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程普遍始于2000年，迄今为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克罗地亚成为欧盟成员国、黑山和塞尔维亚开始了入盟谈判、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获得候选国资格。由于这些国家大多经济发展落后、民族矛盾突出、历史遗留问题众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表现不如其他中东欧国家。因此，西巴尔干国家要实现入盟目标并不轻松。
入盟是西巴尔干国家终极愿望
20世纪90年代，当中东欧国家开始欧洲一体化进程时，西巴尔干国家仍然处于战乱，欧盟也没有形成完整的西巴尔干政策，双方缺乏彼此靠拢的驱动力。1999年爆发科索沃战争，使欧盟认识到只有将西巴尔干地区纳入欧洲一体化的轨道，才能实现该地区持久的和平与稳定，以及整个欧洲的稳定与繁荣。于是欧盟提出了其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战略构想：巩固地区和平与稳定，帮助经济恢复，发展民主，推动地区内国家间、民族间的对话、和解、合作。在此目标指导下，欧盟推出针对西巴尔干国家的“稳定与联系进程”，旨在与这些国家建立一种协议关系来帮助和恢复该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但由于长期战乱，经济基础薄弱，民主法治尚不完善，民族矛盾依然存在，导致这些国家的现状同入盟标准相距甚远，在一体化开始的初期进展极为缓慢，民众普遍对前途充满了挫折感，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欧盟在对其西巴尔干政策和一体化战略进行重新思考后，2003年6月在希腊萨洛尼卡召开欧盟首脑会议，再一次明确表明“稳定与联系进程”的终极目标就是接纳西巴尔干国家入盟。
多重因素阻碍西巴尔干国家入盟
自欧盟启动“稳定与联系进程”以来，西巴尔干国家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已经跋涉多个年头，但仅有克罗地亚一国完成入盟，西巴尔干国家入盟的远景目标已经确定，而这个目标实现的速度取决于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欧盟向西巴尔干扩大的政策不会改变，但速度放缓。在2004年吸收中东欧10国、2007年再新增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后，欧盟内部相当一部分人对进一步扩大持不同意见，认为应当延缓甚至暂停扩大的进程，民众也将国内出现的经济增长乏力、竞争力下降、国内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归咎于欧盟东扩。除此之外，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更加举步维艰，认为欧盟应更多地关注解决内部问题而不是急于扩大的呼声愈发强烈。
欧盟要求西巴尔干入盟必须满足其设置的条件：“与欧盟的进一步接近建立在遵守哥本哈根标准和稳定与联系进程的基础上，包括地区合作、睦邻关系和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完全合作，完成伙伴关系规定的优先任务，以及缔结和执行《稳定与联系协定》。”这是欧盟确定西巴尔干入盟进度的重要依据。通过这些年的努力，西巴尔干国家已经在政治改革、经济发展、解决地区问题和履行国际义务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一些根本矛盾没有解决，同入盟标准还相距很远。在政治层面上，西巴尔干国家转型虽然已历十余载，但是缺乏政治力量间对话，符合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并未形成，政治改革进展缓慢，公共行政管理能力与欧盟的治理标准仍有差距。在经济层面上，西巴尔干国家本身经济基础薄弱，多年转轨又使各国付出了沉重代价。在区域层面，西巴尔干国家近年来在改善邻国关系、加强地区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然有些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阻碍着西巴尔干的入盟进程，例如马其顿与希腊的国名之争、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关系正常化问题、塞尔维亚同克罗地亚就前南战争中种族清洗的争论、西巴尔干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以及难民返回问题等。
科索沃问题是西巴尔干国家入盟梗塞
西巴尔干入盟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自于科索沃。科索沃问题自爆发以来始终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欧盟对待科索沃问题的立场是使该地区实现稳定，以保持整个欧洲地区和平。为此欧盟希望通过促进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加入欧盟，使科索沃问题最终能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内得以解决。2003年萨洛尼卡首脑会议上欧盟正式确认了科索沃的“欧洲前景”，并将其纳入“稳定与联系进程”。随着科索沃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欧盟加大了推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谈判的决心和力度。2011—2013年，欧盟主导双方进行了19轮谈判，并于2013年4月达成关系正常化协定。作为奖励，欧盟于同年10月开启了与科索沃的《稳定与联系协定》谈判，谈判于2014年5月结束。
但理性来看，科索沃地位问题的最终解决尚需时日，入盟更是遥遥无期。首先，科索沃的“国家性”尚不明确。塞尔维亚至今仍强调永远不会承认科索沃独立。科索沃要想入盟，首先必须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其次，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关系正常化协议难以落实。自协议签署至今的一年多里，双方关系仍然紧张。同时，科索沃社会经济问题突出。1999年后科索沃实际上成为联合国托管地，政治经济都高度依赖国际社会。科索沃至今仍是欧洲最穷的地区，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失业率高达44%，民族关系紧张，北部仍不时发生暴力事件，贪污腐败盛行，有组织犯罪横行，且不说离入盟标准相距甚远，就是离建构成真正的独立国家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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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8月29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9日第640期 作者：杨烨（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中东欧研究所）
加入欧盟之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问题上，作为欧盟和北约新成员有了更多发言权。
