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2015年全球清廉指数”显示，中国的排名陡升17位，从去年的第100名大幅上升到第83名。尽管中国的得分只有37分，不仅低于全球平均分43分，而且仅比2014年增加了1分，但在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却显著抬升。
中国在2014年的清廉指数为36分，低于2013年的40分和2012年的39分，排名也从这两年的第80名猛跌至第100名。中国排名下滑的这一时期，恰恰是政府反腐败力度最大的关键期。中国政府一度难以容忍排名的急剧下滑，对透明国际提出严正抗议，认为中国的反腐努力未能获得公允的承认。这次排名大幅提升，相信会令中国政府感到某种慰藉，但却不应高兴得太早。
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并非单一指标，而是由多种指标综合而成的，共包括12个数据源。这些数据源多数是基于各国专家对清廉程度的评价（世界银行、波特雷斯曼基金会、自由出版社、非洲开发银行等），仅有四项评价是基于企业经理人的判断（世界经济论坛、世界竞争力报告、经济学人资讯部、政治经济风险咨询社），另有一项评价涉及普通民众的感知（世界正义项目）。
透明国际要求每个国家和地区至少有三个来源的数据，才会对其予以排名，因为数据源太少的话可信度不高。被排名的国家和地区中，数据源最多的达到9个，平均都有6个数据源。透明国际将这些来源的数据转化为统一可比的百分制，然后取平均分作为排名依据。清廉指数的得分范围从0到100分，得分越高表示越清廉。2015年排名首位的丹麦得分91分，排名垫底的朝鲜和索马里仅得8分。
因此，要想搞清楚中国排名的巨幅提升，就需要对组成清廉指数的具体指标进行分析。中国的数据源有8个，2015年的得分介于28分至49分之间，同2014年的28分至47分不相上下。具体到各个数据源，有四项评分提高，一项评分降低，另有三项数据源的得分没变。波特雷斯曼基金会对中国镇压腐败势头的专家评分从28分提高到36分，是评分提升最高的。企业评分方面，政治经济风险咨询社从37分提高到41分，世界竞争力报告从36分提高到39分，世界经济论坛的评分从47分提高到49分。但是，世界正义项目对中国公众调查的评分从41分骤降至28分，一下子拉低了中国的排名增幅。
这些数据源对中国的评价基本一致，都将中国置于全球排名的后50%，并没有明显的异常值，因此刻画了一副值得信任的清廉图景。这些数据源都是其他国际组织或智库公开披露的信息，遵循透明国际的计算方法，任何人都可以重新计算而得到同样的结果。因此，中国让透明国际对排名的变化负责有些冤枉。更为明智的做法，是深入到发生变化的具体指标并明确优势和短板，以提升反腐败的效力。
透明国际今年首次对各国得分的变化程度进行分析，发现2012年至2015年有13个国家的排名显著提升，有10个国家的排名明显下滑。中国均不在上述国家的行列，说明其排名的波动性没有明显的变化可言，或者说并没有按照一个稳健的趋势变化。中国排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其中一个指标的得分上浮较大。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的清廉状况仍然很难说实现了质的变化。
腐败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差别很大，使他们的判断也会出现偏差。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经理人对中国清廉程度的评价改善了，专家判断的变化不明显，但是民众的感知水平却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评价之所以改善，同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行政审批事项精简和各种便利措施有关。这些惠企政策也深得人心，而高压反腐让政府伸向企业的“吃拿卡要”和“掠夺之手”减少了，使企业较为满意。
专家的评判相对来说变化不大，这同他们的审慎观察密不可分，也同中国的法治进程进步迟缓不无关系。运动式的反腐败能够持续多久，是否可以建立牢固的清廉制度，这些仍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深层次的腐败成因问题不解决，单纯依靠威吓式的反腐打压，可能很难推动清廉状况的本质改善。
从民众感知的角度而言，它与腐败的实际发生情况不一定存在很强的关联。与此同时，主观感知的滞后性也非常明显，并极易受到媒体渲染的左右。高强度的反腐败使一大批贪官污吏落马，他们的巨额贪污令人咋舌。许多人第一次见识到如此骇人听闻的腐败案件，所受到的精神触动很大。这无形中让他们重新定位中国的腐败状况，并得出消极的评价。
中国在清廉指数上的排名大幅提升，相信会令中国政府感到“脸上有光”。但是，中国不应为排名的短暂上升而沾沾自喜，而应认识到清廉指数排名上升的隐忧。深入透视清廉指数的具体得分，就会发现中国反腐败事业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也有迟迟未能改观的一面。不同群体的观点分野，也说明有必要审慎和多角度地评价反腐败的成本与收益。只有将上述两方面都予以审视，才有助于推动“清廉中国”的稳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