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乡村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着“城市中国”[1]狂飙突进，中国村庄在这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冲击中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历史变迁。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至2012年，中国自然村由360万个锐减至270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万个[2]，这无疑会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历史性影响。如何保护村庄与建设村庄，如何把握村庄的发展方向，是迫切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予以应对的时代课题。
正如冯骥才(2012)大声呼吁的那样，传统村庄是农耕文明留给人类的最大遗产，中华文明最遥远绵长的根就在村庄，大量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跟村庄紧密相连。因此，传统村庄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其价值绝不亚于万里长城。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的本质就是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无多大的差别。而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或英国人，其本质是因为植根于乡村文化的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尤其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受到熏陶的区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不同。如果说只有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的文化，那么，也可以说，只有建立在村庄文化基础上的区域文化、地方文化才是民族的文化。而建立在村庄文化基础上的地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恰恰是各个地方独具竞争力的自身特色和天然优势。
城镇化的大趋势不可阻挡，但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绝大部分国土在村庄，很大一部分人口无法生活在城市而必然生存于村庄。中国乡村不仅要承担人口大国粮食安全的战略任务，还要在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下为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提供战略空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生态资源、市场购买力等等都必须要有乡村的持续保障，尤其是全社会的农产品供给要依赖于乡村的有力保障。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从长远来看，乡村必然会成为现代社会具有最美好人居环境的地方。回归乡村、回归自然是人类的天然本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乡村的发展是城市持续繁荣的前途和希望，是中国未来发展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源。
二、在不同区位观察村庄的多元演进
回顾中国城镇化的实践，不少地方通过大规模的旧村整体拆迁以推进所谓的“城镇化”，提出了诸如“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村庄变社区”等口号(杨萍、朱建芬，2004)，认为“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邓建华，2011)。这些实践做法和理论观点已成为当前社会争论的话题，对此，不能简单地给出定论，而要根据处于不同区位的不同村庄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处于发达地区城郊和工商业及旅游发达地区的村庄，周边的城市发展竞争激烈，很多生产要素急于寻找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而村庄很多资源有待进行开发，发展活力迫切需要激发出来。因此，发达地区的村庄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机遇大于挑战。这些地区村庄的发展是所在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组成部分，是所在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在村庄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流失严重，特别是江苏省、浙江省的一些乡村。以笔者参观的常熟市支塘镇蒋巷村为例[3]，该村已成为一个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社区，而不再是一个乡村社会。在大拆大建之后，乡村的传统文化和村庄风貌只能在商业化的陈列馆里和景区复制的建筑物上看得到了，村民的房屋建筑和生活方式基本上与城市没有差别。这可能是中国城镇化的方向，但决不是中国村庄的发展方向。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新型城镇化要“记得住乡愁”。因为，“记得住乡愁”的乡村记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防线，没有“乡愁”，就没有民族的精神家园[4]。在现实中，浙江省、江苏省等发达地区过去将古老的村庄拆掉，建成像城市一样的所谓“新农村”，后来又花费数亿元来复制一个个所谓的“古村落”，希望恢复乡村原来的风貌与独一无二的特色。就在最近，山东省启动了“乡村记忆工程”，明确要在城镇化中抢救“乡愁”[5]。这些做法，值得反思和总结。
