在同年实现了3.4%的增长。尽管在2013年增长放缓为1.3%，但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保持低位运行，发展前景广阔。巴西是南美洲最大国家，国土面积世界第五，人口超过2亿，铁矿、石油、森林、水利资源丰富。2013年，巴西经济增长2.3%，潜力很大。印度也是人口大国，人口规模超过12亿，有丰富的煤矿、铝土、云母等资源，在软件、金融和服务业等领域有着较强的竞争力。可见，金砖国家都是上亿人口规模的新兴经济大国，且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有着广阔的市场容量和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有着明显的“后发优势”。即便受到结构转型、全球经济不景气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遭遇种种挑战，但其长期增长的势头是不可逆转的，也是不容低估的，构成了金砖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基础。
其次，金砖国家均属于地区大国，有着强烈的大国意识，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
金砖国家都是一些地区大国，均对所在地区事务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中国是亚太地区大国，对亚太地区事务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东北亚、东南亚地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逐渐取代了日本在该地区事务中的地位，在东北亚和平与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问题上显示出了与日俱增的战略影响力。作为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尤其是外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影响力。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致力于推进欧亚联盟；并在叙利亚问题、乌克兰危机以及中亚国家问题上都表现出显赫的影响力。尽管与中国、俄罗斯在地区事务上的影响力还有很大差距；但作为南美洲最大国家的巴西、南部非洲重要国家的南非以及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影响力日益上升的印度，都具有强烈的大国意识。它们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十分活跃，能够带动一批国家，是一些令全球性大国不可小觑的战略支点国家。因此，即便这些国家经济上短时间还难以真正与美国这样的全球经济体相媲美，但其对地区事务的战略影响力不能低估。此外，金砖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内外问题，在参与世界经济治理和国际制度改革上面临共同的挑战，能够在一些议题上保持“一个声音”。
在全球化背景下，金砖国家内部都面临经济结构转型的艰巨任务，也共同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气候变化、知识产权、保护主义等形形色色国际标准和规则上的压力。在G20峰会、WTO多哈回合谈判等多边框架内，金砖国家都保持了密切的互动和磋商。在督促西方发达国家取消农产品补贴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发达国家已承诺大幅度削减农产品补贴。比如，欧盟承诺削减80%以上，从2200亿美元降到220亿美元；美国承诺削减70%，从1100亿降到145亿美元，削减幅度较大。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金砖国家也相互支持和彼此呼应，分担了压力，赢得了发展空间。多哈回合谈判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案例均表明，欧美国家主导世界经济贸易规则的时代已经改变了，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加强协调，推动国际制度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金砖国家的战略影响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当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仍然处于发展过程的初期，还存在许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不同国家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期望存在较大差异。俄罗斯希望借金砖合作提高同西方打交道回旋的余地，想搞成牵制美国和西方的“安全平台”，并希望扩大俄在能源资源领域中的话语权。印度虽然看重金砖机制，希望在能源资源和环境变化领域中分担压力，但是存有顾虑，不想搞得太积极，怕得罪美国，顾忌美国与印度的关系，态度相对比较谨慎和低调。巴西希望通过金砖国家合作获得金融和投资支持，提升巴西在资源和能源领域中的话语权，增强巴西提升在南美地区中的影响力。南非则希望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获得实现国家发展的宝贵外部支持，提升南非在非洲国家的影响力。显然，由于存在不同的战略意图，金砖国家合作要想搞成类似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约那样深层次的合作机制短期内是很难的。且由于不同国家在不同问题上的目标各一，金砖国家合作只能建立议题性连线（Coalition of Issue），在性质上属于合作伙伴，而非盟友或国际组织。
与八国集团等发达国家合作机制不同，“金砖国家合作”不是新的大国集团，不是政治同盟，而是发展伙伴。该机制集中于经济、金融和发展领域，是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是南北对话与合作的一座桥梁。作为策略性的议题连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建立以来，发展势头比较快，已经举行了三次领导人会晤。此外，还有大量涉及安全事务特别代表、外长、专业部长、使节和二轨合作的机制，甚至在常驻多边机制中的使节都有会晤机制。实践证明，金砖国家合作不仅有利于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更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战略协调的载体和“抓手”。显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能够有此出众表现，绝非仅凭内部经济发展因素使然，也非相关国家心血来潮的一厢情愿，更非来自于外部威胁的强大压力的结果，而是有着强大的价值驱动力，即强调发展为纲，包容为旨和稳定为基。这是一些国家谋求走出危机之路的新探索，提供了国际合作的新范式，拓展了国际秩序的新价值，代表着后危机时代国际秩序重建的新模式。正因为金砖国家合作倡导了众多符合世界潮流的新价值，它的生命力将是十分强劲的，它的政治潜力和发展前景恐怕还要一段时间才能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所谓的“金砖褪色论”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没有跳出现有国际秩序框架，仍然用传统国际合作的眼光观察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机制必将对G20、联合国、IMF、世界银行、WTO等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改革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战略中的金砖合作
