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者简介：
郭全中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高级经济师
尚会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宣晓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中国经济时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讲过，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要把弘扬中华文化作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深厚源泉和重要途径”，那么，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
郭全中：近些年来，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硬实力相比，差距悬殊，总体说来，仍处于低水平的初级阶段。
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主要存在如下问题：首先，缺乏宽松的文化创新氛围。目前，对于文化创新仍然管得过多、过细、过死，一方面导致难以产生真正能够传世的文化精品、力作，另一方面导致难以产生大量的、能够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其次，顶层制度设计不合理。当前，我国在文化顶层制度设计方面，没有做好价值分层，导致核心价值观层面的与政府文化管理层面的、公共文化服务层面的与文化产品市场层面的相混淆，使得文化制度矛盾重重。第三，文化管理体制不科学，且改革力度远远滞后于市场需求。我国的文化管理体制管得过多、过死，且缺位、越位、错位现象比比皆是，有些本应该市场化的文化产品结果非市场化，有些本应该非市场化的却市场化。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实行了力度较大的文化体制改革，但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多处于半拉子工程状态，出现了一大批翻牌公司。第四，国际传播能力很弱。虽然我国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国际传播体系的建设，建立起了较多的国有对外传播单位，也建立起了孔子学院等对外传播机构，但是近些年来，不仅没能有效改变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旧格局，而且出现了进一步恶化的迹象，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市场化的国际化巨型传媒集团。第五，文化产业仍处于较低水平。近些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虽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和它应该起到的作用相比仍然差距悬殊，2013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3.77%。第六，文化市场体系不健全。长期以来，我国条块分割的文化管理体制导致了我国的文化市场出现了区域化分割和行业化分割，文化市场高度碎片化。第七，优秀的文化人才缺乏。虽然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的文化人才，但是缺乏领军型、国际型和复合型的人才。
尚会鹏：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但总的来看，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根据斯科尔科沃—安永新兴市场研究所推出的2010年各国软实力排名，美国以总体87分高居软实力榜首，法国以及德国紧随其后，而中国以30.7分排在软实力榜的第8位。中国的软实力主要得益于其跨国公司的发展与受瞩目程度、不断发展的旅游业以及其大学的迅速扩张与排名的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的比重不足4%，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这个调查是4年前做的，现在中国的软实力，也大致应是这个水平，并且，短时期内难有大的改变。中国软实力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还不匹配，中国无论是在制定国际规则和秩序，还是在国际危机的处理解决方面，发挥的影响力还有限，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还比较消极。中国文化产品存在吸引力不足、科技创新不足等问题。
北京大学 “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研究”课题组4年前曾进行了一项针对美、德、俄、日、印度五个大国的网络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文化要素、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要高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国家和中国人形象的认同。其中，对中国国家和中国人的形象的认同，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越是交往多的国家，对中国国家和中国人形象的认同度越低。这其中，除了政治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最近一些年，随着中国出国旅游的人数增多，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引起所到国家和地区的人的反感。这些人虽然是少数，但对中国人的形象影响很大。
宣晓伟：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后发国家（或非西方国家）在面临现代化带来的冲击时，都必然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什么是不可避免必须改变的，什么是一定要不惜代价保留的？”（布莱克）
不同的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社会脱胎换骨的需要，对自身的传统文化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取舍，或激进或保守。但是，文化的演变却有其自身的规律，不是像机器更换零件一样，可以随意调整摆弄，即使采取“全盘否定”的激进主义态度，也不能轻易地可以将自身的文化替换为他人的。事实上，中国文化当前遭遇的困境根本源自丢弃了自身传承数千年的文明传统、却又迟迟无法转变为他人传统的尴尬。尽管在物质层面，与传统社会相比，中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经常成为我们在所谓的文化软实力领域经常夸耀的资本；但是在制度层面，目前国家治理所遇到的困难，却在许多方面与传统时期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例如当前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建构上，面临着与传统帝国相似的基本困难 （参见周雪光，“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127页）。更为重要的是在观念层面尤其是终极价值诉求领域，由于正处在“破而难立”的状态，当今的中国人似乎正处在“六神无主”的时代，不仅找寻不到终极价值关怀，甚至丧失了对终极价值观念进行追问的兴趣和能力，只能回到世俗的物质层次寻求人生存在的意义，这同样成为了这个时代鲜明的文化特征。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党和国家已经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战略着眼点，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那么，文化软实力都包含哪些内容？
