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的《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5月）全面描述了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并对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在英、美的实践流变、巨大影响及思想遗产作出深刻的分析。但是，书名为什么叫“Masters of the Universe”（宇宙的主宰）？译者为如何翻译而考虑再三，“宇亩的主宰”？“只知道一件大事的人”或“只知道最重要事情的人”？最后建议译为“识大势者”，但出版社还是决定用现在的译名（见译后记）。实际上，琼斯在书中虽然没有直接解释这个书名的含义，但是他在导论的开头部分就说本书要细致描述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主宰了英、美的政治生活（第2页），然后在结论部分的第一句话是：“新自由主义改变了英国、美国及至全球的政治生态。”（404页）因此，书名所强调的应该是主宰时势之意，也符合全书一再论述的新自由主义如何最终掌控大局的思想。
通过深入分析和强调新自由主义是如何获得“主宰”地位的，作为经济史学者的琼斯怀着强烈的意图跨界进入思想史和政治史领域，而落到实处的就是观念史问题。这在“导论”前所引的一大段凯恩斯的话就可以发现，“统治这个世界除了这些观念之外别无他物”，这也是琼斯的“主宰”论中包含的基本观念。观念的力量真有这么大吗？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决策的历史似乎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因此琼斯的这部著作强调“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各种新自由主义观念——关于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取消政府管制的各种观念——是以什么方式转变成了英美两国的竞争纲领和胜选计划的，这就是本书的主题”（第7页）。他关注的是在历史过程中，即某种观念如何突围而出并被某个政党采纳的过程，以及观念是如何生成、演变和可能被扭曲的（12页），就像人们常说的“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观念”。但是，如果像凯恩斯那样为了突出观念的重要性而认为“既得利益者的势力被极大地夸大了”。这可能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极不吻合，我们恰好需要警惕的是既得利益者以各种观念作为旗号而永远保持最大的势力。琼斯比凯恩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从观念到现实的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复杂和偶然的因素，没有谁是注定得势。
其实，这也不只是琼斯的个人观点，安格斯·伯金在《伟大的说服：哈耶克、弗里德曼与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傅瑞蓉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4月）中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即“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在某些固定的预设前提的基础上沿着一条直线从哈耶克发展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竞争的过程，它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从而形成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轨迹”（丹尼尔·罗杰斯语）。这就是经济史家跨界谈观念史的优胜之处。
琼斯并不隐瞒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立场，他认为197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运动造成社会断裂的严重问题，“最终也不过是某一部分人的胜利凯旋，而且这种凯旋还是以其他人承担成本为前提的；总之，社会分裂成了赢家和输家”（410页）。但正如译者所言，新自由主义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包括思想家和政治家）在书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有意无意的贬损，这一点非常难得。可以说，在目前对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批判声中，应该思考琼斯是如何分析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无论是批判还是清理，都应该学学琼斯的样子，认真分辨什么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合理逻辑和多种语境。在全书的结尾，琼斯提出要从更加宽容的角度来看待各种政治观点，必须根据随后出现的证据做出改变和修正：“任何信仰，即使是对通过自由市场表现出来的个人自由的俗世信仰，都不应该成为驱使人们不知变通地运用某个模型去应对现实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动力。必须回归基于理性的决策。”（422页）无疑，这是理性的、也是为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所包容的立场和态度。
目前的西方学界不断有左翼的政治学、经济学著述出现，并且往往激起很大的反响。颇有意思的是，皮克迪批判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的猛烈炮火却拜资本社会之赐而获利甚丰。无论是批判资本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批判本身有其思想逻辑和现实逻辑，这是理性的批判所无法回避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避免一不小心就把别的什么捎带上，而且还使被批判的新自由主义显得是小巫见大巫。
琼斯强调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故意把货币主义政策与信奉自由市场混为一谈，把经济政策引向了总体性的政治与哲学观念，这是造成危害的重要根源。这种批判无疑有其逻辑合理性，而且对批判本身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区分的是在什么层面上的批判，以及在批判之上所要倡导和维护的究竟是什么；应该警惕的是故意混淆作为社会经济政策与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层面，借批判别人的经济政策之名而行固化不义制度之实。
如果按照凯恩斯的说法，观念改变世界，那么也可以说拒绝某种观念就是拒绝某种改变。拒绝的方式很多，思想的批判是一种，但是真正有效的往往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现实中的物质力量。对某些批判人士来说，所谓的“批判”的实质就是一个权力话语问题而不是思想话语的问题。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这种类型的思想批判既无法遵循合理的逻辑，也不得不故意混淆不同的语境、层面，从而只具有一种意义：表明了权力的敏感与态度，从而在一个社会的思想光谱上不断打下权力话语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