战略定位就成为中国处理与金砖国家外交的前提和出发点。毫无疑问，在金砖国家合作的框架内，中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中国并非是金砖国家的“盟主”，但如果中国不能从战略高度看待这一机制，金砖国家合作也很难有大的作为。自从金砖国家概念被西方提出后，中国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在2009年的叶卡捷琳堡会议上，中国就积极参与其中的磋商和筹备工作；在2010年作为主席国，中国推动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2011年4月举办三亚峰会，发表了《三亚宣言》，首次推行本币贸易结算，加强金融合作，正式签署《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为金砖国家合作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显然，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金砖国家合作不会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重大的进展。
金砖国家合作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定位又是什么？从性质上来看，金砖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又是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金砖合作既属于新时期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实现形式，也是多边外交的重要实现形式。要想准确理解金砖国家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前景，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战略和多边外交战略的双重坐标系中进行考量，从中把握金砖国家对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其作为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实现形式角度来看，金砖国家合作是新时期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重要抓手。
传统上，巩固和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历史上都曾深受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政策之苦；在独立后也面临着巩固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争取经济独立的共同任务。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就把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三代领导集体都重视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形成了一系列永远与第三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独特外交传统。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对中国的国家定位做出了明确的界定，认为“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处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外交关系上，“中国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我们将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强调，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中大力弘扬正确义利观，坚持义利并举、义重于利，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金砖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战略基础地位更加重要，为新时期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外交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因此，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通过金砖国家合作代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在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中国会通过金砖国家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新干涉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在全球事务治理上，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通过金砖国家合作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应对气候变化、贸易摩擦、金融改革等问题上，中国将通过金砖国家合作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保持密切磋商、协调立场、设定议题、以及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与发言权，一道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让新兴经济体在其中扮演更大的角色，推动建立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其次，从其作为中国多边外交的实现形式角度来看，金砖国家合作可成为中国参加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重组的主要战略平台。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壮大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如何参与多边外交事务和履行大国责任逐渐成为中国外交的新课题。十八大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五年内，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为改革发展争取了有利国际环境。”这一论述表明过去五年中国在参与多边外交中十分积极，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十八大报告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更是明确指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十八大报告中谈到参与多边外交事务时，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安全领域和生态文明领域，都多次强调“积极参与”、“积极姿态”、“积极作用”等字眼，集中强调中国在多边外交舞台上积极有为的新要求。
因此，为了提升金砖国家合作的水平，中国将积极推动扩大与金砖国家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深化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磋商和合作，提升金砖国家的影响力。主要包括：一是加强金砖国家间的互利合作，特别是在贸易、投资、金融、环保等领域中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同时，反击一些国家的“金砖褪色论”，维护和巩固金砖国家强势发展的势头。二是加强金砖合作机制建设，逐步建立健全理事会、委员会、秘书处以及各级各层次的对话，提升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水平，提升金砖国家合作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三是加强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框架内的磋商与合作，在世界经济制度改革、全球气候变化、缓和地区热点局势等问题领域加强沟通，协调立场，推动国际体系向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无论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抓手”，还是作为多边外交的主要战略平台，都意味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支柱。