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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和气候合作:中美关系新纽带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双城记》开篇的这句话,恰是当今中美关系的精准写照。

一方面,7月初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颇丰,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共计达成超过100项共识;另一方面,中国与邻国在南海和东海的争端持续不断,而很多人相信幕后的推手正是意在“重返亚洲”的美国。

中国和美国,一个是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一个是老牌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探寻新的国际秩序和定位,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不会轻易走向平顺。但合作显然是两国增加互信、创造互利的必须之举,因为在这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无法承受这样两个巨型国家之间再来一次“冷战”。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正是连接两国的理想桥梁。

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的116项共识中,涉及气候变化、能源、环境议题的几乎占了一半。在此背景下,对话将能源与气候置于全体讨论的第一项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今天中美两国在能源和气候问题上的合作联系甚至要强于以往任何时候。

随着油气对外依存度的持续上升,能源供应安全在中国外交政策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有人将页岩气视为中国解决能源供应问题的钥匙,但迄今为止,中国的大部分页岩气示范项目都不怎么成功。在页岩气开发领域,除了同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样的美国石油公司进行技术合作,中国对直接从美国进口非常规油气的兴趣也很大,并且已经在美国的页岩气产业投入重金。

根据BP能源统计年鉴,我们能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除能源外)贸易国,而美国是世界第一商品消费国,与此同时,美国有望在今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而中国则刚刚荣升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有鉴于此,能源,尤其是石油与天然气有潜力改变长期失衡的中美贸易,从而开创一种不同以往的中美贸易格局。

今年9月,潘基文组织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将在纽约举行,而至关重要的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也只剩不到500天,气候议题无疑将成为中美两国间的一个核心话题。不可否认的是,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中美两国对彼此的理解都在加深。世界在期待两个超级大国就减排目标尽快作出国际承诺,但这绝非易事,特别是考虑到美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党派之争,而中国则在经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经济转型。但中美两国的政策制定者都已做出承诺将全力应对气候变化。只有拥有一个互信的外部环境,中美两国才能抛弃零和博弈的战略思考,携手对抗气候变化这一21世纪人类生存的真正威胁。如果中美两国陷入恶性角力,巴黎气候大会的彻底失败将是必然。

过去几年,北美页岩气井喷而出,美国天然气流向亚洲市场也只是时间问题,这将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推动两国携手对抗气候变化。但是将中美关系推上一个新台阶需要比能源贸易更宽泛的合作,尤其是如果美国可以采取主动,协助中国政府应对面临的一些棘手的国内挑战,例如环境问题。

对话下的气候工作组第一项合作内容就提出,双方将“探讨如何推动载重柴油车清洁行动计划,改善载重汽车尾气排放测试程序及燃油效率方面的合作”。这将是一项对中国有很大利好的合作。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载重卡车的尾气排放是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这个领域展开密切合作将开创双赢的局面——中国可以更为有效地治理大气污染,美国的相关技术和产品也可以进入中国的广阔市场。

具备类似合作潜力的项目还有很多,例如“工业锅炉的效率提高与燃料替换”以及“绿色港口等”等合作。成果清单中的项目落地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太可能都获得同步的进展。因此集中精力先行推动上述这些双赢收益最大,双方最有动力的合作项目,不失为明智选择。

此外,双方在亚政府层面的合作也值得期待,例如IBM日前已与北京市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将使用云计算技术,帮助北京监视和解决雾霾问题。雪中送炭、患难见真情,这是两国政府都明白的简单道理。在能源和气候问题上的成功合作,很有可能会为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打开一扇明亮的窗户。

作者介绍:

王韬博士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主要负责能源与气候项目。王韬博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的气候与能源政策分析,特别是非常规石油与天然气、交通政策、电动汽车以及国际气候谈判,并加强北京清华—卡内基中心同卡内基在华盛顿、莫斯科、贝鲁特和布鲁塞尔各中心的研究合作与联系。

在加入卡内基之前,王韬曾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办公室的项目经理,并在气候与能源项目中负责情景分析、能源政策和气候变化适应等方面的研究。2006-2009年间,他曾在英国Tyndall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以及苏塞克斯大学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SPRU)担任核心研究员。

王韬博士曾在《气候政策(Climate Policy)》、《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和《整体环境科学(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也为《金融时报》、《外交官》,《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撰写过能源政策评论。他曾参与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 Watch Institute)《2009世界状况报告》,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2008 人类发展报告》的编写工作。同时他也是《未来能源》与《低碳经济导论》的共同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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