郭全中：文化软实力存在价值分层，一方面是意识形态领域或者是价值层面的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是文化产业层面的文化软实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软实力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文化创新的环境。开放、自由、包容的环境是文化茁壮成长的前提条件，而当前虽然国家层面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却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第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包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以及构建方式和途径。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已经初步提出，但是如何进一步精炼和贯彻落实都有待完善。第三，文化顶层制度的设计。包括文化管理体制、文化体制改革等。第四，对外传播能力体系建设。包括传播能力体系的战略规划、传播主体建设和传播策略。第五，全国统一的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其主要特点是有序、统一、竞争、开放，实体与虚拟有机结合。第六，文化产业发展。包括文化产业规划、文化市场主体建设、文化产业人才建设等。第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其主要特点是“均等化、标准化、现代化、治理性、综合性”。第八，文化人才建设。包括文化人才规划、文化人才环境、文化人才配套措施。
尚会鹏：“软实力”这个概念现在一般用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是近些年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就一个国家内部而言，很少用“软实力”这个词，而是用“综合国力”、“凝聚力”等表述。国际关系领域中“软实力”概念的定义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约瑟夫·奈）举例说，A国用武力征服了B国，这是硬实力。倘若不是用武力，而是通过传教、输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方式，改变了B国，这用的就是软实力。软实力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等几个方面。一国的文化、国内政治价值观与作为其贯彻与体现的政策和制度、外交政策以及国民素质和形象，是软实力的主要基础。
宣晓伟：我们可以从物质、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来理解广义的文化所包括的内容；物质层面就是一般所理解的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人们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无不体现出各自的文化特色；此外我们常常讨论的文化产业，其规模、效益和形式，也经常是在物质层面以各种各样的经济指标来显示。所谓的文化软实力，多被人们所关注和看重的，也是物质层面的因素，例如说好莱坞文化的影响大，就常用其影视产业的规模产值加以衡量。
在制度层面，是支撑人们衣食住行和社会运行的一整套体制机制的安排，一个国家采取怎样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无疑是深深受到其自身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体现其自身文化特色的。
在观念层面，文化体现为影响人们如何行动和社会如何运行的根本观念。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念不仅包括指导人们世俗层面如何生活的思想，更包括决定人们秉持何种终极价值诉求的理念。所谓终极价值诉求，就是指“人为何活着”这样终极关怀的问题。不同人们在不同的文化下，对终极价值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在最根本上决定着一个社会如何运行、人们如何生活；它也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来源。
从上述“物质、制度和理念”的理论框架来理解文化（和文化软实力）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治理所采取的具体技术、所推行的具体制度、所秉持的具体观念，都是深深受到这个国家自身文化的影响，脱离开文化来谈国家治理的改善，就会成为无木之本，无源之水。
文化建设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时报：习近平总书记讲“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那么，什么样的文化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传递正能量？
郭全中：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化建设作为“五位一体”建设当中的重要一环，无疑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什么样的文化能够更好地体现国家治理能力呢？
首先，创新性的文化。时代在不断变化，文化产品也要与时俱进。当然，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求我们的文化人才投身于伟大的实践中，以创新的意识，创造出反映时代特点的精品文化。
其次，真正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当前，在文化服务的提供方面，从人民群众实际需求出发的较少，尤其是从面向农村基层提供的文化服务的实际效果来看，广播电视村村通和文化广场项目效果较好，其它则普遍效果一般，根本原因在于提供的文化服务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不相匹配。任何文化产品要想真正起到引导人和教育人的作用，都必须切实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消费层次等实际情况，只有为他们提供他们喜闻乐见又能适度超前的文化服务才能得到他们的真正喜欢和欢迎，否则就必然遭遇“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下场。
第三，导向正确。文化产品毕竟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这就要求文化产品必须反映时代特征和人民呼声，必须客观。
中国经济时报：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必然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根本途径。当前，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需要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
郭全中：文化软实力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各部门、各方面齐心协力，才能真正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首先，打造创新、开放、包容的文化创新环境。我们现在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三个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信，这就要求主管部门和各个部门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以利多出精品、多出思想。
