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陆地国家，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海洋地缘政治从来就不是政府要考虑的事情。原因也不难理解，那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计划要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只有一个国家要成为海洋国家的时候，海洋地缘政治才会变得重要起来。而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只是近来的事情。尽管中国不可避免也必须成为海洋国家，但从海洋国家的历史看，这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在目前这个阶段，有两个相关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重要。第一，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首先必须培养海洋意识。海洋国家首先是一种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中国数千年里是陆地国家，具有浓厚的陆地意识和陆地文化，要培养一种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需要艰苦的努力。第二，这种新的海洋意识和文化的需要并不是说陆地意识和文化就不需要了。中国需要认识到，尽管海洋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陆地也仍然重要。中国所需要的是一种平衡，一种海洋地缘和陆地地缘之间的平衡，一种海洋意识和陆地意识之间的平衡。如果中国继续传统，仅仅强调陆地，或者放弃陆地专注于海洋，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都难以得到持续。
海洋文化的起源
近代海洋国家起源于欧洲，这并非偶然。海洋国家不仅仅是特殊的地缘政治的产物，而且更是文化的产物。起源于地中海区域的欧洲文化就其本质来说就是海洋文化。与此不同，欧亚大陆国家属于大陆文化。波斯是典型的欧亚大陆文化，而希腊则是典型的地中海文化。古希腊所产生的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其影响传播到从地中海地区、南欧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并且涉及政治、文化、经济和文明活动的方方面面。地中海地区也利用其海洋的优势，抵挡住了来自陆地的外来入侵，包括蒙古和阿拉伯世界。历史地看，欧亚大陆国家依赖的是陆地。陆地国家所争取的一切都和土地相关，它们之间的所有贸易和人口流动都在土地上进行。属于地中海文化的西欧国家到处扩张，但他们最终在北非到中东一线被伊斯兰国家所挡住。因此，他们开始另找出路。葡萄牙、西班牙率先成为海洋国家，荷兰、英国随后，它们从不同的路径到达新世界、印度洋、东亚、东南亚，几乎是世界的各个角落。
西欧小国成为成功的海洋国家也有其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当葡萄牙人走向大西洋的时候，只是一个一两百万人口的小国。但在15世纪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葡萄牙人到达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那个时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还没有海洋意识和注意到海洋，葡萄牙人成功出航，成为海洋国家。当然，葡萄牙也不是天生注定要成为海洋国家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葡萄牙是“被迫”成为海洋国家的，因为当时基督教十字军互相杀戮，穆斯林世界也在互相杀戮，葡萄牙人在陆地上没有地方可去，海洋成为他们最容易的选择。
人们并不难理解，1945年之后建立的世界体系是海洋体系而不是陆地体系。海洋力量和陆地力量非常不同。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资源动员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各方面的实力。海洋和陆地的主要区别在于海洋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陆地的动员能力。如果你要出海，征服海洋就可以了，你面对的只是自然力量。这里，海洋是你的主要“敌人”，而要对付这个敌人，你所需要的只是技术。再者，海洋是“自由的”，海洋的规则是“自由航行”，没有人在海洋上会阻拦你。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小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能够成为强大的海洋国家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国家为了一片海洋而战。陆地则很不相同。甚至在近代主权国家概念产生之前，地球的每一个地区都已经被人类所占据。如果你要从一头移到另一头，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不愿意你从他们的土地上经过的人。对土地的争夺是人类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尤其在帝国时代。各国所争夺的是土地和人口。进入主权时代以来，对土地的争夺已经到了“寸土不让”的地步。海洋和土地的不同也可以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产生各类资源和食品。在帝国时代，各个文明、文化和国家之间也都有贸易交往，但往往是小规模的。进入近代之后，世界上的贸易越来越依赖于海洋。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告诉人们，贸易产生附加值，而海洋则是产生附加值的中介。
与陆地国家相比较，海洋国家体系产生了无比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互动以及大量的人类活动。在海洋文明从地中海传播到大西洋，跨过印度洋而到达太平洋和东亚的过程中，海洋国家的扩张导致了国家间和文明间的巨大冲突。今天的世界体系无疑深受海洋文化遗产的影响。欧洲国家体系是16世纪之后海洋力量造就的，这个体制在大英帝国时期达到顶峰，随后是美国。尽管美国既是海洋力量，也是陆地力量，但其陆地力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美国不面临来自陆地的任何威胁。因此，不难理解，近代以来，海洋主导着国际经济，谁主导海洋，谁就主导世界经济。
作为“地锁国家”的中国