尤其是面临后金融危机时代欧美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中国需要积极拓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维护和巩固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权益，推动国际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对中国而言，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就是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是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砖国家合作意味着中国对外战略的再一次重大调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带领下实行“一边倒”的战略，加入了苏联东欧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组成的“东方世界”，实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站起来的战略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带领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积极融入西方社会，实现了在国际社会富起来的战略意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均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中国傲慢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很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也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否仍然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如何定位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已经成为事关中国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积极运筹外交全局，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突出互利共赢”、“国际公平正义”、“新型大国关系”、“正确义利观”、“顶层设计”等新理念，正在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2013年6月27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发表演讲，宣布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大国外交的新阶段。构建与中国国家地位相适应的大国外交格局，开展积极有所作为的强外交，将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外交的核心。在奋发有为的国际战略中，中国不仅把自己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外交关系时更加进取担当，更强调履行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经济、政治乃至话语权上的支持。因此，正确义利观很可能是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又一个分水岭，意味着“向南进”可能成为今后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大走向。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所扮演的角色更加清晰，将会对中国外交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这一战略高度出发，金砖国家合作对中国外交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战略意义，金砖国家国际合作机制的进展如何，将决定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的成败。
当然，强调金砖国家合作对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意义，也并非意味着中国要“另起炉灶”，在现有国际体系之外另建一套国际体系。中国要做的，既不是从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中退出，也不是立刻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而是通过金砖国家合作这一平台巩固和提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共同推进国际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这一战略框架中，中国既要努力做中小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敢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秉承公道，伸张正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也要做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真诚伙伴，在双边合作、多边协调和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改革上真诚合作，同舟共济。
四、战略理念：正确义利观
关于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国际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论。这些理论尽管花样繁多，但归结起来无外乎两类理论：一类是服务于大国和强国的理论，比如西方国家奉行的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等主流理论，都是服务于大国主宰世界的理论。另一类是服务于小国和弱国的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不结盟理论等。中国在处理一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一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邓小平明确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形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甚至可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一些热点、爆发点。”在处理同发展中国家关系问题上，中国强调国际道义，正确处理义利关系，以正确义利观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道义和利益的关系问题。所谓“义”，其本义为“适宜”，“正当合理”，是一种建立在天理和事理基础上的客观行为准则，后被泛指公共道德和人伦大义。《大学》有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现代学者往往把“义”等同于普遍性的道德原则。相比之下，“利”则一般指物质利益或物质功利，“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个别的、特殊的。即便是国家公利，也总是特殊的“利”。在中国历史上，围绕义利之辨，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义利并重三种观点，并各自拥有一批拥趸者群体，成为影响中国政治与外交的重要力量。