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中美关系开创新局面的一年。一是新人事。中国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层主政，美国奥巴马总统开始第二任期，其执政团队大换班。二是新思维。中国在2012年提出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2013年，中美元首就此达成共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由此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的指导思想。三是新作风。2013年6月在加州阳光之乡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是中美互动的新举措，这一会晤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创新，为此后的中美高层交往开创了良好的先例。四是新进展。中美在发展经贸关系、两军关系以及加强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沟通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核心内容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一理念的提出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朝野开始关注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并开始思考中国超越美国的后果。一些分析家基于历史宿命论和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强调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导致与既成大国的冲突，认为中国的崛起也将不可避免会带来与美国的冲突，因此美国应做好准备。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突破历史宿命论的窠臼，谱写新兴大国与既成大国关系的新篇章。其二，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推进“重返亚太”战略，加大了对亚太的资源投入，政治、经济、安全多管齐下，而这些举措的着力点之一就是制衡力量和影响力快速上升的中国。在此背景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摩擦增加，战略竞争态势突出。如果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导致中美在亚太的冲突，危及双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鉴于此，中方提出“太平洋足够宽广，能够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开放性思维，提出中美不冲突、不对抗、互利共赢的新理念，也就是要抑制和减少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消极互动，塑造良性互动。其三，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崛起，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以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而能否处理好与当今头号大国美国的关系是对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考验。因此，提出要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也是要推进中国外交的理念和实践创新。
早在2012年5月举行的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方就明确提出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但美方迟迟没有正式和正面呼应。在2013年6月中美元首会晤中，习近平向奥巴马阐述了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在于“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
奥巴马表示愿意与中方共同努力推进这一目标。此后，“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领导人和官员的讲话中。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Susan E．Rice)在11月20日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讲话中表示，美国寻求使同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运作起来，这意味着管理不可避免的竞争，同时深化在利益交集的问题上的合作。副总统拜登在12月访华期间称，美国努力建设同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关系的特征是“建设性的合作，健康的竞争，共同尊重公认的新规则和21世纪的国际规范”。
由此可见，中美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既有交集，也有分歧。共同点在于扩大合作、管控分歧、避免冲突，不同点在于中方强调相互尊重(如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等) ，美方则强调规则意识，希冀利用其规则主导权来约束和引导中国的行为。
实际上，美国朝野对与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仍然存在不同看法。一些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方面提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很重要，因为在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中的军事竞争因素上升，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的重要性在于，要对两国关系进行政治引导，确立对军事战略的政治控制，不能让军方自行发展危险的战争计划(如海空一体战计划)，因为这些计划有使两国冲突全面升级的风险，因而是不可执行的。但是也有一些美方人士表示，他们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不是很清楚，这或许只是中方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提法而已，但美方重视的不是新的提法，而是中方如何处理美国关切的一系列问题，如网络安全问题、朝核问题等。如果中美在具体问题上的合作缺乏进展，那这个新提法不久就会销声匿迹。