中国成为陆地国家，或称“地锁国家”(land-locked power)，和中国国家的形成和扩张的历史有关。无论是中国的文明还是国家都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原王朝从黄河流域向四周扩张，所到之处都是陆地。中原王朝经常遭受来自陆地的外来少数民族的侵入，成为“殖民地”。外来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都被中国文化所消化，主动接受中国文化，也就是说，外来少数民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之后，他们也经常搞扩张。中国版图的大扩张都是在外来民族成为中原统治者之后实现的。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的扩张也同样是向陆地扩张。
很容易理解，历代王朝所注重的也都是陆地地缘政治。实际上，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中国从未面临来自海洋的真正威胁，所有的威胁都来自陆地。中国国防安全的重点自然也是侧重于陆地。最典型的就是长城了。历代王朝修筑长城，其意图就是想把侵略者(也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挡在长城之外。近代之前，除了来自陆地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敌人。中国因此修筑长城而不是海军来应付敌人。除了在本土修筑长城，中原王朝也实行朝贡制度应付周边国家，朝贡制度主要是一种可控的贸易关系，不管朝贡国是来自陆地还是海洋。
中国在明朝开始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即所谓的“倭寇”。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具备了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15世纪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始，欧洲的葡萄牙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国家。不过，论技术，当时的中国是最有条件成为海洋大国的。在西欧小国进行海洋远征的同时，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也出现了掌握很高航海技术的海员，他们已经到达了印度洋和其他地区。他们制造的舰船远比葡萄牙人制造的庞大、坚实和美观。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中国都具备了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在政府层面，有名的郑和数次下西洋就是政府财政和中国航海技术的证明。这一点，这些年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不需要在这里再作论述。即使是民间也具备了很大的能力，所谓的“倭寇”或者“海盗”实际上主要并非日本人，而是浙江和福建的民间海商活动。但是，无论是政府组织的海航还是民间自主的海航都没有继续下去。郑和下西洋不仅被政府中止，而且政府也销毁了所有海航的数据和资料。在民间方面，政府下大力气，花很多年镇压了民间“海盗”。从此之后，中国施行闭关守国的“海禁”，失去了一次成为海洋大国的最好机遇。王朝为什么这样做？其中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王朝以陆地地缘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到明朝，这个意识形态已经确立了好几千年，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尽管福建的海员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们从文化上说不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有他们自己独立的王国和国王，国家可以达成一个统一的意志，也就是具有巨大的动员能力。但福建海员并不能够独立于专注于陆地的国家政权，因为福建也只是中国诸多省份之一。王朝陆地地缘政治的需要，阻碍了福建海员向海洋发展的冲动。中国历代王朝对港口城市并不很感兴趣，并没有看到像香港和上海那样的港口城市的重要性。上海那么具有海洋优势的城市在很长历史时间里只是一个小港口，而其他港口城市要不被视为渔民出海捕鱼的地方，要不只是驻扎军队以防止海盗和走私者的地方。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船舰来到中国的时候，港口城市成为被王朝挡在内陆之外的外国人的停留处。
第二，既得利益的阻力。陆地地缘政治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而且更是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航海需要很大的花费，这方面花费的增多必然影响到能够用到陆地防护的费用，负责陆地防护的王朝机构必然反对发展航海。
第三，在客观层面，即使当时的中国受到“倭寇”的骚扰和侵害，但威胁并不大。日本当时处于封建时代，对中国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朝廷面临太多的内部问题，并不想再找海洋方面的麻烦。结果，朝廷就用简单地镇压“倭寇”和“禁海”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总体上看，尽管明清时代中国也经历了国家崛起的时刻，但封闭政策越来越甚。到了晚清，真正面临海洋的“敌人”，中国却已无能力成为海洋国家了。
在19世纪，随着英国人的到来，中国才开始意识到海洋国家的强大。但即使对英国，中国也没有非常害怕。对中国来说，英国只不过是几条大船和几千军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尽管处处被英国人打败，但朝廷仍然不重视，看不到海洋地缘大局。失败之后，以屈辱的赔款割地方式应付。只有当近邻日本成为东方的第一个海洋国家并打败中国之后，朝廷才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王朝从来就没有意识到海洋力量的崛起可以通过控制贸易港口和城市经济，从而足以摧毁中国的陆地力量。
