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穆加贝访问中国的报道，不禁使我联想到已故的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两位非洲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早年都曾为黑人的解放和平权做出努力，而今却一个成为伟人，一个已过九旬还未退出政坛。
穆加贝与曼德拉有很多相同之处。两人的祖国——津巴布韦与南非历史上都遭受过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也都经历过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的黑暗时期。他们均为当地黑人的知识精英，年轻时都获得过包括法学学位在内的各种学位。穆加贝当过多年的中、小学教师，曼德拉当过执业律师。
他们还都在早年投入民族解放运动，从事和领导过武装斗争，且后来均被各自国家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判刑并长期坐牢（穆加贝11年，曼德拉27年）。由于两人都为黑人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结束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之后都当之无愧地成为各自国家的“开国元勋”。
更值得一提的一点是，两人都受到过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穆加贝就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1963年他加入了信奉毛泽东思想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相信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曼德拉在1961年组建了“民族长矛军”（Umhonto we Sizwe）。这一时期，曼德拉阅读了格瓦拉、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的著作，他从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书中发现，是毛泽东的决心和非传统思想把他引向了胜利。
两人都对中国很友好。穆加贝一直被中国官方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共和国获得独立当天就与中国建交。穆加贝先后以总理和总统身份于1981年、1985年、1993年、2005年和2014年五次正式访问中国。2014年8月24日至28日，穆加贝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不顾90岁高龄，不远万里第六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曼德拉在中国与南非建交之前的1992年10月，就曾以南非国大党主席的身份访问过中国。1998年1月1日，曼德拉宣布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与台湾断交。在临近总统卸任前一个月的1999年5月，曼德拉以南非总统身份访问了中国。
尽管曼德拉与穆加贝有着诸多共性，但两人的后半生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两人对英国传统都非常尊重，但尊重的内容却不尽相同。虽然两人在年轻时都接受过英国式的文化和法律教育，对英国传统也都有着特殊的尊重之情，但他们所尊重的内容却完全不同。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穆加贝这位非洲领导人十分“英式”。他穿西装和定期读外文刊物，但几乎从来不读当地的报纸。尽管他谴责帝国主义者，但对英国传统却是“卑躬屈膝的尊重”，几乎会给所有访客一杯茶，还会给其年幼的小孩传授英国王室的礼仪知识。在被英国制裁之前，他最喜欢的消遣是去伦敦旅行。
而曼德拉对英国传统的尊重则集中在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方面。1964年4月20日，曼德拉在南非法院接受最后一次审判时以证言的形式宣读了一份长篇声明，其中特别指出：“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与马克思主义者交谈，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人认为西方的议会制是不民主和反动的。但是，与他们相反，我却是这种制度的崇拜者”；“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都是受到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所尊崇的文献。我非常尊重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我认为英国的议会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总会引起我的赞赏。”
对待英国传统的不同认识，对后来两人执政后的政治立场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曼德拉对待权力的态度与穆加贝完全不同。穆加贝对权力一直非常执着。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穆加贝担任了几年实权总理，1987年作为唯一候选人出任总统。同年，穆加贝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废除了总理职位，从而真正实现“党政军教一体”的统治。此后，穆加贝在1990年、1996年、2002年、2008年总统选举中均获选连任。2013年5月22日，穆加贝签署了宪法第二十号修正案即新宪法草案，其中第91条规定总统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每届任期五年。但该宪法不具备追溯效力。因此这一年7月31日，在人均寿命只有40多岁的津巴布韦，89岁高龄的穆加贝再次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而曼德拉不仅从不追求个人权力，而且毫不留恋权力。在1994年南非首次举行由全体人种参加的大选之前，曼德拉尽管在南非具有崇高的威望，但并不热心竞选总统。曼德拉在另一本自传《与自己对话》中有这样一段记述：“随着大选的临近，三位南非国大党（ANC）高层领导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广泛征求了组织内部同志的意见，一致决定如果我们赢得大选，就由我担任总统。……我反对他们的建议，因为那年我已经76岁了，让一位已经获释的比我年轻的男士或女士担任总统是更明智的选择。不过，我明确提出我不会连任总统。我的声明似乎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由组织来决定。在这问题上，我希望有确定的答案。所以，在当选总统不久，我就公开声明我只能在位一个任期，不会连任。” 1997年12月，担任总统三年的曼德拉就辞去了南非国大党主席职务，并表示不再参加1999年6月的总统竞选。1999年6月，曼德拉总统任期届满后毅然决定退休并远离政治权力中心，成为后来者的典范。