毫无疑问，鉴于中美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分歧，两国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将充满挑战。然而，从中国提出这一概念到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的大方向达成共识，其积极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体现了中方在双边互动中主动性和话语权的上升。长期以来，美国在双边互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对中美关系下定义、对中方提要求，中方被动做出反应，而中美围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互动表明，中方正在展示出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其次，它体现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思维。在全球化加深中美相互依存、全球治理挑战突出、中国快速崛起、美国相对衰落的背景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有助于中美两国减少摩擦、避免冲突、扩大和深化合作，确保21世纪的中美关系拥有更加健康、积极的发展前景。第三，有助于两国政府各自内部统一思想，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客观地看，两国政府各部门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往往受到部门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容易忽视中美关系发展这个大局，而两国元首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实际上向各自政府内部发出了信号，即各部门在处理双边关系时都应该着眼于推进这一总体目标。
二、习奥庄园会
奥巴马第二任期伊始，有鉴于在其第一任期内中美关系中出现的种种摩擦，希望改善对华关系，与中国新的领导人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美方在对华政策上释放了一些积极信号，如强调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是以中国为目标，而是把加强对华关系作为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同时，在一些美国专家学者的建议下，奥巴马政府也表示要尽快安排中美两国元首见面，使他们增进相互了解，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
中方对美方的提议做出了积极回应，共同促成了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于2013年6月7日、8日在加州的工作会晤。
作为中美互动的一大创举，这次会晤取得了一系列成就。首先，它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和互信。两国元首在首场会晤中就各自的国内日程向对方“交底”，彼此对对方的执政理念和思路有了更好的了解。双方还就各自对对方的政策“亮牌”。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改革开放，并着重阐述了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奥巴马则表示美方非常重视美中关系，欢迎中国继续和平崛起为世界大国，不担心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乐于与中国保持牢固而强有力的合作关系。除了会谈之外，宴会和散步安排也给双方提供了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机会，例如，通过这次会晤，奥巴马对习近平的印象是“有魄力、有活力和自信”。
其次，通过会晤，两国元首就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达成了共识。习近平阐述了推进这一目标的有利因素：双方都有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40多年双方合作的积累，使两国关系具有很好的基础； 双方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90多个对话沟通机制，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机制保障；双方的社会联系使得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未来两国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奥巴马表示，此次峰会提供了双方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讨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机会；当前美中双方面临着把两国关系推向更高水平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他将致力于不错失这一良机。
第三，两天的会晤为两国元首提供了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的机会。双方既探讨了如何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和两军关系，也讨论了朝鲜半岛问题，还就网络安全问题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力量与影响力的上升，使得中美关系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泛，这既带来了更多合作的机会，也意味着更多的分歧与矛盾。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是扩大合作、管理分歧，这次会晤就是通过深入的讨论找到双方的合作点，坦诚地分析现有的分歧和矛盾，以利于有效管控。例如，双方同意改善和发展两军关系，推进新型军事关系建设。此外，双方就朝鲜问题的交流是坦率的和实质性的。
第四，此次会晤开创了中美元首互动的新模式。以往中美元首通过国事或工作访问进行的双边互动太拘泥于形式，而借助多边场合开展的会晤又常常因时间关系难以深入。此次会晤撇开了国事或工作访问的繁文缛节，把时间尽可能留给两位元首开展对话；同时，会晤重在坦诚交流，各自都不准备谈话要点，避免了照本宣科，使得两国元首能就相关议题阐述真实想法、真正互动起来；不发表联合声明使双方得以把精力放在会晤本身，而不是放在准备成果文件上。双方对这一新的互动方式都感到满意，并愿意将这一方式保持下去。应该说，庄园会晤这一中美元首互动的新模式体现了新形势下中美关系发展的客观需求。
最后，习奥会的成功举行还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如前所述，奥巴马第一任期内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紧张，加剧了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态势，奥巴马第二任期内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举世关注。在中国新的领导层执政伊始和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后不久举行的别开生面的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中美双方领导人都极其重视双边关系，都希望扩大中美之间的合作、管控和缩小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积极、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这有助于减少人们对中美关系走向紧张的担心，也有助于抑制某些国家借美制华的企图，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三、扩大合作