总体上说，在过去五百多年的历史里，中国只有在19世纪末，受日本的影响，曾经想建立一支海军，也努力这样去做了，但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从此再也没有想过努力建设海军。在整个20世纪，中国也没有把重点放在海军建设上。解放军初期并没有一条军舰，也没有海员，但却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和日本的战争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都是陆地战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对海军有战略意义上的思考，但发展海军更多的是为了国防的现代化，而与中国的海洋地缘无甚关系。在漫长的冷战期间，和苏联对抗的都是海洋国家；相反，支持苏联的则是大陆国家。苏联本身也主要是陆地国家，其海军并不很强大，无法和美国等海洋国家相比。中国早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苏联站在一起，自然受苏联军事思想的影响。后来和苏联交恶，更说明中国的威胁来自陆地。等中美建交之后，中国才再一次和一个海洋大国打交道。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人们开始思考海洋文明。很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其实主要是向西方和受西方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等东亚经济体开放，而这些国家也都是海洋国家。向海洋国家开放导致和海洋国家的互动，这是人们思考海洋文明的动机。这方面，当时很受知识界欢迎的电视片《河殇》具有典型意义。这个电视片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海洋文明的重要性。不过，电视片的动机主要是想以此来推动中国的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尽管电视片给人一种有关海洋文明的思考，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成为海洋国家的实际需求。
简单地说，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需要来自中国的开放政策所导致的中国和世界的关联。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开放政策分成三个阶段，即“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在过去的三十来年里，中国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80年代，中国开放政策的主题是“请进来”，也就是打开国门，欢迎外国资本进入。在这个阶段，中国和世界没有、也不会发生冲突。到了90年代，中国确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行了“接轨”政策，也就是调整和改革自己的制度体系来适应世界体系。在这个阶段，中国和世界也不会发生冲突。
从本世纪开始，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政策，这就直接导致中国海洋地缘的崛起。这里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中国在很短时间里，从一个资本短缺国家成为资本过剩国家，资本必然要走向能够赢利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资本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第二，中国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国内高速的经济发展需要进口大量的资源。同时，中国又是出口导向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对外来资源的依赖和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促成了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之一。第三，中国资本“走出去”，表明中国需要发展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贸易大国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海上航道安全的重要性。第四，中国周边海洋资源的大发现，加快了周边国家在和中国有争议的海洋(岛礁)地区开发资源的步伐，这大大加剧了中国和周边国家围绕海洋岛礁的主权争议，甚至冲突。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必须转向海洋，把海洋地缘政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海洋地缘政治重要起来了，但要成为海洋大国则不容易。中国过去从来就没有注重过海洋，现在开始讨论海洋和海军，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英美国家花了很长时间成为海洋的主人。现在，中国努力仿效今天主导着世界体系的美国，但已经没有当时英美等国成为海洋国家的历史条件。无论是主观上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还是客观上的环境制约，都不容许中国像先发国家那样顺利成为海洋国家，不过上述要素也在为中国成为海洋国家提供巨大的动力。中国成为海洋国家，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当然，中国学习其他海洋大国的经验，并不是要重复其他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路径。中国必须探索自己成为海洋大国的道路。今天的全球化环境已经为海洋地缘政治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条件。尽管全球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但在其他方面则使得地缘政治变得不那么重要。全球化表明各国之间贸易以及海洋地缘的重要性，但金融的全球化则表明金融经济的重要性，而金融经济则使得海洋地缘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金融活动不需要经过海洋。如果说在海洋地缘政治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那么在金融全球化时代，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控制了世界。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贸易和金融经济至少对中国来说同样重要，而且金融经济的未来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诸如此类新出现的要素表明，中国要明了自己目前所处的世界地缘政治新环境，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新型的海洋大国。
陆地地缘持续的重要性
不过，对中国来说，在强调海洋地缘政治的时候，在成为海洋大国的过程中，其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平衡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这个平衡决定了中国的综合国家安全和海洋地缘政治战略的可持续性。
