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资本主义遭遇着严重的危机，这加速了向一些所谓半边缘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国际权力转移。这些重大变化和生态危机的恶化，与全球环境政治中危机管理的危机密切相关。对此，最明显的表现是达成一项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协议面临着的挑战，以及2011年12月加拿大政府宣称将要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事实。当前的权力转移发生在一种强烈的全球妥协情境中，那就是加大开发自然资源和过度利用“污水池”，从而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这后面隐藏的是一个全球性共识，就像梅尔斯（N.Myers）和肯特（J.Kent）在关于半边缘国家的“新兴消费者”的研究中，与撒切斯（W.Sachs）和桑塔瑞尔斯（T.Santarius）在关于“跨国消费者阶级”概念中所提到的，即现代资本主义日常实践的吸引力，一种特定的、处在不断转变中的国家—资本关系在维护着这种构型。认识到这一点，就为国家、资本和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当前复合式危机中断裂和持续之间关系的更加复杂的概念化打开了空间。
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关注的是称之为“帝国式生活方式”和在保障并使之普遍化过程中的国家权力所扮演的角色；接下来的部分将会深入阐明的这个概念，指的是深深根植于北方发达国家上层的日常实践的主导性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这在南方欠发达的新兴国家中也正在扩展。我们的目的是首先解释全球环境政治面临着的危机，进而阐明在当前宏观经济动荡形势下全球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我们认为，考察帝国式生活方式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
首先，我们将集中于生活方式的概念，把它限制在规制理论的发展方式概念的视角之下。然后，我们将分析北方发达地区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特性。最后，我们将着力于当前国际环境政策的危机，并把它置于帝国式生活方式普遍化的趋势和全球权力关系的转移所凸显的矛盾情境中。
一、生活方式与发展方式
规制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是“发展方式”，它一方面是指一种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历史发展的暂时连贯性，另一方面是指一种消费方式（积累体制），它被一系列构成一种规制方式的制度形式所保障。就拥有一种或多或少可预期和渐进变化的、稳定的积累体制而言，当前资本主义的霸权式动力机制和能力是特殊的——尽管不是独有性的。从规制理论的视角来看，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部分——生产资料产业和消费商品产业——和此过程中通行的标准必须或多或少与最终消费需求相契合。
规制理论视阈下的消费方式概念并不单单指个体消费者的行为和商品的消费（无疑，存在巨大地理差异和严重不平等性别关系下的维持最低生计生产的持续，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它还指一种动态性的发展方式，即确定社会存在和关系的物质维度，比如食物、住房和人员流动，工薪劳动和其他社会必需的工作，娱乐，广义上的公共空间和狭义上的政治空间，以及集体、家庭和个体。
我们的生活方式概念是基于规制理论视阈下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概念，此外也受益于发展方式的概念，但与后者不同的是，它赋予微观层面上的日常行为和知识以更重要的地位。尽管这些因素也包含在发展方式的概念中，但规制理论家自己很少进行明确的阐发。也就是说，这些因素从未被当做影响特定消费方式普遍化的独立性因素，或者特定生产方式条件创造的独立性因素，而是主要被以是否发挥着造成宏观经济均质性的功能来考量。一个明显的例外是米歇尔·阿格列塔（Michel Aglietta）。他认为，以标准化住房和汽车交通为标志的劳动阶层消费方式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必备条件，是福特主义中工资劳动普遍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它不能仅从生产关系来理解，但阿格列塔拒绝只是在功能意义上看待消费，强调造就福特主义消费方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按照马夫罗迪亚斯（S.Mavroudeas）的说法，阿格列塔主张“消费范围的某种相对自主性”。②
我们的论点关键是这样一个假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基于生产和消费规范之间的连贯性，一种霸权性的或者说被广泛接受并得到制度性保障的生活方式能够出现，是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日常实践，并为国家制度所维护，还进一步与特定的进步概念相联结，无论导致这些概念的社会或生态条件如何。