经贸关系仍然是支撑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最主要的动力。据中方统计，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达到521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3684亿美元，自美进口1526亿美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158亿美元。2013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投资方面，2013年中美双向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美国累计在华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中国对美累计直接投资超过30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五大直接投资来源地，并成为中国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在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美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开展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启动于2008年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后，在2013年7月前共进行了九轮技术性讨论，但一直未有突破。此次双方达成的共识意味着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2013年10月，双方举行了第十轮谈判，讨论如何制定负面清单等具体细节。
中美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问题领域的合作取得新进展。2013年4月克里担任国务卿后首次访华，倡议设立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以提出并实施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双边合作的重要建议。在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确定了在载重汽车及其他汽车，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温室气体数据的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能效等5个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9月，习近平在出席于圣彼得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奥巴马时表示，要将节能环保打造成“中美合作的新亮点”。
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风向标。2013年，中美两军关系发展顺利。两国元首在加州会晤时一致同意改善和发展两军关系，推动新型军事关系建设。奥巴马更强调“两军关系是可以取得具体进展的领域，是推动建设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例证”。
在高层交往方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4月访华，习近平主席和其他多位中国政府及军队领导人分别会晤登普西，共商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大计。中国国防部部长常万全8月访美，与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格尔举行会晤，双方就两军关系发展、高层互访、建立相关交流机制等方面达成五项共识。中美举行了第14次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中方就如何落实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中提出的两点重要倡议(即探讨建立中美两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提出了中方的具体建议。此外，两军领导人还在香格里拉对话等场合进行了沟通，两军还派代表参加了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战略安全对话及首次网络工作组会议。在两军交流方面，2013年5月，中美两国海军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反海盗演习；9月，中美两国海军在夏威夷附近海域举行了海上联合搜救演习；11月，中国派兵到美国夏威夷举行首次中美联合救援减灾实兵演练，这也是中国首次派士兵到美国本土。此外，中美两军在文莱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机制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和军事医学联合演练中开展了良好合作。中美两军关系的顺利发展，不仅有助于中美增进战略互信，也为两国总体关系的发展拓展了合作面，增加了动力。
在朝鲜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也是2013年中美互动的一大亮点。2013年2月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中国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立场出发，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朝鲜进一步推进其核计划，并推动六方会谈的重启。在此过程中，中美两国加强了沟通与协调。3月，在中美的共同努力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朝鲜的新制裁决议。6月，在加州会晤时，习近平坦诚、深入地向美方阐述了中方对处理朝核问题的立场，使美方对中方的相关立场有了更好的理解。中美两国官员就朝核问题和半岛局势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开展了密切的磋商。虽然六方会谈未能在2013年重启，但中美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新态势有助于遏制朝鲜的核计划，有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中方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调整也显示出中国对维护地区稳定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肃态度。
2013年，在中国外交更加主动进取、更加积极有所作为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加强了在中东问题上的沟通。6月20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第二轮副部级中东事务磋商。双方就中东地区形势、叙利亚、伊朗、中东和平进程及能源安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中东事务保持沟通与协调，共同致力于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9月，习近平在圣彼得堡会见奥巴马时，就叙利亚问题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强调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同禁止使用化学武器问题两条原则都要坚持，政治解决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动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方也对叙利亚“化武换和平”的解决方案做出了贡献。12月，在王毅部长首次出访中东之前，中方主动与美方磋商如何推动巴以和谈进程，王毅部长还与克里国务卿通话就此交换意见。此外，中方还积极参与伊朗核问题的外交斡旋和“6+1”会谈，推动新形势下伊核问题协议的达成。
四、问题与摩擦