处于中西部地区城郊的大多数村庄，资源要素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资金，特别是作为稀缺资源的土地，迫切需要为所在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原始资本积累“输血”。而不断消灭村庄、消灭乡村(高远至，2013)，其实质就是在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惯性下继续牺牲农村、牺牲农业、牺牲农民。所以，村庄的资源要素都是流出的多、流入的少，而城市的资源要素都是流出的少、流入的多。因此，处于中西部地区城郊的大多数村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挑战大于机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化最重要的稀缺资源就是农村的土地，而农村土地在城镇化中的核心问题是其溢价的分配。当前农村的资源配置是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和农民均缺乏话语权，这造成大部分土地溢价归政府所有。虽然取消农业税改变了地方政府财政对农业税赋的依赖，但目前的情况仍然是以农养政，只是在形式上由农业税赋养政转变为农村土地养政。这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农村社会问题的焦点由农民负担转变为征地拆迁。这样的所谓“城镇化”，在农民看来，就是由政府统一开发房地产。其实质是城镇化大跃进，是缺乏现实需求的造城运动。笔者在对河南省新农村建设的调研中了解到，新乡市由县乡政府财政统一向当地的农业发展银行贷款，再集中大规模建房，其中辉县的这一贷款额在2.7亿元以上，农民不愿搬高楼就采用免水电费政策(“超国民待遇”——财政部官员当时说)[6]。这明显是地方政府在借新农村建设之名，快速推进房地产式的城镇化运动。由于没有根据不同地方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所体现的区域差异性和形态多样性来设计，对村庄进行简单的“推倒重来”以复制城镇使农村没有了“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赵畅，2014)，结果是“走过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王敏，2011)，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造成“千城一面”、“万镇一面”甚至是“万村一面”(刘效仁，2014)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怪现状。因此，像河南省这些作为民族历史文化源头的地方，必须尽快摒弃拆房迁坟的发展模式，因为这些旧建筑、旧坟墓是过去时代的记忆，有记忆才会有历史，才会有民族的魂。
处于远离城镇、远离工商业发达地区的传统农业地区的村庄，除少数地区已初步发展旅游业外，绝大多数地区仍以从事传统农业生产为主，是城镇化、工业化辐射力和影响力难以达到的地区或很弱的地区，是城镇化、工业化的空白地带。在这些地区，劳动力是一个快速流出村庄的变量，而土地资源是一个稳定的、无法升值的常量。农村土地资源的城乡二元配置导致了要素市场的扭曲，使这些地区的土地成为廉价的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成为村庄发展最具活力的要素。这样一来，人力资源和科技、资金等资源均缺乏流入村庄的积极性，土地抛荒与村庄空心化成为这些地区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多数村庄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但这些村庄并非就没有生机和活力。以笔者实地调研的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思蒙乡虾溪村为例[7]，这里除了特别让人感受到贫困、感觉到劳动力在不断流出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优美的自然景色、特色的民族风情、古色古香的民居、鲜美的绿色食品同样让人感受至深，其最典型的特征是传统、生态，其最大优势就是青山绿水。在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的背景下，未被污染的生态资源是最宝贵的稀缺资源。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过程，也是这些村庄不断增值的过程。因此，处于自然发展阶段的这些村庄，在工业化、城镇化中的挑战与机遇交织。发展严重不足是这些村庄面临的现实挑战，未受商业文化侵袭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和乡土文化是这些村庄未来发展的重要资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村庄不发展就是发展。像湖南省的凤凰古城，如果大拆迁，建设上海那样的现代化建筑群，就什么特色都没有了，肯定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繁荣。不过，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这些村庄能守身如玉、守得住贫困与寂寞吗?