特定区域或国家的支配性生产和消费方式能够通过“毛细管状”的过程在全球普遍化，即时空上参差不齐的路径。这一进程与资本价格、贸易、投资和地缘政治中具体的公司战略和利益相关，与购买力相关，与在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并以世界市场方式扩散的、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概念相关。普遍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生活都一样，而宁可说是关于美好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特定概念的形成，并体现在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仅是在象征性意义上，而且是在实体性意义上。象征性维度是重要的，因为真正关键的不仅是积累体制的内在一致性，还有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的独特动力机制的出现和日常实践，而它们当然是不能与宏观经济领域相脱离的。不仅如此，这一进程并不是社会中立性的，而是借助于全球不平等和地理上特殊的阶级和性别关系，以及种族和种族化的脉络。当然，正如我们下面将要阐明的，北方发达国家社会矛盾的治理，得益于被转移给南方贫困国家的生态代价的外部化，这贯穿在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个过程中。但与此同时，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消费方式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阶级性侧面。
北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是“帝国式的”（imperial）或“奢糜性的”，因为它基于对别国资源、空间、劳动力和“污水池”的无限占用，并以政治、法律和/或暴力的形式来确保实现。我们谈论的帝国式生活方式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殖民主义时代和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但在这段时期，它只是局限在上层阶级，还没有在形塑再生产和绝大多数人日常实践的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只有在20世纪福特主义发展之后，这种生活方式才在上述意义上广泛存在。借助于这种帝国式生活方式，自然的资本主义关系深深根植于北方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组织劳动过程的泰勒制革命和相应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心地带的生产力提高，是福特主义发展方式的其中一个基础。另一个基础是如下事实：包括私人汽车在内的交通工具之类的商品、工业生产食物的供应和家庭独栋房屋建造与购置形式的住房供给，使得工薪阶层人口迅速上升。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拉低消费品的价格，同时也就拉低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在福特主义的阶级妥协背景下，工薪阶层凭借实质性的工资增长，分享了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
大都市的生产力增长和繁荣基于一个有利于北方发达国家的世界资源体系。福特主义时代生产的巨大增长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费——尤其是煤，然后是石油，还有全球“污水池”的过度使用。这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全球原材料和农产品市场上持久的廉价自然资源的相对充裕。美国的军事和政治主宰地位确保了全球政治形势的相对稳定，廉价自然资源（比如石油）的安全获取途径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福特主义危机的一个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的重构过程催生了后福特主义的发展方式。福特主义可以被视为主要是一种积累形式，它允许通过强化劳动过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在80年代，特别是从90年代开始，更广泛的积累形式，比如每天、每周和每年工作时间的灵活化和部分延长，特别是全球工薪阶层人口数量的增加，再次变得更为重要。比如在中国，工薪劳动者在过去30年中增加了好几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估计，2010年有两亿四千两百万流动人口主要受雇于面向世界市场的企业。
国际劳动分工的重构——“全球化”的核心——不仅对于南半球贫困国家的劳动力能力，而且对于它们的资源来说，都成功地强化了一种帝国式的占用。通过自由世界市场和诸如WTO这样的国际组织，全球资源和劳动力的获取被重构和强化了。以福特主义为特征的化石燃料支撑的消费形式在福特主义危机中不仅未受损，反而加强了。例如，世界范围内的汽车存量在1986年至2010年从5亿增加到10亿。尽管20世纪90时代有大量关于经济“虚拟化”的讨论，但现代交通通信技术是能源高度密集型的，这不仅表现在电能耗费方面，还包括生产它们所需要的物质材料，其中大部分来自南方贫困国家。能源和资源生产率的提高通常会降低生产成本，而这往往会导致更多的消费（这就是所谓的“反弹效应”）。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盟的资源需求总量稳定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而进口资源的比重上升，使得包括对南方出口国家的进口的“生态负债”也上升了。德国联邦统计局计算，2008年平均每一千克德国进口商品，就有五千克国外的资源被利用。
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第三个维度（除了劳动力和资源）是北方发达国家对全球“污水池”的耗用要求，而这使目前的环境危机趋于恶化。北方发达国家盛行的化石燃料支撑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就是由于其工业、交通和日常生活的大量排放远远超过自然系统的吸纳净化能力，应该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和由此引发的气候变化负大部分责任。总的说来，这些发展代表着一种“不平等的生态交换”，并因此使社会和环境后果恶化。