尽管2013年中美关系开局良好，总体发展稳定，但困扰双边关系的一些老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经济上，美国对于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控制无所作为。安全上，美国对华抵近海空侦察依然故旧，年底还发生了两国军舰在南海的对峙；美国还不断加强与日本、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剑指钓鱼岛和南沙争端。外交上，美国继续拉拢中方周边国家，谋求抑制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中美在网络安全和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博弈尤其引人注目。
网络安全是2013年中美关系中一个突出而带有戏剧性的问题。近年来，美方不断指责中国对美开展网络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军事和商业机密。2013年伊始，美国朝野加大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华施压的力度。美国曼迪昂特(Mandiant)网络公司发布报告，指责中国军方支持对美国企业的大范围网络攻击，《纽约时报》也就此进行炒作。随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隆在公开讲话中高调指责中国政府，要求中方正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及其所构成的风险，调查并停止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黑客，并为建立网络空间可接受的行为规范而开展建设性的双边直接对话。
美国财政部部长卢、国务卿克里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在3月、4月先后访华期间，均就网络安全问题对华施压。网络安全也是习奥加州会晤的话题之一。鉴于网络安全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变得越来越突出，在克里访华期间，双方同意在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框架下设立网络工作组，就网络事务开展对话。
6月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通过媒体披露了美国长期进行的网络攻击和监视行为，斯诺登本人也从美国飞赴香港，并在美国政府向香港提出引渡要求后转赴俄罗斯，获得俄方的避难许可。斯诺登事件的爆发不仅使美方长期声称的网络黑客问题真相大白，也改变了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攻防态势。斯诺登大揭秘向世人揭示了美国作为一个“监视国家”的形象，它不仅暴露了华盛顿对其科技优势的滥用和对全世界的控制欲，更暴露了美国政府的虚伪，美方近年来不断指责中国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把自己描绘成网络黑客的无辜受害者，而斯诺登大揭秘表明美国才是网络世界的超级黑客。总体而言，中方对斯诺登事件的处理是得当的。首先，中方没有收留斯诺登，以免美方拿此事做文章，给中美关系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没有如美国政府要求的那样遣返斯诺登，那样会有损中国的国际与国内形象。让斯诺登去俄国，既让中方脱手了这块“烫手的山芋”，又确保了斯诺登本人的安全。其次，中方利用斯诺登关于美国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的爆料向美方提出交涉，并在官方媒体上揭批美国在网络世界的监视和窃密行为，改变了近年来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方所处的被动态势。第三，斯诺登事件发生不久，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举行的中美网络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中方建议双方采取务实行动，就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加强对话，并加强两国互联网应急中心的协调与合作，此举有助于减少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相互指责，并使网络安全问题成为中美开展合作的潜在领域，体现了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积极姿态。
2013年11月，中国国防部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先是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并派两架B-52轰炸机进入中方刚刚宣布的防空识别区，同时联合其在本地区的盟友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对华施加压力。不过，在压力未能奏效后，奥巴马政府转而建议美国民航飞机服从中国有关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通行要求，提前向中方提交飞行计划。中国国防部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不久，美国副总统拜登到访东亚。在日本，日方提出美日一道要求中方取消东海防空识别区，并就此发表联合声明，美方拒绝了日方的上述建议，仅表示“不能默认”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拜登访华期间，向中方提出了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习近平向拜登阐明了中方在该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面对中方的坚定态度，拜登只是希望中方能够灵活和谨慎地处理这一问题，加强与邻国的沟通，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减少意外冲突和误判的风险。
中国对斯诺登事件的处理和美方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应对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避免对抗。中方没有收留斯诺登，美方没有要求中方撤销东海防空识别区，双方都给对方留有余地，没有触及底线。二是从中美关系的大局着眼。中方没有对斯诺登披露的美国对华网络攻击做出激烈反应，而是在中美网络工作组会议中提出务实的合作建议，表明了在中美关系上向前看的积极态度。美方在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没有答应日方提出的共同对华施压举措，而只是要求中方在实施对防空识别区的管理时保持克制，表明美方是以更宏观的视野看待对华关系。上述特点体现了中美对双边关系的重视，也显示出两国能够更加成熟地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
毋庸讳言，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利益上的和理念上的)，由于两国关系处在重要的转型期，问题与摩擦仍将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常态，但是只要双方都能以避免对抗的方式处理分歧，着眼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就能有效管控分歧，防止两国关系出现重大挫折。
五、引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2013年，中美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上达成基本共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理念，互动有新举措，合作有新亮点。接下来双方要做的就是更加积极地推进这一进程，充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作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首倡者，中国应该通过以下举措积极引领和推动这一进程：
