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南欧猪国”葡萄牙又让人捏了一把汗：该国最大的上市银行BES圣灵银行爆发危机，其母公司圣灵金融集团延迟对部分短期债务的利息付款，大股东提出债务重组并暂停公司股票交易。由此造成投资者的恐慌，进而引发欧洲股市“抛售潮”——7月10日收盘，葡萄牙PSI指数大跌4.18%，收于6,105.24点，是2013年7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也是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收盘点位；葡萄牙十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同期大涨21个基点，至3.97%。同时引起“金融传染”效应，不但连累美股，欧股市场金融板块也普跌：意大利大众银行跌2.87%，锡耶纳银行跌4.29%，西班牙萨瓦德尔银行跌2.40%，德国商业银行跌2%。
后来尽管姑且为虚惊一场，但也反映出久而未决的欧债危机，实际上并没有远去；而细看上半年世界的宏观经济指标，近期数据更是突破市场的预期底线，发达经济体复苏前景再次笼罩阴翳。那么，究竟为何欧盟的经济依旧难以走出危机、迈上复苏之路呢？在笔者看来，实际上要归咎于欧盟经济结构中的“工业竞争力”这个软肋。
然而，根据国际机构的竞争力报告，作为发达国家最集中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盟的总体竞争力却一直位居前列：在去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3-2014》中，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欧盟成员国就占据了5个：芬兰（第三）、德国（第四）、瑞典（第六）、荷兰（第八）和英国（第十），还有挪、丹、奥、比四国也排在前20名之内；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4》，排名结果也大同小异。
芬兰怎么会第一，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可是在过去的5年中失业率高达9%，芬兰经济更是停滞不前。其实，社科院欧洲所的江时学研究员7月10日，就提出了是否应该重新确定竞争力指标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6月23日）的一文认为，芬兰的竞争力并不强，“如果芬兰是欧洲的最佳，那么我们就应该担忧了”。
兴许是由于工业竞争力所涵盖的指标过多，计算起来也颇为复杂的缘故，加上世界上各个机构的算法也是五花八门。那么，在量化统计部分失效的背景下，为简单起见，笔者在本文中只采用人工、技术、资本和消费这四个变量，来考察欧盟经济体的“工业竞争力”构架。
首先是人工。欧盟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北部国家，劳动力成本之高是出了名的。尽管2008年以来一直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盟失业率高企，但劳动力的价格仍居高不下。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去年欧盟平均劳动力成本为23.7欧元/小时，成本最高的是瑞典（40.1欧元/小时）、丹麦（38.4欧元/小时）、比利时（38欧元/小时）、卢森堡（35.7欧元/小时）和法国（34.3欧元/小时）。人工在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过高，也是导致欧盟发达经济体成员国的企业，纷纷被迫迁往人力成本更低的亚洲和东欧的一个重要因素。
只要不大刀阔斧地对薪资进行改革，人工这个变量的贡献业绩就难以改观。而实际上，由于西欧“福利”社会的历史，以及例如在法国工会力量的强大，笔者将其称为法国政治力量中除了常规的“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还有相对独立、却受收视率或受众率左右的“第五权”的媒体，任何对薪资的下调尝试，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危机，因而政客们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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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技术。在“后工业化”的时代，人工固然重要，但生产的核心实际上已经由人工转向技术，尤其是能够一两拨千斤的“核心技术”。而这又在极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国家或企业对研究与开发（R&D）的投入。从表1可以看到，发达经济体研发支出百分比呈下降趋势：从2010年到2012年，欧洲从24.8降到24.1个百分点，美洲、日本从分别37.8降到36.0、从11.8降到11.2百分点；中国和印度则分别从12.0升到14.2、从2.6升到2.9个百分点，亚洲从34.3升到36.7个百分点。
不难发现，从研发和GDP占比而言，发达经济体两者都下降，而新兴经济体则两者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不同经济体的研发投入占比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有关联。而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德国（2.30%）、法国（1.90%）和英国（1.70%）分别位居总量的第四、第六和第七位；而冠、亚、季军是美国（2.70%）、中国（1.97%）和日本（3.67%）。这和这些国家的GDP总量排名基本吻合，也表明不同经济体的研发投入总量与经济总量之间存有关联。因此，与中国这样的新兴“金砖国家”经济体不同的是，欧盟经济体对研发投入占比的下降趋势，其实已经直接在“核心技术”的研发上处于劣势，也就间接导致欧债危机久而未决、欧盟的经济复苏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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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资本。随着“后工业化社会”逐渐向“信息社会”尤其是“金融社会”的过渡，除了人工和技术，资本在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乃至必不可少的作用。根据美国顾问业者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公布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FDI）信心指数调查，中国FDI信心指数排名当仁不让地还是第一，美国则从自2005年被超越的印度手中拿回亚军的宝座。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別有：中、美、印、巴、德、波、澳、墨、加、英。
根据该调查，只有德国和英国两个欧盟成员国位居前十之列，而作为三大金砖国的中国、印度与巴西，2010年首次同时挤入前四名。将近1/3的投资人对中国（32%）和印度（31%）的前景，抱持比前一年更乐观态度，22%认为巴西前景改善。
尽管势头不能和新兴经济体相比，但欧盟经济体对资本的吸引力还是相当强。但如果我们对“外资吸引力”进一步细分，可以看到例如对法国的投资，实际上还是集中在葡萄酒庄园、房地产和奢侈品等行业。这些固然不错，但由于这些都不是我们称之为的“就业创造型”行业，因而对法国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实际上颇为有限。
最后是消费。消费在凯恩斯笔下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济变量，那么欧盟是否可以通过刺激消费的套路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呢？实际上，由于消费者的心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未来的预期值。如果预期乐观，就会放开手脚消费；反之，就会注重对预算的约束，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不利。
至于前不久欧洲央行实行的负利率政策，在我看来原因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宏观上，欧元区其实除了德国，其他国家还没有真正从欧债危机中走出来，尤其是“南欧猪国”。前几天葡萄牙的银行危机，尽管惊险过摊，但也凸显了欧盟经济的结构软肋。微观上，由于宏观经济让人堪忧，因而欧盟各国银行对放贷业务，大部分实际上采取的都是“惜贷”的做法。由此导致欧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链频频告急。除了德国和奥地利，欧洲大陆国家的企业业绩平平，企业裁员日增，进而引起诸多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我们不可否认，欧央行启用负利率的初衷是好的。但实施近一个月来，效果不甚理想。由于央行负利率的带动效应，欧盟成员国的银行确实被注入了不小的流动性，该流动性的分配基本与各国的实力份额相当。但由于流动性的“传导效应”中间环节还有很多，欧央行的美好愿景经过来回一传导，实际上能到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流动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当然，尽管欧央行的这个政策效果一般，但由于暂时别无良策，估计欧央行还会继续采用这工具。至于下半年“欧版QE”是否会出台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东施效颦”之举，一旦实施，弊大于利。
总之，欧盟经济的“软肋”已经清晰，那就是工业竞争力，尤其是核心竞争力；而要提高经济体的竞争力，人工、技术、资本和消费是四大关键变量。基于“虽慢犹稳”的观点，就下半年的欧洲经济形势，笔者认为经济效率会比上半年略好，但经济总量仍会呈持平势态。如果欧央行不出台更为切实的刺激措施，欧盟经济恐难有大的起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