我们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非常接近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 Foster）和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所指称的“生态霸权主义”。他们的意指是：一些国家的自然资源被他国掠夺，使得这些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发生了不利改变；与资源的提取和运输相关联的人口和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社会的生态脆弱性的过度利用以实现帝国主义控制；生态垃圾大量倾泻转嫁，加大了中心和边缘地区之间的鸿沟；总之，造成了以资本主义与环境关系为特征的全球（生态）性“物质代谢断裂”，同时也制约了资本主义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可以进一步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丰富上述观点，追问生态霸权主义如何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国家制度的扶持，并且以帝国特征被掩藏的方式实现常规化。因此，“帝国式生活方式”是一个必须在霸权理论语境下来理解的结构性概念，它让我们明晓在积极或至少消极共识的意义上当下现实构型的霸权性特征，甚至在面临着“重大危机”时也是如此。因此，这个术语超越了经典意义上的以及新近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概念，因为它们通常不把生活方式考虑在内。
帝国式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与此相关的合法性问题。获取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以及能够过度使用全球“污水池”，这些都使北方发达国家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相对较低。这在面临严重经济危机时显得尤其重要。它同样有助于解释如下事实：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合法性潜能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尚未耗尽，很明显的是，保守党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而大规模的社会抗争反而缺位。
对物质增长的社会取向，财税支持的国家政权基础，资本和劳动间的制度化妥协，以及资本家之间和特定社会之间的竞争，全都建立在一种过度开发自然和毁坏生活依赖的自然条件的趋势之上。同时，这些因素使资本主义动力机制和社会政治妥协在一定程度上持久化，并有助于应对其他现象。首先，它可适用于资本的过度积累，而这是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危机现象显得似乎能够被化解，因为过量的资本可以投资于自然（土地、食物和能源农作物的培育、排放许可证的发行）。相应地，帝国式生活方式所依赖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拓展和有选择的生态现代化，成为应对积累难题的方式。
通过从外部保障战略资源的获取，在内部凭借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规制确保一定的大众生活水准，国家在构建和稳定帝国式生活方式中扮演着一个关键性角色。总的说来，国家扮演了霸权组织和创建一种有活力的生活方式的竞争性政治舞台的主角。占优势的社会力量意图把他们的利益在社会中普遍化，从而占据支配地位，也即通过成为共识而占据主导地位，包括政治、道德和智力的领导权，以及社会和国际权力关系的话语和制度的常规化。在这方面，承诺与确保增长和进步的能力特别重要，它提供着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并把国家转变为一个“教育者”——致力于使特定习惯做法消失并大力宣传其他类型的习惯做法。
在福特主义危机中，国家和资本—国家的关系在变化着的国际分工条件下得以重构，这一进程所导致的现实构型被描述为国际化的竞争型国家。竞争性的社团主义被许多工会所接受，而不断改变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体是这一重构过程的另一特征，可以大致理解为社会的新自由主义化——同时得到了来自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两边的支持。
“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蕴含着造成两个错误理解的危险。首先，它有可能被诠释为贬低北方发达国家的阶级议题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它们的环境意涵的重要性，然而这并不是这个概念的意图所在。尽管北方劳动者确实从不平等的生态交换中获益，但后者远不是社会中立性的。相反，北方发达地区中的社会不平等是南北关系中环境危机和生态不对称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指出的：“不平等不仅在本质上是不好的，而且在环境维度上也是如此。”高学历、高收入和环境意识较强的人消耗着更多的自然资源，而环境意识淡薄、低收入的人却较少消耗自然资源。
其次，把北方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概括为“帝国式的”或“霸权式的”，可能会导致否认或低估帝国主义往往意味着公开暴力这一事实，这也和我们的初衷相悖。“9·11”事件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关系中暴力因素的不断上升，导致了一个使本文撰写受益匪浅的重要辩论。但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帝国主义关系可以深深根植于这些国家生发出帝国主义暴力的一种霸权式生活方式。因此，“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是一种从霸权理论视角出发解释帝国主义的南北关系的尝试，它彰显的是根深蒂固的日常习惯、国家与公司战略、生态危机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关联；正如随后将要论及的，它还有助于阐明近期加剧环境危机和环境政治危机的矛盾冲突。