“我国外交秉持什么样的义利观，如何处理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关系，不仅关系我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关系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此，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不仅是指导个人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也是指导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秉承中华文化中的“义利观”和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基础上，针对我国外交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提出了树立“正确义利观”。强调只有坚持正确义利观，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到人的心里去。所谓正确义利观，就是中国在处理外交时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义利并举、义重于利。习近平认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可见，习近平所强调的“义”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原则是有区别的，不是特殊的道义，而是普遍的道义；更强调普遍道义原则基础上的公平正义，“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同样，习近平认为，“利”也是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互利共赢，“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因此，在开展同发展中国家外交关系时，要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不是单方面的施舍，而是基于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帮助。而且，要将此种帮助看作是大国的义务，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而不是惟利是图，以邻为壑，更不是搞“新殖民主义”。显然，习近平提出的正确义利观，不是单纯强调追求一国私利，而是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互利双赢；也不是单纯强调单方面的特殊道义，而是强调基于普遍道义基础上的国际公平正义，是一种与传统义利观不同的新型义利观。
此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纷纷撰文，对正确义利观进行了解释。杨洁篪在《求是》杂志撰文，对正确义利观了简要解释。他认为正确义利观，就是“政治上坚持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时，“对那些对我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到对方利益，不要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外交部长王毅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的演讲中也认为，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外交得道多助的一个重要基础。2013年9月10日，王毅在《人民日报》撰文，进一步系统地诠释了正确义利观的内涵。他认为正确义利观是新型义利观，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未来国际地位和作用的战略谋划。并且强调“中国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坚持不懈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发挥更大作用。”不难看出，习近平所倡导的正确义利观，释放出中国选择走新型大国之路的明确信号。中国将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从习近平主席、杨洁篪国务委员和王毅外长的解释来看，正确义利观已经成为新时期指导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基本方针。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义利并举。在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外交关系过程中，中国总的方针是“义利并举”。既要牢牢把握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原则，又要善于弘扬国际道义。尤其是在双边外交关系中，在获取利益问题上，要坚持取利有道，兼顾道义和利益两方面的考虑，努力做到“既要好看，又要好吃”，让各方面都能接受。二是道义为先。在坚持义利并举方针的前提下，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坚持秉持公道，道义为先。在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出现矛盾而两者不能得兼之时，特别是在国际多边场合和国际制度框架内，中国坚持把国际道义放到第一位，积极承担作为发展中大国应尽的国际责任，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敢于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为一己之私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三是互利共赢。在涉及到具体的国家利益问题上，特别是关于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环境保护等发展利益和民生利益问题上，中国将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努力实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相统一，达到互利共赢。当然，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将上述三个要素统一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中国外交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开拓创新，将正确义利观在具体问题上落到实处。
金砖国家属于新兴发展中大国，正确义利观也是中国处理与金砖国家合作的指导思想。在处理与金砖国家合作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坚持义利并举、道义优先和合作共赢的理念，将为金砖国际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五、金砖国家合作的方向
金砖国家合作是中国国际战略调整的重要载体，中国战略影响力的上升，也直接体现为金砖国家战略影响力的上升。因此，对中国而言，金砖国家合作决不是某种策略性工具，而是一种战略性支点。西方战略界不时泛起的“金砖褪色论”恰恰表明其不愿看到金砖国家战略影响力崛起的前景。尽管金砖国家合作主导的B5体制未必能够完全替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主导的G7体制，但金砖国家合作战略影响力的提升，必定会削弱甚至动摇G7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再是西方发达国家独掌乾坤，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面临着来自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和要求的金砖国家秩序方案。因此，对金砖国家战略意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对经济数据和发展指标的粗浅认识上，而应当集中关注其战略影响力，要想真正释放金砖国家合作的战略影响力，必须致力于将金砖国家合作做高、做大、做新、做实。