在“老骥伏枥”的穆加贝的身上充分体现了政治学说所证明的权力的魔性和缺乏自我抑制的人性。不过，两人对权力态度不同的原因除了个性或人格相异之外，还因曼德拉具有对法治和民主的坚强信念。
在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结束后，穆加贝照搬改革之前的“中国模式”，走上了一条“左倾”和激进的道路。在穆加贝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和反西方的精神，这在穆加贝1981年、1985年、1987年三次在北京与邓小平会见时就有所体现。（参见观察网张维为回忆邓小平文章）。在津巴布韦独立后最初的10多年里，经济曾飞速发展，一度被誉为“南部非洲谷仓”。但20世纪末期，经济动荡，许多基础民生需求匮乏。2000年开始，津巴布韦政府以白人所持有之土地系在殖民时代从黑人原居民手中非法取得为理由，进行土地改革，强制没收大部分白人拥有的土地。此举造成境内大量白人农民出走，经济陷入混乱。由于长期积欠外债，政府又不愿实施稳定措施，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暂停了对津巴布韦的经济援助。穆加贝政府以印制大量新钞来填补财政赤字，结果导致严重的货币贬值和经济崩溃。2008年官方公布的最高年通涨率是2200000%。该国央行于2008年7月21日发行面值1000亿元的津巴布韦元钞票。由于失业率高达80%，大量人民为了生计被逼逃到邻国。津巴布韦从一个在非洲相对富裕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赤贫国家。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出版的《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在津巴布韦低于国家贫困线的人口达到72.3%。
曼德拉及其南非国大党执政后没有照搬“继续革命”的模式，而是促进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建设，对白人也没有采取报复措施，而选择了一条坚持宽容与和解的道路。根据1995年7月曼德拉总统签署的《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南非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其任务是本着民族和解精神，对种族隔离时期各种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调查，提出调解和处理意见。
曼德拉之所以选择宽容与和解的道路，与他本人的思想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1964年4月20日，曼德拉在南非法院接受审判时宣读的长篇声明指出：“我在反对白人专政的同时，也反对黑人专政。我怀抱一个美好的梦想，那就是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切，享有均等的机会”。在这份声明里，曼德拉还表明：“我的思维受到了东方和西方的影响。这让我觉得，在寻找合适的政治模式的时候，应该完全公正、客观。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我不会把自己束缚在某个具体的社会制度上。我必须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空间，以便可以自由借鉴西方和东方的成果。”（曼德拉：《艰难地走向自由》）。
1964年6月12日曼德拉被判终身监禁。在被监禁的漫长岁月里，曼德拉进一步反思了包括人性等各种人类社会的问题，对自由的理解也得到了升华。曼德拉在其自传《漫漫自由路》中写道：“……正如被压迫者一样，压迫者也必须被解放。一个夺去其他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锁在偏见和心胸狭隘的铁窗之后。如果我要剥夺别人的自由，我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正如我的自由被剥夺时我也不自由一样。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样地都被剥夺他们的人性。” 曼德拉对自由的认识不仅与强调阶级斗争和专政的列宁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也超越了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曼德拉还写道：“当我从监狱走出来的时候，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就成为我的使命。”南非在废除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后，之所以能实现历史性和平转型的奇迹，曼德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当今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或名人在生前和去世后能像曼德拉那样受到如此广泛的尊敬。2009年11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4/13号决议，确认曼德拉对争取和促进人权、和解、民主及和平文化等方面的杰出贡献和为人类服务的奉献精神，决定从2010年起将每年7月18日定为“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这大概是联合国唯一以个人命名的国际日。2014年6月6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第68/275号决议设立纳尔逊•曼德拉奖，以对曼德拉在其非凡一生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敬仰，并对那些取得出色成就以及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作出巨大贡献的个人予以表彰。
曼德拉反复强调他不是圣人而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正是在这位有着不平凡经历和思想的普通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宽容与和解的精神、自由借鉴东西方成果并超越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智慧、将人权、法治与民主紧密结合起来的价值理念——而这也是当下中国最为稀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