中国传统上一直是大陆国家，陆地地缘政治占据国家的主导地位。今天随着全球化和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的日渐一体化，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显现出来。无论是中国内部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地缘政治。不管怎样，各种客观要素已经把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提上国家外交议程的显要位置。但是，在任何意义上，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不重要了；相反，同样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彰显陆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讨论。
第一，国家的统一。国家的统一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从历史上看，这与中国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方式有关。在地理意义上，中国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张的过程。中原王朝是国家的内核，逐渐整合边缘地带。在这个过程中，边缘地带整合到体系中来的程度自然比较低。这种情况到现在仍然存在。中国人常说，“天高皇帝远”。传统上，因为缺少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一个地方离中原王朝的地理距离影响到其自治程度。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远离中原王朝的边缘地带往往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种地方化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不会因为政治上的统一而消失。已故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国家，而非现代民族国家。这一说法是有很大道理的。1949年之后，中国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后也通过经济手段(如计划经济)、交通手段(铁路、公路等)和文化手段(宣传机器)等各方面来整合国家。这些手段都有其效用，使得国家逐渐从传统上的“文化国家”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数千年的地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从此消失了。很多研究表明，即使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整合仍然是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数波激进分权，毛泽东时代所进行的各种强制性的整合已经不再，市场化导向的经济发展一直在强化着各个地方的差异，中国越来越呈现出“行为联邦主义”体制的特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整合过程并没有完成，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的挑战。
第二，陆地地缘政治更是关系到中国边疆的稳定问题。国家的整合从中心到边缘。如果考虑到中国边缘地带和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重合，那么陆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尽管历史上，中原王朝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民族融合的过程，但到今天处于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西藏和新疆)很难再像传统上其他民族那样得到整合。这里有几个主要因素。
首先，无论是藏族还是维族等民族，它们本身也有独特的文明性，尤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性。一种具有强烈的宗教性的文化很难和汉族的世俗文明相整合。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不能和平相处了。传统上中国发展出很多相当有效的方法，具有宗教性质的民族和平相处。今天，时代变了，中国仍然需要找到符合现代精神的和平相处方法。
其次，1949年以来的民族政策一直在强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反而使得民族的融合变得极其困难。受当时的国际环境影响，中国基本上放弃了传统上处理与少数民族共处的方法，接受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的民族政策。而从思想的渊源来看，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西方极端的自由主义，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政府制定了包括民族识别在内的诸多民族政策，把民族用行政方式“格式化”。这些政策有效地强化了民族认同，而非减少民族认同。尽管有些政策(如在经济社会领域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非常必要，但如何消化这些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政府并没有思考。
再次，在主权时代，民族主义不仅对各国产生影响，而且也对一国内部的各少数民族产生影响。如果说民族主义意味着“一族一国”，那么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就意味着分裂。很多多民族国家就是因为内部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崛起而导致国家的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联合国成员国一直在增加，新成员国主要来自于多民族国家内部因民族主义崛起而独立出来的国家。中国尽管维持着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民族分裂主义的存在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很显然，中国政府已经把“疆独”和“藏独”列为对国家统一的最大的一类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少数民族地处中国的边缘地带，也是社会经济不发达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区域。社会经济的不发达状态对国家的整合产生了负面影响。社会经济不发达，中产阶级很小，社会成员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一些人行为往往难以理性。经验表明，极端主义往往能够在贫穷人口中间找到市场。贫穷人口较之富裕人口往往更易被极端主义所动员，并且容易走向暴力。这些年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所发生的暴力，无疑和社会的贫穷状态相关。一旦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尽管也避免不了少数极端因素，但这些极端因素很难动员足够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当然，也要意识到，一旦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提高，其成员的民族意识也会提高，从而产生另一类民族主义运动。但这类民族主义运动是可以加以避免的，主要可以通过国民教育来减少和消除各民族的极端主义民族主义，把多民族国家维持在统一的水平。这方面，发达的多民族国家(例如美国)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经验证据。