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后，标志着自2004年5月开始的东扩进程正式结束了。沉浸在入盟后喜悦中的13个中东欧新成员国，必须遵守长达97000多页的欧盟各项政策和章程，从而完成加入欧盟的实际过程。入盟后的中东欧新成员国中有的进入申根协议区，有的并未进入；有的较快加入欧元区，但另一些却表现出迟疑和顾虑。在东扩后的欧盟版图中，中东欧新成员国利益分歧鲜明、对策调整各异，外交表现复杂，呈现出一幅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景象。
《里斯本条约》缩小成员国之间安全认知差异
欧盟东扩是否促使中东欧国家安全利益得到充分实现，这是中东欧新成员国在寻求地区安全利益时必须考虑的问题。2003年，作为北约新成员国的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就通过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立场鲜明地站在了美国一边。之后，在美国东欧部导计划实施之后，这几个中东欧国家力排国内民意的反对，对美国的部导计划给予积极的响应与配合。他们在外交立场产生的连锁效应引起了欧盟一些成员国的反对和疑虑，甚至导致了欧盟成员国一定程度的立场分化。这说明中东欧的一些新成员国在安全威胁来源问题上存在较深层次的认知差异，并且在欧盟共同安全战略问题上存在认知滞后。其原因有三：第一，地缘视角：特殊地缘政治环境导致不同的安全认知；第二，历史视角：历史的宿怨仍然警示着来自俄罗斯的现实威胁；第三，安全诉求：中东欧国家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后，依然十分关注地区安全和诉求，他们更愿意相信来自美国的安全保护。
加入欧盟之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问题上，作为欧盟和北约新成员有了更多发言权。这些国家的国际政治及外交活动空间扩大，自信心和安全感增强。然而，由于存在上述安全认知差异，欧盟在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时成员国间不同的外交立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后，由于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和制度安排，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安全认知差异和某种滞后现象逐渐处于消弭的趋势。
新成员入盟后经济转型难度大
欧盟东扩进程中先后有13个国家加入，他们不再受统一市场、关税、限额等因素制约，使得资金技术引入、产品出口和经济合作更为便利。然而，自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欧债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对其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法律体系构成挑战。
在欧盟新成员国中，匈牙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危机之后匈牙利不仅经济损失惨重，而且出现了社会与政治波动。曾经被称作转型国家优等生典范的匈牙利为何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遭遇重创？各界开始探讨匈牙利的经济转型模式。它最为典型的特征是有偿私有化模式，给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导致了匈牙利对外资严重依赖现象。外资不仅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还控制了匈牙利的金融系统，通过这一方式外资成为控制匈牙利经济命脉的主人，形成了外资垄断逐渐取代国家垄断，同时，国民经济部门发展不协调，新型部门和传统部门的差距越来越大，种种弊端暴露无遗。
银行私有化也成为了匈牙利遭遇金融危机重创的助推器。中东欧国家银行私有化过程中，匈牙利是唯一获得欧洲重建与开发银行给金融部门改革最高评级的国家。匈牙利银行部门的大部分都通过私有化卖给了外国战略投资人。其结果是外资控制银行，使银行失去了发挥宏观经济调控的功能作用。银行间的互动加强，增强了金融危机传导的风险。同时大量外资通过银行系统成为资本投机的工具。由于金融体制不健全所造成的监管不力，资金大量流入金融和投资机构，潜在的风险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就成为现实。匈牙利经济从转型之初显示出来的“成功业绩”到危机背景下弊病百出，彰显出新成员经济模式的成功与否必须面对新的现实和危机的严峻考验。
金融危机下左翼力量出现回升迹象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欧洲的冲击，直接造成了失业率的大幅升高和劳动阶层的贫困化。欧洲地区多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各国政府债台高筑，这使得民众对右翼紧缩政策极为不满，进一步引发了罢工浪潮和政治动荡。在此背景下，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为改变这种低落态势，开始尝试一些重要的政策改变。左翼政党一改多年来“意识形态左偏，政治实践偏右”，以及社会基础逐渐从传统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转变为一种不断迎合中间阶层力量倾斜的取向，开始了反对右翼紧缩、凸显传统左翼色彩的政策调整，更强调民主、公正、平等，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等欧洲传统的左派价值。
自东欧剧变以来，中东欧国家通过政权的更替与重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的确立与完善，逐步向“民主化”的目标迈进。从总体趋势看，剧变后中东欧国家政党呈现左右翼轮流执政的格局，从态势上讲，即使左翼比较活跃的地区也很难判断左翼力量已经回潮或复兴。但是，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各国的冲击和影响给左翼政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机会。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中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社会动荡，右翼政党的紧缩政策引起民众不满，以社会党为主体的左翼政党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努力凸显其传统左派价值。在左右翼力量的新一轮较量中，左翼政党取得了明显优势，中东欧政治博弈的天平开始向“左”倾斜。2012年以来，左翼政党再度崛起，在多个中东欧国家竞选中获胜，扭转了左翼政党近年来的式微局面。导致中东欧国家政局出现明显变化的因素有以下几点：其一，中东欧左翼政党取得相对优势是外部经济形势冲击所带来的机遇；其二，中东欧左翼政党执政后将面对如何兑现竞选承诺的严峻挑战；其三，未来时期中东欧左翼政党长期保持相对优势面临着诸多的约束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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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8月29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9日第640期 作者：崔洪健（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2014年是许多国际政治中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周年。比如100年前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发生在10年前的欧盟东扩。欧盟东扩不仅仅是关乎中东欧国家和欧洲的局部政治事件，它在改变中东欧国家政治进程的同时，改造了欧洲的身份认同和内外认知，改写欧洲乃至世界的市场结构和地缘政治格局，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10年间中欧关系的发展进程。
