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秋的早晨，长安街的车流如往日般的缓慢流动，从北京三环路的城市南缘到市中心，正常情况不堵车只要十几分钟的车程，而现在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每天都要用时一个多小时去缓慢爬行。北京作为“首堵”的今日，既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无奈缩影，也是中国城市病的普遍症状。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显然这并非是一个人人都关心的问题，但却是一个时时都影响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问题。
中国现在有着成千上万精研房地产的人，也有着许许多多经年累月搞城市规划的人，但真正愿意踏实俯身下去，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中国城市的人却少之又少，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做这个不来钱！大家关心的都是如何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中榨取更多的利益，却少有人关心城市本身的健康成长。而与我们这些更多着眼于功力的人相比，彼得•霍尔教授这样的一个外国人，反倒更加具有开阔的视野和令人钦佩的远见。
事情要从上世纪的一个春天说起。
安邦咨询（ANBOUND）是国内长期研究城市问题的智库机构，也是那种少数能够数年如一日坚持从事城市研究的独立智库机构。上世界90年代末期，中国房地产的热潮虽然尚未具有今天的热度，但城市发展中已经开始暴露出若干严重问题。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同时也为了交流和探讨城市发展战略方面的学术问题，我们邀请彼得•霍尔教授访问中国，并在上海为彼得•霍尔教授举办一场研讨会。从其他渠道得知这个消息的上海同济大学，也非常热情，一再要求共同举办，同时几个系主任甚至愿意免费充当现场翻译。这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同济大学也得偿所愿，终于得到教授的首肯，聘请了彼得•霍尔教授当了客座教授。
图：安邦集团创始人、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同彼得•霍尔教授探讨学术问题
记得当时的彼得•霍尔教授虽然年事已高，但精力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加充沛，他渴望了解城市，渴望了解上海。除了接连几个晚上与安邦的年轻学者们探讨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白天还一定坚持要我们陪同他周游上海，详细看看上海这座城市。当时在上海，彼得•霍尔教授讲授的是交通枢纽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我们后来从各地大兴土木、交通枢纽工程越搞越大就可知道，教授的学术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只是由于我们的年轻和稚嫩，交通枢纽项目虽然建了不少，但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却未必都是健康的，原因在于建设者往往忽视了教授观点的真谛，交通枢纽是为城市服务的，而不是为了拉动城市走向畸形化。
在城市发展战略的学术交流方面，彼得•霍尔教授的不吝指教，不但为我们打开了学术之窗，实际上还为安邦的城市战略研究奠定了核心基础，让我们了解并且掌握到当时世界城市发展战略领域的前沿经验和成果，此后安邦咨询在城市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与彼得•霍尔教授的贡献存在莫大关系。事实上，当年国内的学界虽然对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有所涉及，也有一些观点产生，但就其系统性和经验性而言，还是要拜彼得•霍尔教授之赐教，使得我们由此拥有了一个完整而全面的认识，开始走出城市战略研究单纯批判、缺乏建设性的旧辙。所以，经年之后回想起来，安邦十几年来在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领域的各项建树，学术上的启迪者其实就是彼得•霍尔教授。
与很多学术界的大师不同，彼得•霍尔教授对于中国始终充满着兴趣，他不是那种刻板拘泥于自身学术范畴的经略型学者，他是真正的大师，对新鲜的未来总是充满着追求和探索的兴趣。当年的江上夜谈，彼得•霍尔教授就曾向我提及，上海及周边城市作为中国的城市群是极有希望的，对整个世界经济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江风吹拂之下，教授的徐徐话语直到今天依旧飘荡在耳旁，这样的远见卓识，对比十几年后中国今天的城市化，岂是一般的学者之见！
上海一别之后，彼得•霍尔教授与中国关系愈加深入。据我所知，教授后来不但屡屡受邀访问中国的大学进行讲学活动，而且还曾受上海政府的邀请参与过上海洋山港等重大项目的评估，对此后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以及崛起，做出过贡献。