如果表现为国家—资本关系的现存权力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继续不被触碰，那么危机管理终将会失败。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分析那些显然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以及背后的帝国式生活方式）而试图创建国际政治结构和进程的努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创建了生态危机管理的政治架构，其核心是里约体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公约之下的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它们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矛盾和冲突中。一方面，它们意味着对帝国式生活方式施以管理式驾驭。正如前文提到的，这种生活方式无度和无限制地使用地球“污水池”。因此，《京都议定书》可以被看做是对帝国式生活方式的限制（尽管是脆弱的和技术官僚管理主导的），因为它要求北方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但另一方面，帝国式生活方式深深根植于各种力量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的价格战略、北方发达地区人们的日常认知和习惯以及他们对于经济增长和竞争的取向。它深嵌在国家机构之中，并成为政治家的认知和行为特征。当政治家们对削减排放配额讨价还价，然后回到国内骄傲地宣称他们为自己国家的工业争取到了最低的减排义务时，当他们试图以“旧车换现金”法案刺激汽车需求时，当他们补贴机械化农业和煤电厂时，当他们建造输气管道时，他们正是在捍卫帝国式生活方式赖以存在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对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维护和对它的含蓄质疑之间的矛盾，是国际环境政策架构的特点。因而并不奇怪的是，拥有庞大“灰色工业”、可观的政治影响力、不久前仍是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人均排放量依然是最多的国家）的美国，从来没批准过《京都议定书》或者对减排义务作出明确承诺。
近年来，国际环境政策中显而易见的矛盾已经发展到顶点。一方面，由于《斯特恩报告》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发表，生态危机占据了政治议程的更显著位置，但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它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转移含义。里约体制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在一个北方发达国家支配地位强化的时代。不久前，“现存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瓦解，并集体转变为资本主义，而许多南方国家在遭受着80年代金融危机的折磨。因此，里约制度体现了冷战后全球权力关系的基本特征，总体上更有利于北方国家。最近发生的有益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竞争者国家”的权力关系转移，同样也影响到了环境政策构架和它所依赖的帝国式生活方式。如果基于当下经济危机来观察国际环境政策并将其与90年代年代金融危机比较，那么这种转移的程度尤为明显。90年代危机的中心在南方国家，但北方国家的实力反而有所强化。相比之下，目前危机的中心在西方国家，新兴国家已经比以往更少受危机影响，也能较快恢复，结果是：世界经济重心将会加速转移。新兴国家崛起依赖化石燃料增长的路径最终得以发生，这意味着它们不再愿意不分享全球资源和“污水池”。
这种政治构型的物质背景是：在诸如中国、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我们看到了大量中上层阶级——借用梅尔斯和肯特的话来说就是“新消费者”——的出现，都定向于西方式生活方式（在一些拉美国家，这种现象在福特主义时代已经出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主要的动力机制是全球北方的化石燃料支撑的消费和生产方式的扩展。从生态的视角来看，这是将一种不能被普遍化的生活方式普遍化。2010年，美国汽车和人口的比例是1：1.3，在中国是1：17.2，在印度是1：56，这表明了中国和印度汽车行业潜在的发展空间，一旦它们决定这样做的话。资本—国家的关系是多重性的：汽车的增加需要公共设施、特定的税收政策、有利于汽车产业的经济政策。比如在2010年，全球生产了7780万辆小汽车和商业交通工具——日本960万辆，美国770万辆，德国近600万辆，而中国1820万辆。
因此，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转移将会日益明显地表现为生态冲突，同时，这将是国际环境政策得以实施所依赖的国家机构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的基础。在这一层面上，化石燃料支撑发展的机会被重新分配，同时也将作出地缘政治考量下的决定。但与此同时，当与这种决定相联系的冲突威胁到里约体制框架本身时，它同样也会成为它们的过重结构负担的基础。对帝国式生活方式进行质疑与它的深厚的社会根基之间的矛盾，尽管从一开始就贯穿于生态危机的政治治理，但随着致力于解决难题的现有制度中不同力量之间全球关系的转移，将会变得更加严重。这种矛盾表现在资源冲突和国际环境政策制度的阻断中，准许或限制化石燃料支撑的发展的斗争借助于“污染权”而展开。因此，尽管帝国式生活方式使得当前危机的社会经济维度能够在社会和空间有限的意义上被应对，但它也加重了环境危机和环境危机治理的危机。
这种矛盾性构型的一个可能后果，是北方国家（包括像欧盟这样的超国家实体）和南方部分国家（以及北方国家内部）之间更加明显的帝国主义关系。由于对地球资源和“污水池”的日益激烈的争夺，国家和超国家机器将会更直接地支持它们各自庇护的资本，以强化其竞争地位和确保各自经济的资源基础。因此，北方国家中的帝国式生活方式的霸权以及它在南方部分国家中的扩展，也许会自相矛盾地强化国际关系的非霸权性特征。这里可以肯定的是，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揭示并部分解释了复合式危机情境下国家和资本关系的帝国主义再表达。