10年前的欧盟东扩首先是发生在欧洲地区的局部政治事件，但其对欧洲政治进程的改变又使得其影响和效应超越了欧洲地区。多数中东欧国家在脱离苏联阵营后，开始朝“欧洲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望借助欧盟的政治动力、经济福利和北约的安全保障，确保转型成功。东扩意味着东欧阵营大部被纳入西欧国家主导的一体化框架，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制度选择和经济模式以入盟的形式被固化下来。在欧盟方面，东扩是欧洲一体化政治实验合理性和正当性的重要体现，是重新划定欧洲边界的重要成果和实现“大欧洲”理想的重要步骤。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说，欧盟东扩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特别是对俄罗斯来说，它同时具有示范、联通与挤压的三重效应。
欧盟东扩改写了世界市场结构和地缘政治格局
欧盟东扩带来的是欧洲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的重构以及一个更强大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东扩后的欧盟占据了欧洲大陆总面积的3/4，欧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一体化程度最高、经济总量最大的区域联合体，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泛欧洲体系”。欧盟的地缘政治重心也逐步向东转移，并开始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接壤。同时，欧盟成为国际事务中谁也无法轻视的重要行为体。欧盟东扩后，经济实力得到了强化，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东扩带来的聚合效应使欧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一体化程度最高、经济总量最接近美国的区域联合体，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规模。
在对新成员国进行改造的同时，欧盟的内部结构、议事日程和对外关系也在被改造。从实践来看，新成员国在赢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欧盟的发展。东扩还提升了欧盟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中东欧国家较好的经济增长、相对稳定的债务状况成为欧债危机阴影下欧洲经济中少有的亮点。更值得关注的是，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内外事务中日渐表现出寻求相对独立立场并发挥主导作用的意愿，体现出欧盟内部的多样性和新的权力结构变化趋势。
欧盟东扩促进了中欧关系多样性
欧盟东扩带来了一个更具多样性的欧洲和更具开放性的中欧关系。其多样性既表现为成员国间相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合作需求，也表现为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对外关系渊源和相应的政策选择。中东欧国家的加入无疑丰富了欧盟的多样性，它们与中国相似的历史经历、在经济转型中面临的相似问题以及曾经的友好关系，都为中欧关系的全面、立体式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这也成为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历史和现实基础。尽管有中国学者担心，东扩将会引发欧盟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双转移效应”，会“影响到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但事实证明，一个坚持市场开放的欧盟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就在东扩之后，欧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技术供应方和主要的外资来源地，并保持至今，成为中欧进行密切合作的重要基础。
欧盟东扩也强化了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认知，提升了欧盟在中国对欧政策中的地位。就在欧盟东扩的前一年，中欧各自发表政策文件并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关系进入“蜜月期”。在中国发表的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提到“尽管欧盟的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其一体化进程已不可逆转，未来欧盟将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因为“一个囊括东西欧的新欧盟将出现”。东扩后的欧盟在发展对华关系时也更有信心和底气。在《欧盟对华政策：一个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中欧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挑战》文件中，欧盟强调致力于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要不断提升中国在其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在内外动力的共同作用下，欧盟实现东扩之际，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于2004年5月访问了欧盟国家，反映出中国力求在欧盟东扩后继续拓展并加速中欧政治经济合作，推动世界格局进一步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愿望。
尽管刚刚经历了债务和经济危机，欧盟仍然是欧洲大陆上具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一体化组织，继续承载着“欧洲联合”的理想。东南欧或西巴尔干地区将成为欧盟继续扩大的方向，这些候选国对欧盟来说，同样又是一次相互适应和改造的考验。10年前的欧盟东扩或许被认为是成功的，但这种经验是否能够被复制，尤其是当欧盟遭遇异质文化国家如土耳其，以及强大地缘政治实体如俄罗斯的时候，如何看待欧盟扩大的溢出效应和对其他政治体的挤压效应？什么样的欧盟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利益？正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答案，但也可能是提出更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