时间飞逝，一位上海的著名城市学者回忆到，多年之后曾经在江苏的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中偶遇过彼得•霍尔教授，这位学者也是在偶然之间向他提及我的一个比较激进的观点，中国城市化的粗放发展，城市建筑的粗制滥造，导致10年后的中国，很可能会要“炸掉”不少现在的建筑，寻求重构城市。令这位学者记忆深刻的是，没想到彼得•霍尔教授当场就回应说，他认同这种观点，而且他对当年的上海之旅依然怀念。
实际上，中国在彼得•霍尔教授的心中始终拥有重要的地位。2014年，我曾经偶然读过一篇长文，是他在巴雷特建筑学院的学生以及中国规划学者对他的访问，其中谈及很多中国城市化的重大挑战。彼得•霍尔教授在访谈中指出，他对都市群的建设做过10年以上的研究，而中国的城市群建设不宜与日本东京为中心的都市群进行比较，他认为都市群建设的关键是创建一种机制，而不是人为的去划定所谓边界，甚至试图进行行政管理。而在都市群的形成过程中，短时间内转移大量工业功能，可能并不现实。
北京与上海的“中心”之争也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城市化现象，北京与上海两地为了“中心”地位，经常争的不可开交。彼得•霍尔教授对此的观点是，要控制资源过度集中于首都，对政府而言几乎不可能。他认为，相较于其他城市，公共资源总是会自然地集中于北京，但他同时也认为，经过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也是有可能从核心城市转移到其他城市的。有的时候，当人们冷静下来，理性重新回归的时候，看问题的结果又会不一样。而每当这样的时刻出现，回想一下理性主义先驱的意见总是极有意义的。
城市的绿带规划曾经是彼得•霍尔教授长期关注的问题，他经常以伦敦绿带的建设为例告诫城市盲目扩张的危害。不过，由于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太快，城市化的利益所致的吸引力十分强大，使得我们对环境建设的关心始终并不足够，结果就导致全国各地的城市普遍都在做外延式的扩张，城市的成长为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的不便和困难。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曾经提出建议，北京应该考虑城市森林的建设，要为城市森林预留空间。此议几乎从未得到过政策呼应，但现在看来其必要性已经非常透明，在十几年后的今天，终于开始在城市规划之中有所表现。理性的道路，从来都是艰难的。
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也曾是我与彼得•霍尔教授讨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但时至今日，依然在中国步履蹒跚。很多时候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系列发展指标的设定，而且是按照模板的方式来做的。与这种不可思议的研究模式形成对照的是彼得•霍尔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最重要的是确定发展路径与发展方向，这不仅仅是空间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的问题。
很多时候，中国城市战略学者的观点无法得到规划表现和规划支持，与对城市发展战略的学术理解和学术系统存在很大的关系。如果学术理解和学术系统本身就存在缺陷，本身就存在着诸多问题，那么无论再好的客观经验和客观思想，也是无法被接受并转化为城市现实，因为它们根本无法克服权力条件下的主观倾向性障碍。比如，我在以往的学术论述中从来都强调城市群的出现是一种产业运动的结果，而并非是空间建设的成果，这实际是再清晰不过的客观现实经验总结，但在实际的城市规划中，几乎无一例外的不被接受和体现，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人们太过热切的希望将愿景迅速转变为现实，所以无视其中的市场逻辑、发展规律、还有代价与成本。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这位深切热爱中国并且为之倾注了极大热情的彼得•霍尔教授，在2014年7月30日去世了。他走的很快，前后只有区区5天时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得知这样的消息，心情无以言表。与他的交往并不算很多，但每一次、每一个片段都令人怀念和回味，记得在2012年我还设法委托访英的学者致送中国礼物给这位令人尊敬的教授，心中惦记不久之后可能要再去拜访，而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这位城市思想界的大师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逝者永恒，我们只能在心中用最美的十字架来悼念他、怀念他。
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有的人总是可以用他的思想点亮你的心路历程，照亮你的人生。彼得•霍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快乐而积极的实践者和大师，他那总是若有所思的眼神放佛依旧在谆谆告诫：如果你有赚钱的急迫要求，你可以做城市的开发者；如果你有宏大的理想要实现，你可以去做城市的规划者；只有当你发现自己真切的热爱一个城市，你才可以去做理想主义者的事情——一个城市的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