四、结论
“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同时具有理论和时间诊断的维度。自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来，资本主义核心区域或者说北半球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就是建立在对其他区域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占有基础上的。阐释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的霸权特性、当下国家—资本关系的重新表达以及转型中的国际权力关系，都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事实。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内嵌特性包括使社会—自然关系危机恶化的日常生活结构的再生产。
帝国式生活方式阐明了资本主义自然关系的持续性和危机的叠合。之所以称其为帝国式的，是因为它主要基于对北方发达国家和南方贫困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无限占用，以及对全球“污水池”的过度利用要求。它向快速兴起的南方发展中国家的扩展，使政府对生态危机的治理陷入自身的危机，促成了强权民族国家和跨国实体更加公开的帝国主义战略。一方面，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有效性可以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下降来解释，另一方面，它不但通过社会制度，还借助于日常生活的微观结构而再生产出来。
我们认为，“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的政治和科学价值如下：首先，它对如下事实——社会生态转型不仅为强权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更广义上的国家—资本关系所阻碍，而且由于生态危机的决定性因素而根植于主导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日常生活结构中——作出一种时间诊断性的解释。由于统治性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支配性的取向不能单独为政府政策所克服，因此帝国式生活方式有助于我们对国家和国际政府间关于自然关系根本转型的政策持合理期望，这已被拉丁美洲的左翼进步政府实践所证实。它们并没有创制出任何世界市场取向的“开采主义”的替代物，也就是优先进行面向世界市场的原材料开采和农作物培育，他们社会斗争的追求只能是期盼提高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是在世界市场这个大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一块，但他们并不质疑蛋糕本身或烘制它的条件。
其次，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淡化了关于好论点、理性公共话语或具有启发性的“人类自我利益”的过高预期，因为它们往往或者陷于与根深蒂固的传统取向的观念类型的直接冲突，或者被这些观念有选择地吸纳，从而使某些消费观念被强化而不是弱化——恰好是通过它们部分的现代化，而整个关于“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的讨论都需要在这一背景下加以理解。
再次，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有助于理解社会生态危机的一种解放性政治化的先决条件、起点和形式。在我们看来，它的重要性体现在抵制生态灾变论，而生态灾难论本身是一个强化导致想象中生态灾难的那些关系的工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诸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理据充分的描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分析或引起广泛讨论的罗克施特罗姆等人的研究视而不见。但即使时间很紧迫，特别是考虑到可能达到的气候变化引爆点，我们仍需充分考虑解放性的复杂和冲突性的方案，并且抵制危机治理的权威主义和技术官僚主宰的形式。
政治生态学视角下考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克服对社会和自然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即便在进步的社会和政治界也颇为流行，而且出现在了使生态和社会议题相互抵触的政治议程中。在当前的经济危机背景下，宣称生态问题是次要矛盾的趋向尤为明显，生态灾变论（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和对生态议题的忽视（眼下我们没有任何时间）已经走向合流。
但与此同时，很明显，生态问题正在被政治化为一种社会问题，或者相反。这部分是由于社会运动提出了“气候正义”的概念，认识到气候变化不是一个社会中立的未来灾难，而是一个关系社会和全球分配的议题。相应地，它包括对“充裕”术语以及与它相关的建议和实践的讨论。
在政治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挑战，即需要以既准许具体干预、又质疑现存游戏规则的方式制定目标和需求。而如果能够使社会冲突与日常实践相联系，这一目标将会更容易实现。对此，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有着特殊的相关性或意义：如果生态危机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和对其管理的预存性的有害形态根植于社会力量关系和日常实践之中，那么它也就是反霸权斗争的重要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