首先，提倡中美在亚太互动中要创新思维与行动。中方应在与美方的互动中强调，中美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都要谋求成为新型大国，包括要秉持开明的心态(不以零和的眼光看待其他国家的发展)、接纳进步的思维(在处理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时要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 、采取积极的举措(通过建设性的行动向对方发出积极信号、开启与对方的良性互动)。
就当下中美各自的国际政治观而言，中国的崛起是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地区化加速发展，国际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实现的，因此中国更容易接受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理念，也在有意识地吸取历史上一些大国所犯的战略错误，真诚地希望走一条新型大国之路。美国则不然。美国是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跃居世界舞台的中心，并通过冷战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其权力结构的。华盛顿的战略思维更看重军事手段和地缘政治因素，追求军事力量优势，热衷于权力政治，习惯于零和思维，这既不符合21世纪国际政治的新趋势，更不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因此，中方必须加大对美工作力度，在理念上予以引导，在行动上积极示范，帮助美国甩掉历史包袱，克服政策惯性，与中方一道“共同进化”。
其次，提出中方之亚太愿景。鉴于美方担心中国会随着力量的壮大不断拓展在亚太的利益和影响力，甚至谋求排挤美国和挑战美国，中方应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亚太政策的目标就是推动建立亚太合作共同体，该共同体的特点是：谋求发展共同利益，讲究利益均衡( 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正当利益) ，共同制定和遵守公正合理的行为规范，合作建立开放、包容的地区机制。
第三，尝试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奥巴马政府强调国际政治中规则的重要性，企图在美国力量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继续掌握规则的制定权，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亚太是美国推动制定新的经济与安全规则的重要区域，其要旨是规制力量不断壮大的中国的行为。中方可以抓住美国的这一心理，提出愿意与美方一道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通过这些新的规则达到制约美国亚太行为的目的。例如，可以考虑以下规则：
(1)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善治，双方谋求扩大在本地区的合作，共同为本地区提供公共物品；
(2)相互通报各自在对方周边地区的外交活动：美国向中国通报其与中国周边国家的互动，中国向美国通报中国与北美和拉美国家的互动；
(3)不挑拨离间，不在他国面前诋毁、含沙射影攻击对方；
(4)一方在西太平洋举行重大军事演习预先通报对方，如是多边演习则应邀请对方派员观察；
(5)在自己的盟国和伙伴向对方采取挑衅行动时，要积极劝阻，而不是推波助澜，从中渔利。
第四，设立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试验项目。结合问题的重要性和双方的共同关注，可以考虑把两军关系、朝鲜半岛问题、海上安全问题作为优先考虑领域。双方在这些领域的有效合作，将有助于增进互信，扩大合作面，增加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
近年来，美方担心中国军事力量发展，担心中国海军不断扩大海上活动范围，中方也担心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要寻求遏制中国，中美军事竞争性加剧。客观地看，两国虽然在军事能力建设上越来越锁定对方，但都无意发展一种敌对性的军事关系；两军虽然都有以对方为主要假想敌的作战方案，但都想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同时，两军也越来越需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尽管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受到政治、军事、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两军关系在这种战略关系的形成中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因此，如何在中美两军之间加强交往、增进互信、扩大合作，减少军事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两国安全领域相互猜疑对战略关系的负面影响，开发两军合作的动能，是发展两军关系的重要使命。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平与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在朝鲜进入金正恩时代后，中美可以共同推动朝鲜内外政策的转型，即对内政策朝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转型，对外政策朝着扩大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相关国家改善关系的方向转型。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中美加强了在朝鲜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鉴于美方的关注重点是朝核问题，中方应告诉美方，朝鲜的无核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取决于朝鲜内外政策转型的进展，只有两个转型有了实质性进展，无核化才能实现。中美应该利用亚太事务磋商、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渠道，讨论如何推动朝鲜的内外政策转型，以服务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平与稳定这些长期目标。
海上安全涉及海上航行安全、海上救助、海上争端的和平解决等问题。中美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共同利益(如航行安全、海上救助) ，又有重要分歧(如钓鱼岛、南海争端)。两国可以在航行安全和海上救助方面推动两国军民部门的合作，并向亚太地区展示中美共同为本地区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在海上争端问题上，要向美方充分阐述中方权益主张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同时强调中方希望推动争端和平解决的基本立场。对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的一些挑衅举动，中方应及时向美方指出，并要求美方对他们发挥影响力，敦促其克制；对美国在安全上加强与日、菲、越合作的动向，中方应不断敲打，强调指出美国采取这些动作不利于争端和平解决和地区安全的维护，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