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的力量——十九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 [英]戴雪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1月
信念的解体、言论的自由，以及一些历史的方法，为公共舆论的蜕变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影响了19世纪英国法律制度的改革。
《公共舆论的力量——十九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由19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学家与史学家戴雪所著。本书试图澄清19世纪英国立法以及与之相继的舆论思潮。事实上，本书致力于将过去百年间英国法律的发展与英国思想进程联系起来。
本书所说的公共舆论，不如说是哲学思潮。作者在著作中详细论证了三种思潮对同时期英国法律的形成所造成的影响。
首先是前期的旧托利主义。此时期是英国的“乐观”时期，“该时代总体上体现出一种对英国之伟大感到骄傲的爱国之情以及对英国革命产生的社会结果的志得意满之情。”这个时期以布莱克斯通为代表，因为这个时期，冲突仅仅停留在社会表面，因此布莱克斯通不由的感叹：“英国的宪制，其设计如此之智慧，其基础如此之稳固，其结果如此之伟大，不得不令人发出由衷之赞叹。”
第二个时期是法律改革的时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商业的繁荣，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思想开始占据了当时的哲学思潮。使法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的奥斯丁正是这个时期英国思想界的人物，深受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因此有人将法律哲学的鼻祖追溯至边沁，将其称之为“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位法律哲学家”。
19世纪的最后一个时期，是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失落期。同样是工业革命的发展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极端宣扬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思潮受到冷落。保护弱势群体的集体主义思潮由此兴起，人们把希望寄予了国家，“他们相信国家的行动和干预能为大多数人带来福利，即便是干预那些本该留给个人的不受干预的领域”，进而影响了法律的变革，催生了《联合法》、《仲裁法》等一批集体主义倾向的法律。
当然，如果没有适宜公共舆论生长的土壤，在一个世纪中逐次爆发这些深刻的思想革命似乎是不可能的。译著的最后一讲“立法舆论与一般公共舆论的关系”集中给予了论述。
作者认为，19世纪英国的公共舆论之所以渐进生长，从旧托利主义到边沁主义，从边沁主义到集体主义，其一，是顽固的神学思想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变化，面向社会精英的哲学得到了面向大众的神学的支持，就如虎添翼，进入到了19世纪英国法律制度的变迁之中，同时伴有如狄更斯这类边沁主义作家的支持，更是为思想舆论的变革丰富了土壤。其二，言论自由甚至思想自由在19世纪初期在英国还是不可企望的，然而“到19世纪中叶，法律对自由讨论的限制几乎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信念的解体、言论的自由，以及一些历史的方法，为公共舆论的蜕变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影响了19世纪英国法律制度的改革。
从17世纪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开创了现代政治哲学，到19世纪边沁、穆勒、奥斯丁发展出现代法学理论，经过长达两个世纪的理论准备，现代法律制度之花终于伴随着19世纪大英帝国的兴盛在大不列颠岛盛开。
这部著作的英文原题翻译过来是《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译者戴鹏飞巧妙而又开创性地为译著取名为《公共舆论的力量》，我觉得，这个题目的增加显示了译者对著作的深刻把握，可以说这个书名就是对这部著作的最好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