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家、巴黎商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克迪因为新著《21世纪资本论》成为了经济学界的明星人物。这本讨论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学术著作在美国出版2个月时间，就卖出5万册以上，并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有媒体认为这是本向马克思《资本论》致敬的著作，并把皮克迪标签为“当代马克思”。
这本书也引起了学界广泛的热议和争论。有学者盛赞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书”，有学者评论说,皮克迪揭示的资本收益一直远超劳动收益的历史趋势触目惊心,一举粉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和最优分配的神话。也有学者愤怒指责该书“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的概念抱有中世纪式的敌意”，对该书预测的未来经济不平等的“可怕”程度表示怀疑。
皮克迪在9月11日接受了《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的邮件采访。在皮克迪看来，自己的新书有如此大影响力，特别之处就是，这本书是基于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历史数据的独特收集，他和同事一起，收集了现存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大数据库，覆盖超过20个国家，时间跨度超过两个世纪。
对于质疑他新书存在理论缺陷以及批评他对资本回报存在敌意的一些评论，皮克迪也作出了回应。皮克迪并不认为他有夸大不平等，如果说基于最新的数据来源，重写这本书，比起之前呈现出的，不平等的程度更大。皮克迪也不认为自己对资本回报存有敌意，他坦言，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他刚成年，从来没有对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有过好感，他非常赞成私人财产、资本主义、全球化，只是认为收入和财富变化需要有更高的透明度。
此外，对于中国如何解决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皮克迪也给出了建议，他指出中国没有公开的就收入层别所征收的所得税数据，应该引入针对财产和净财富的一些累进税制，仅仅反腐败是不够的，有了累进财富税制，才能得到中国各个财富阶层情况如何的信息。
上海经济评论：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已被讨论很久,也有很多著作探讨这个议题，在你看来，为什么你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它的特别之处是什么？
托马斯·皮克迪：我所写的这本书，主要的新颖之处是它基于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历史数据的独特收集。
在1950年代，库兹涅茨（译注：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最先用美国1913到1948年的所得税数据来计算第一个不平等系列数据，但是直到最近，这种收集数据的努力并未得到延展。
我和几十个同事一起，收集了现存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大数据库，覆盖超过20个国家，时间跨度超过两个世纪。我的这本书主要目的是以一种可读性高、生动、易理解的方式来呈现这一证据，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我也试图给未来提供一些经验。
不过，我应该清楚指明，我们属于社会科学而非精密科学，而且对于历史证据的阐释存在很多不同方法。我试图去给到最合理的解释，不过，根本上我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读者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金钱问题太重要，不能只留给经济学家和政客们思考。
上海经济评论：也有一些关于您这本书的评论声音，比如，有些评论指出，你夸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且你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的概念持有中世纪的敌意。你会如何反驳？
托马斯·皮克迪：相反，我没有夸大不平等，比如，我在基准的不平等评估中，没有将离岸财富和避税天堂囊括在内，如果算在内的话，不平等的程度会更高。
另外，我也应该提到，我和我的同事们会持续修改更新统计数据，比如，塞斯（译注：伊曼纽尔·赛斯）和祖克曼（译注：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最近就对财富不平等做出了一些新的评估。如果说基于最新的数据来源，我现在要重写这本书，比起之前写的，我会强调现在不平等的程度有更大。
我并没有“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的概念持有中世纪的敌意”！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我刚18岁，我从来没有对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有过好感。我非常赞成私人财产、资本主义、全球化，但是我认为收入和财富变化需要有更高的透明度，这样我们才可以根据我们观察到的趋势调整财政、社会以及教育政策，而且这样才能保证每个社会群体都能均衡的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
上海经济评论：也有评论指出，你在财富再分配是否会削弱经济增长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你怎么看？
托马斯·皮克迪：我想某些程度的不平等当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极度的不平等不行，反倒对增长有害，尤其对社会流动性和政治有负面影响，这也正是矛盾引爆点。回答这个问题，我并没有任何数学模型可以拿来运用，我们拥有的是不完美的历史证据，从这些历史证据、民主讨论应该得出一个结论。比如，我写的这本书提出的一个教训就是，在一战之前我们观察到欧洲各国的高度财富集中对增长不利。因此，我们不想回到那种情况。
上海经济评论：在这本书里，你重点提到r(资本回报率)和g(经济增长率)，有些学者认为，你对于r的定义是模糊的，没有考虑到资本收益、时间跨度和投资的变化。此外，也有学者认为，随着财富的积累，资本回报率会降低（似乎你认为会提升）。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些令人困惑的讨论么？
托马斯·皮克迪：我的书对资本回报率、它随时间和财产类型变化的方式有详细的历史和理论分析。我的观点是资本/收入的比例会稳定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并不是说会无限上升），因此没有理由说资本回报率会趋向零，只要技术进步给资本创造新用处，增长会继续，资本股本和资本回报不会趋向零。
在19世纪，马克思认为资本回报率会最终趋向零，但是他错了。有趣的是，许多自由市场提倡者现在似乎犯了和马克思一样的错误。
上海经济评论：你在书中，提出实施资本税才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最终的解决方法，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你如何阐释？对于中国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你有具体一些的建议么？
托马斯·皮克迪：在我看来，每个国家都需要有一些财富或者财产税形式，再结合系统的累进所得税。这十分重要，首先，为了以公平的方式筹集税收收入，也为了支持对增长和发展很关键的公共事业（全名教育医疗、公共基础设施等等），也为了确保不平等程度不会过高。
中国已经有累进所得税，但是它还是不太透明，尤其是在中国没有公开的就收入层别所征收的所得税数据。而且，我认为中国应该引入针对财产和净财富的一些累进税制，仅仅反腐败是不够的。有了累进财富税制，才能得到中国各个财富阶层情况如何的信息，这有助于就“谁从发展获益，获益的比例如何”这个议题，形成一个信息更充足的公共讨论。没有充足信息，很难做出正确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