首先，金砖国家合作的战略定位要高，要着重塑造金砖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战略影响力，服务于推动国际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转变片面从经济数据和发展指标去认识金砖国家合作的狭隘认识，金砖国家的战略影响力不是经济规模，而是金砖国家对整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战略号召力，它所驱动的是国家数量、人口数量及其对幅员广阔的地区影响力。从经济指标而言，金砖国家之间资源禀赋各异，体制机制千差万别，无法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G7那样高度整合的程度，不仅发展规模和速度会受制于各种内外条件，而且发展质量和影响力更是无法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媲美。然而，一旦金砖国家合作能够及时磋商和有效协调，在G20、联合国、WTO、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框架内统一立场，在经济发展、贸易规则、农业补贴、环保标准等领域保持一个声音，就会动摇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主导地位，有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因此，决定金砖国家战略影响力的不是经济要素，至少首要的决定因素不是经济要素，而是战略协调。能否以一种明确“金砖精神”有效协调各国立场，在国际多边舞台上抵消西方的压力，维护和巩固共同的权益，是决定金砖国家战略影响力的关键。今后，金砖国家合作努力的方向是明确提出“金砖精神”，并在平等谈判和务实磋商中逐步赋予其丰富内涵，比如以开放求发展、以协作求发展、以包容求发展、以创新求发展等，不断增进金砖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累积信任，推动金砖国家合作向着更高水平迈进。
其次，金砖国家合作的发展格局要大，要坚持开放性合作的方向，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制度红利，将地方政府、企业、媒体、大学、智库等多种社会力量都整合进来，使之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有生力量。与作为发达经济体俱乐部的G7不同，金砖国家合作在本质上是新兴的发展中经济体，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转型与变革是金砖国际合作的主题，故而金砖国家合作应该贯彻开放性合作的思维，不能将金砖合作仅仅看作是金砖五国的合作，尤其是不能将其狭隘地理解为五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合作。实际上，金砖国家合作的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和变化的，金砖五国合作只是金砖合作的“抓手”，其着眼点应该是通过五国带动五个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合作，将遍布在亚非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动起来，实现更多国家的合作共赢。同时，金砖国家中央政府之间的合作也只是“抓手”，真正的着力点是通过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和外交驱动，充分激发社会各界之间优势互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成金砖国家深层合作的强大动力。要通过建立金砖国家地方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推动地方政府之间的务实合作，逐步将金砖合作向纵深发展。要通过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媒体、大学、智库等社会各方面的合作，为金砖国家合作夯实坚实的社会基础。
再次，金砖国家合作的外交平台要新，要通过外交平台创新，拓展国际合作增量，以增量合作带动存量合作，为金砖国家合作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目前，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建设发展迅速，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以领导人会晤为核心，以高级事务代表、外长、财长、央行行长、协调人、常驻多边机构使节等会晤为支撑，以智库会议等为辅助的制度性框架，合作机制化已初步成型。不过，所有这些机制存在的问题是过多强调金砖国家间合作的外交平台，忽视了金砖国家在其他多边场合的外交平台建设。如前所述，金砖国家合作在本质上是议题性连线（coalitionofissue），意味着金砖合作在不同议题上的组合不同，各个国家在不同议题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积极性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仅仅强调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建设可能会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多边合作非常活跃，存在着每年一度的中俄印三国外交会晤机制，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机制以及中国、巴西、墨西哥、印度和南非组成的发展中五国领导人会晤机制等，所有这些多边合作机制对于增进彼此合作，化解西方压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它们都是金砖国家合作拓展的重要平台，与金砖合作机制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非彼此竞争的关系。因此，要善于调动在不同议题领域形成的增量合作资源，通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机制带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不断为金砖国家间合作机制化注入新的内容，提升合作水平。
最后，金砖国家合作的工作要实，要扎扎实实地推进金砖国家在各个领域中的务实合作，不贪大求全，也不贪多求快，务必将金砖国家合作打造成为对各方都具有吸引力的合作平台。新兴经济体国家能源资源丰富，发展速度很快，优势互补，有广阔的合作潜力。2012年，中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快速增长；与2007年相比，占中国进出口的总比重提高6.2个百分点。其中，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国家的进出口额分别增长188.5%、83%、72%和327%。因此，中国与新兴经济体要抓住机遇，扎实推进各领域中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真诚伙伴关系。在政治上，加强高层交往，相互尊重和照顾对方核心关切，妥善处理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深入交流彼此治国理政的经验，共同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首脑峰会和外交合作要管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在经济上，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建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金砖自由贸易区、金砖合作数据信息中心等机制，引导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等领域的合作，大力推动建设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和互利共赢，增强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在社会文化上，加强双边人文交流，建立金砖国家大学联盟，开启金砖智库合作委员会，举办金砖国家文化艺术论坛，推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青年、妇女、地方等各层次和各领域的交流，增进彼此相互理解，为发展国家间真诚伙伴关系夯实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