三、在规划设计中突出村庄的自身特色
传统村庄是自然发展和演化过来的，在自然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纯自然的特色(亚文化)。现代人类活动已不容许这种自然发展和演化，所以有了规划。因此，只有超越自然发展和演化，规避自然发展和演化的不足，规划才有意义，这也更是村庄规划的本质。
村庄规划是立体规划而非平面规划。现在很多村庄规划明显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只有经济发展规划、建筑发展规划，没有生态发展规划、环境系统设计规划，严重制约了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村庄规划要立足于城乡一体化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大背景。很多人向往乡村的自然环境，却不愿意去乡村居住。其原因是什么?除了村庄的交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公共设施落后外，网络信息化服务、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滞后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村庄公共设施建设必须建立在城镇公共设施向乡村延伸的基础上，如果将村庄与城镇的交通等公共设施、信息化服务等现代服务体系对接起来，唤醒乡村，将会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村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城乡产业对接的基础上，全能的村庄是不存在的。例如村庄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链条也不可能全部在村庄建立。村庄生产的产品可以在县城加工、在省城包装、在京城乃至国外销售。村庄的空间布局要以生命为核心，以人为中心，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四季的变化和乡村自身的文化特色。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不同历史，每个村庄的四季变化也绝不相同。因此，村庄规划不仅是空间上的规划，还应从多层面进行设计，例如土壤的结构，山、水、人等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要考虑到村庄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因素，在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脉络中，把握村庄未来的发展趋势。规划的关键不是为了完美，而是可行。规划应以村庄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和中心，而不应杀鸡取卵地以从村庄攫取资源为目的。现实中，很多村庄的建设规划仅仅追求设计的完美，而没有论证其可行性，从而导致其无法得到实施。而有些村庄的规划设计与建设实践是脱钩的，不少村庄规划设计出来不是为了实施，而是为了对外招商引资的宣传和争取政府财政资金。
每个村庄都要准确把握其功能定位。在城镇化进程中，村庄的发展途径是什么?是文化旅游?是生态闲居?还是特色农业?陈锡文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传统农业国家，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人多地少，“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集村庄而群居，一个村庄几十户、几百户农民在一起，相互守望，相互帮助，用这样一种村庄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因此，中国村庄的功能远不止限于经济方面，还具有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多重功能。在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由于开发时间短(不过三四百年时间)，又人少地多，其家庭农场规模很大，因而，农户与农户之间相距遥远，难以形成村庄。在家庭的力量之外，农业生产活动主要依赖于企业化服务。不难看出，那里的乡村更多地具有经济发展功能[8]。相比之下，中国的村庄发展不应采取南、北美洲或大洋洲农村发展的资本运作模式，特别不能由外来的资本控制。非外来力量的村庄共同体应在村庄发展中占主体地位，实现村庄共同体共建、共享。村庄共同体应建立在村庄共同的文化基础上，有长期形成的自我治理社会结构，有共同认同的发展方向。
什么是村庄的特色与优势呢?村庄的个性特征与生俱来，是独具特色的禀赋与优势，是村庄的规划立足点和发展定位。从形态规划与形象设计上来看，村庄的普遍特点是蓝天碧水，青山绿地，主色调是绿色，主旋律是生态。不过，每个村庄有不同的颜色，有四季变化的不同景致。与现代化的都市相比，村庄如果没有了美好的生态环境，如果没有了青山绿水蓝天，还能有什么优势?村庄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自然环境方面，更体现在文化方面。在中国历史上，人们习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聚族而居，由此形成了稳定的村落。村庄里的族谱、祠堂、牌坊、民居、祖坟等与风俗、土地、村民成为村庄历史和生命的重要载体，建立在家园、家庭、家人基础上的乡土情结成为村庄的共同文化纽带。因此，村庄是有灵魂的，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每个村庄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也是不同的。而族谱、祠堂、祖坟、古树、牌坊、石碑、石桥、村道等元素形成了村庄独有的历史记忆，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留下的文化遗产，它们一旦被毁掉，就无法逆转，村庄就成了没有记忆和没有灵魂的村庄。因此，村庄的文化特色与自然环境优势一样，是稀缺资源，哪些应该加以发展，哪些应该得到保护，都必须进行严格区分，必须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切切不可为了眼前利益杀鸡取卵。