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最近推出了一些“非常规货币政策”，如定向降低准备金率（定向降准）、抵押补充贷款（PSL, 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定向降低再贷款利率（再贷款）等，引起了经济金融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一种流行的解读是央行逐渐退出外汇市场干预，外汇占款这一基础货币创设渠道萎缩；央行在不愿意用降准这一猛药情况下，寻找新的平稳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或者是在经济周期下行期间且信贷规模增长过快，央行在不对货币总量开闸放水条件下，对宏观经济进行微调。因此，有学者建议央行应该尽快退出这些结构性的货币政策。
笔者认为，上述解读虽然吻合事实描述，但并没有深入理解结构性货币政策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在深化改革的初期阶段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国家财税体制改革在进行中、财税引导政策不到位的时候，更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配合中国国务院的经济政策导向，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支持小微企业、三农产业和民营经济等。
回顾历史，二战后主流的货币经济学大都认为，货币政策应该相对独立于财政政策，应该注重市场利率或货币总量而非货币结构。不过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央行可以配合甚至部分取代财政政策，实施积极主动的结构型货币政策。比如在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在实施数万亿数量宽松政策时，特别针对了房屋抵押债券（MBS）以刺激住宅行业的复苏；英格兰银行推出了旨在激励银行对实体经济提供信贷的贷款融资计划（Funding for Lending）；欧央行也推行了针对实业信贷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argeted LTRO）。各国央行之所以纷纷推出这些特殊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手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财政政策受到政治选举周期的影响，对突发性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无法做出积极的应对。经济增长恢复正常之后，伴随着零利率和数量宽松政策的结束，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在英美等国会逐渐退出。
中国的情况与金融危机以来的西方国家又有所不同。中国短期利率还远高于零，所以没有实施数量宽松政策的必要。如果顺着这一逻辑，似乎中国也没有必要实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因为经济的周期性减速，通常可以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给来应对。但是现实在于，中国不仅面临经济的周期性减速，也面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轨、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财政政策的体制制约目前还比较大，新的财政预算体制的改革还尚在酝酿，而政府其他部门在结构调整方面历史上也不尽如人意。
随着央行政策操作的独立性逐渐加强，可以做到不对货币总量进行开闸放水的同时，创新一些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手段如定向降准和PSL。这样既可以避免回到过去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老模式，又可以完成深化改革近期内所需要的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理想的正常经济运行条件下，政府财政政策可以承担起经济增长模式转轨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任。不可否认，央行长期使用PSL等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会很大，如扭曲经济结构和混淆财政货币政策界限。所以，未来灵活有效的财政政策为前提之下，央行才可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辅之以发行央票加以缓冲，从而对货币总量进行微调，进而有效调整宏观经济的运行。
联系现实，在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特殊历史阶段，财政预算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无法有效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可以预期未来一段时期，央行PSL等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操作还将持续下去，甚至规模还会有所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