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国际资本从发达国家不断流出，主要从美国流向欧洲、拉美、亚洲等地区，尤其是流向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然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流动发生巨大逆转，又从欧洲、新兴经济体国家流回美国。时隔两年，在2012年，国际资本“峰回路转”，又从欧美国家流出，流向亚洲的中国、印度、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2013年5月，当美联储首次向市场释放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信号时，国际资本即刻从新兴经济体国家反转流回欧美等发达国家。
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双向”流动格局，既流出又流入，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流出与流入的规模、行业和国家不同而已。例如，国际长期资本主要流入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高端制造业，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短期资本则流入房地产业、股票债券市场等。而国际资本流入亚洲新兴经济体市场的情况则主要集中在具有一定同质性、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廉的国家。
资本市场环环相扣欧美成导火索
国际资本的剧烈波动给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促使其外汇市场、股票市场以及债券市场剧烈波动，造成货币贬值、资产价格泡沫滋生、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等现象。
美国率先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市场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引导发达国家跟踪实施过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以阻止经济衰退，成为国际资本急剧波动的导火索。2013年经济复苏后，美联储对市场释放出退出政策，美国货币政策的急剧变动迫使资本流动加剧，政策实施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变化之快前所未有，必然引起市场的动荡。
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是这次资本剧烈波动的催化剂。2009年12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下调希腊主权评级，2010年起，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陷入债务危机，整个欧洲受到债务危机的困扰，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债市下挫，国际资本急剧流出避险，寻找资金安全的“避风港”，纷纷流出欧洲债务危机国，流向美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当欧洲度过债务危机最艰难时期，国际资本出于趋利性又返回欧洲国家。在这次国际资本剧烈波动中，欧盟国家着实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
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此次资本急剧波动的根本原因。美欧等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把资源型、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制造业转移给新兴经济体国家，又向新兴经济体国家征收碳关税，迫使新兴经济体国家进行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在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过程中，产业的传承与转移难免有个“阵痛期”，一方面需要增量资金的进入；另一方面，经济的脆弱性使得利润率下降，这与国际资本的趋利性有冲突。另外，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国际收支不平衡、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也为资本剧烈波动创造了不利的内外部环境，加速了资本的流出流入变动。
加大推动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对于应对国际资本急剧波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经济环境优化后，国际资本的安全性、营利性目标改善，其流入流出频率降低，资本急剧波动与大进大出的状况会得以改善。
另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对稳定，增强政策的预测性与针对性。合理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进行顺周期调节，避免受外部政策强烈干扰。
制定并实施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增强各国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十分必要。资本剧烈波动首先冲击的是各国的外汇市场，其次会影响各国的金融机构与企业，资本流出使本币贬值、股市债市价格波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大幅亏损。各国提前预警，制定实施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会避免各国的经济主体出现大量的币种错配、期限错配以及多重结构性错配现象，也会避免各国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另外，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央银行采取双边或多边联合干预政策，必要时采取紧急特定的资本流动管理政策，阻止国际短期资本的剧烈流动。
对于资本剧烈波动，需要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国际合作与政策协调。新兴经济体应该建立各国领导和高层经常性的对话与沟通机制，建立资本流动共管合作组织机构，并制定特定的资本流动管理制度与政策措施，加强利率汇率政策的协调与配合，防止短期投机性资本剧烈波动；建立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共管合作基金，各国之间也可以建立平抑资本流动互换基金；加强双边与多边之间资本流动的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建立信息反馈机制系统与资本流动统计登记制度，加强信息交流；制定国际间共同的法律与规范制度，打击非法地下资本流动与洗钱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