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标志，有地理标志、物理标志、建筑标志等，这些标志或是一座山、或是一座祠堂、或是一条小溪、或是一棵古树等，每个村庄的标志都不尽相同。例如，处于突出地理位置的一棵古树也许就是某个村庄的特别标志，找到了这一棵树就找到了这个村庄。在《一棵树的村庄》一文中，杨河源(2013)描写了自已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一个叫西杨家村的家乡：“村子没什么名气，即使本乡的人，稍微远点的，未必就能一下子咬准位置，外乡人就更难得知道名字了。但是，说起大枫树下的那个村子，周边方圆几十里的人，几乎没有不清楚的，因为村子背后山坡上，站着一棵得两个大人才能合抱的大枫树，大枫树就成了西杨家的标志了。”因此，在规划村庄发展时，要尊重村庄的风土人情，保护乡土村落的基本元素和传统形态，使村庄的发展呈现鲜明的特点与个性。如果村庄与城镇一个样，南方村庄与北方村庄一个样，中国村庄与外国村庄一个样，那就不仅是村庄自我价值的迷失，更是村庄生命的消逝。
四、在改革视野中优化村庄的资源配置
尽管村庄很多资源要素例如科技、资金等的严重短缺制约了村庄的发展，但也有很多资源要素例如土地资源、生态资源、特色文化资源等未能发挥作用而处于闲置状态，同样制约了村庄的发展。而高度集中于工业和城市的不少资源要素例如技术、资本等，急需与村庄处于闲置状态的稀缺资源进行组合。因此，要优化村庄的资源配置，就需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城乡资源要素流动。而其中的关键是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障碍，促进城乡资源要素逐步向乡村配置，不断加快村庄的发展步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9]。这意味着，村庄的各种资源要素都要进入市场，通过市场机制优化配置以实现应有的价值。在新一轮改革中，村庄的发展必须破解当前阻碍城乡资源要素有效流动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逐步摆脱城乡二元体制的资源配置新模式，以土地资源、生态资源、特色文化资源等城市和工业领域的稀缺资源为杠杆，推动村庄内的资源要素与国内国外、省内省外、县内县外的资源要素以及城市和工业领域的资源要素进行重组，促进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现代要素与村庄传统要素进行优化配置。
在“中央—省—市—县—乡—村”这样一个传统的行政架构下，当前农村的行政体制的计划管理色彩非常浓厚，阻碍了城乡资源要素的有效流动。纵观天下名村，这些村庄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破解了资源要素在这样一个行政架构内进行配置的局限，从而化解了村庄因处于行政最底层而使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的困境，实现了村庄的资源要素与大市场的直接对接，从而全面提升了村庄的发展活力。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资源要素的流动半径得到了延伸。资源要素的流动半径有多大，发展的活力和潜力就有多大，发展的水平就有多高。只有突破现有的行政框架，才能从根本上激发村庄的活力，开发村庄的潜力。这就需要深化改革，简政放权，以适应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国内外大市场的需要。
载《中国农村观察》2014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9期全文转载。
[1]“城市中国”参见：叶一剑、来芙萍：《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0月29日，第17版。
[2]数据来源：《10年减少90万个自然村中国传统村落“正在拨打120”》，《人民日报》，2013年6月5日，第12 版。
[3]2013年12月2日，笔者作为湖南省委党校45期中青班学员，到常熟市蒋巷村进行实地调研活动。
[4]《怎样的城镇化才能“记得住乡愁”》，《新华日报》，2013年12月19日，第B07版。
[5]《山东保护“乡村记忆”加速跑》，《山东商报》，2014年3月20日，第B02版。
[6]2013年3月1日至4日，笔者应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的邀请，参加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调研组在河南省信阳市、新乡市等地的基层调查，数据来源于辉县提供的汇报材料。
[7]2013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笔者作为湖南省委党校45期中青班学员在溆浦县思蒙乡虾溪村开展“驻村入户”调研活动。
[8]资料来源于陈锡文在中国农业大学“2012年中国农业发展论坛”题为“中国解决粮食问题要有全球视野”的讲话。
[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11月。
参考文献：
〔1〕冯骥才：《古村落抢救已到最紧急关头》，《新华日报》，2012年6月8日，第B03版。
〔2〕杨萍、朱建芬：《村庄变社区 农村变城镇的有益探索》，《小城镇建设》，2004年第6期。
〔3〕邓建华：《“三农”视阈下我国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路径选择》，《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6期。
〔4〕高远至：《不要企图“消灭”农民、“消灭”农村》，《半月谈》，2013年第5期。
〔5〕赵畅：《留住“乡愁”，不能千城一面》，《人民日报》，2014年3月20日 5 版。
〔6〕王敏：《楼市发展提升人居幸福指数》，《东莞日报》，2011年6月1日，第TD07版。
〔7〕刘效仁：《村落留不住何处觅乡愁》、《皖北晨刊》，2014年3月20日，第13版。
〔8〕杨河源：《一棵树的村庄》，《看世界》，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