其次，进一步做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目前，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仍然难记，难以入心、入脑，为了使得核心价值观真正入脑、入心，成为人们自觉行动的准则，还需要进一步精炼。此外，在宣传贯彻核心价值观时，还应该采取人们更容易接受的途径和方法来落实。
第三，完善文化顶层制度设计。一是进行完善的价值分层，分清价值观层面的和政府文化层面的，分清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的层次采取不同的方式；二是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起真正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体制。
第四，建立起完善的对外传播能力体系。一是整合现有的对外传播资源，组建规模较大的传媒集团；二是对传媒集团进行市场化改造，使得其真正具备市场核心竞争力；三是变当前的“文化走出去”为“文化开放”，以避免给别人文化侵略的印象；四是在对外传播时，可以更多地使用民营市场主体的方式，以更好地使对方接受；五是以本土化的方式进行传播；六是国家进一步扶持。
第五，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文化市场体系建设。一是改变现在对文化多龙治水的管理方式，进一步整合政府职能部门，切实改变当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切实打破制约我国文化发展的区域化分割和行业化分割。二是加强市场执法，切实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侵权等行为。
第六，切实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一是制定好更完善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二是进一步深化文化企业改革，使得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主要措施包括文化资产监管体制改革、文化企业体制、机制改革、文化企业领导人任命制度改革等；三是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营造国有和民营同等的竞争环境；四是加快复合型、高素质的文化产业领军人才建设。
第七，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是在治理性方面：允许市场主体多元化平等参与；依法建设；提高政府服务能力。二是在开放性方面：服务对象的开放性；建设主体的开放性。三是创新性方面：体现在现代高科技手段的普遍运用；体现在服务内容的现代性。四是发展性方面：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水平应不断提高；体现在人民群众享受的基本文化权益不断发展。五是均等性方面：体现在财力均等；体现在城乡、地区、所有人群都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六是标准性方面：应体现为财政保障标准。可以设立这样的目标：到2020年，各级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得低于0.8％，每个农民享受到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不得低于20元；体现为财力、管理和服务的标准化。七是在综合性方面：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功能多样化；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应体现出协调性，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尚会鹏：根据我们的调查，对中国文化要素较为认同的，有中餐、中国功夫、杂技、书法、太极拳等。中国在海外的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仅仅停留在“餐馆兼武馆”的水平上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推动文化创新，发展文化产业，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贡献度。要加大文化传播力度，努力掌握国际话语权。还要对公民（尤其是出国旅游者）加强文明教育，改善中国人的形象等。
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要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中国是文明古国，有丰富的文明经验和文化底蕴。我们的这次调查也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传统价值观中，“仁”、“恕”、“和”价值观，得到上述五个国家被调查者的普遍认同。因此，可以认为，这些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将这三个价值观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会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
既然“软实力”概念主要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应当把我们文化传统中的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体现在我们与其他国家打交道上，这就需要发掘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资源，并参考西方文明经验以及现代国际秩序的理念，制定一套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外交价值观，作为我们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补充。有一套建立在我们传统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的外交价值观，能够为未来新的国际秩序提供我们的设计理念。至少，这样的外交价值观，会在具有共同文明基础的东亚国家中引起某种正面的回应和共鸣，提供某种文化上的凝聚力，缓和或减弱那些在现有国际秩序及原理下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总之，在传统中国文化价值观基础上制定一套中国外交价值观，可以成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一步。
宣晓伟：目前中国的文化界和思想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五四以来一直所秉持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倾向，保守主义思潮的力量不断增强，整个社会恢复传统文化的取向也逐渐显现，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同时要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
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对于自身的传统文化将更为自信和理性，从而跳出“全盘反传统主义”或“全盘恢复传统主义”的非黑即白的泥淖，对于“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什么是不可避免必须改变的，什么是一定要不惜代价保留的？”的根本问题，能有一个更好的回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提高文化软实力，并不意味着仅仅将文化作为一个物质层面的工具；真正的文化自信和软实力，根本来源于在超越层面上中国文化能否对整个世界文明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