第三，在今天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更受到区域甚至国际关系的影响。与传统陆地地缘比较，今天的陆地地缘更容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简单地说，如果说在传统上，中国的陆地地缘劣势可以通过修筑长城而得到修正和弥补，那么在今天类似的方法已经毫无用处。也就是说，陆地地缘本身也在国际化。在中国，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在西边，包括西藏和新疆。西藏和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尽管那里存在着民族主义因素，但并不存在主权问题。不过，西藏和新疆问题的产生和处理，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主权国家的范畴，而往往具有国际性。从概念上说，中国陆地地缘政治往往和周边外交相关联，而周边外交则往往也和大国政治相关。
海洋地缘和陆地地缘的平衡
各种因素使得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越来越重要。但同时，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困难也愈来愈甚，尤其是因为近年来美国的“重返亚洲”而变得复杂，其范围涵盖从东海到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广袤海域。美国“重返亚洲”改变了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一些国家认为中美关系会重复往日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而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边。同时，那些和美国有同盟关系的国家(如日本和菲律宾)更是利用它们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的利益。
但实际上，陆地地缘政治也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这里首先也是美国的因素。在中国的西边，中国现在面临的是美国力量逐渐从中东地区消退而留下来的遗产。二战之后，整个中东地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在那里，无论是政权建设还是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美国(和广义上的西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基于其能源需求和对其盟国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的考量。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还是美国以反恐为名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占领，都和美国对能源和其他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有关。但是从近年来的发展来看，美国必须改变其在中东的政策。以下几个因素显得尤其重要。第一，美国的帝国已经过度扩张，导致美国维持帝国的负担过重。尽管美国还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在维持一个扩张过度的帝国方面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这表明美国必须收缩其帝国战线。第二，在中东，美国进行了大规模和持续的反恐战争，但这么多年下来，美国发现，要消除恐怖主义因素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美国调整心态，承认恐怖主义是一个常态，反恐是一件长期的任务。正是出于这种新的认知，美国要逐渐减少从事反恐的军队。第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展开了再工业化运动。页岩气的开发使用正在有效减少美国对海外能源尤其是中东能源的依赖。美国正在快速地向一个能源大国转型。二战之后，在美国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能源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成为能源大国表明，地缘政治格局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一旦美国不再依赖中东能源，甚至变成能源出口国，那么美国在中东减少军事存在的速度必然加快。
那么，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对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呢？一些人认为，美国从中东撤出为中国创造了一个机会，就是中国可以填补美国撤出之后所出现的空间。但是，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确，中国需要大量能源，在很多年里，中国也在积极地和中东国家发展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不过，美国的撤出对中国会产生三大方面的挑战。首先，中东的安全问题。在中东，其整体安全构架是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一些人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在中东是一个“搭便车者”，中国“搭”美国的“便车”，或者说，中国的总体安全是美国提供的。这当然有些夸张，但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美国一旦撤出，中东整体大安全构架就不再存在。安全问题必然成为中东最大的问题。要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构架谈何容易！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也就是说中国必然面临如何保护其在中东的利益的挑战。
其次，美国撤出中东并不会非常顺利，而会是一个动荡的过程。美国一旦撤出，那里的亲美政权必然遭遇困难。而且，美国承受“民主”的包袱，也就是要在那里推动民主化。尽管今天中东和北非的民主化革命大多是内发的，但美国的作用不可低估。美国(和西方)在逐渐撤出的同时也在努力推动那里的民主化运动。这里也包括帮助推翻美国(和西方)所界定的专制制度(非民主政权)的努力。这方面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例子表现得非常充分。当然，新生的政权不见得是继续亲美的，更有可能是反美的。但是，必须认识到，不亲美甚至反美并不等于这些政权可能会对中国更友好。美国在中东的能源地缘政治招致当地人民的不满。现在美国要走了，中国要进入。但中国在中东的能源政治如何不招致那里的人民的不满呢？显然，这对中国是一大挑战。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现存政权解体，新政权如何建立？建立一个新政权并非易事。民主(主要是选举)可以产生一个新政府，但也容易推翻一个新政府。中东地区这些年的政局动荡就说明了这一切。如果政局不稳，那么中国又如何走向中东？在过去，美国力量能够在中东生存和发展，和美国在中东政权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关。中国完全不可能重复美国的道路，那么中国力量又如何走向中东？
再次，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是双向的，中东变局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边疆政治社会稳定问题。能够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的就是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向中国的延伸和扩张。随着美国的撤出，中国和中东的经济贸易交往变得频繁起来。这也必然促使两者之间的文化、人员(商人、学生、学者等等)的交往。应当说这是正常现象，也应当加以促进。不过，应当看到的是，中东很多国家不能建立一个有效政权，甚至有迹象成为“失败国家”，宗教极端主义崛起。失败国家也往往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滋生和麇集之地。中国和这些地区的交往增加，也必然受这些方面的影响。从近期新疆的暴力恐怖主义事件来看，境外和境内的激进因素已经有了相当的关联。
和新疆问题有关的地缘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来自中亚地区。在冷战期间，这个地区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中亚共和国纷纷独立。苏联消亡，美国势力乘机进入。这个地区的政治和政府稳定性要比中东好一些，但也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地区，政府以民主的方式产生，但民主仍然处于早期阶段，稳定下来需要很长的历史时间。事实上，如果这些政府不能引导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现在低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有助于民主政治的进步。这些国家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一方面，民主很难造就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有能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低度社会经济水平制约着民主政治品质的提升。再者，这些政府也没有能力提供一个有效的社会秩序，在旧(苏联)体制解体之后，新的体制还远未建立起来，经常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中东地区一样，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经常为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提供有利的空间。而这些又必然影响这些国家的邻居，即中国新疆地区的稳定。
西藏也面临类似的情况。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和流亡在海外的达赖喇嘛之间不能达成共识。现在人们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政府不会向任何被认为是分裂国家的行为做出任何妥协；另一方面，海外藏人组织近年来则越来越激进和暴力化。达赖喇嘛曾提倡所谓“自治”，宣称和平、非暴力(尽管达赖的“自治”和中国政府所界定的“自治”有很大的差异)，但一些海外藏人组织则公开提倡西藏“独立”，并且要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标。达赖喇嘛现在年事已高，一旦达赖去世，海外藏人的暴力变得不可避免。考虑到“西藏流亡政府”设在印度，并且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包括边界领土纠纷、军事竞争、民族主义冲突在内的问题，西藏问题的地缘政治含义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趋势的发展，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也要像传统那样在中国和中东之间修筑一条“长城”，把境外极端因素隔离在外，但上述情况的确表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如何降低和消除地缘政治风险？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中国和俄国、中亚国家合作的产物，意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推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也不应排除中国再做努力来推进这类组织的建设，从而回应新出现的挑战。不过，从目前运作的情况看，人们还不能确定这类组织是否能够应付美国逐渐从中东退出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大变局。如果说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刚刚开始，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学会做一个海洋大国，那么中国也面临着陆地地缘政治大变局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这里传统的地缘政治经验已经变得不那么相关，我们所需要的是寻找新的应付陆地地缘政治的战略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