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毛泽东等人面对的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却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就是在这种落后于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下，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创建了现代国家制度，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人民解放、民族团结和天下大治。36年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人面对的是一个因长年政治运动而致使多项制度遭破坏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领导人重建了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实现了经济起飞、社会进步和对外开放。之后，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中国领导人又不断完善与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使中国迅速崛起，全面开放，不断创新，终于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至今日，中国崛起已是不争事实，中国道路的成功发人深省。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其成功是否有迹可循？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回答。
中国道路优越于西方
中国道路优越于西方，这样的结论，不是任何“权威”能够擅自确定的；可以给出具有说服力答案的，唯有事实本身。事实是，当代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美国、欧盟的同时期相比较，中国的治理绩效最好、国家治理能力最强。
下面，以西方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为例，依据中美两国政府提出的施政方针，如中国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围绕六个维度来同时考查中国与美国政府的实际治理绩效。具体讲，就是比较两国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财政可持续性、扩大国民就业能力、改善社会保障能力、促进科技创新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安全和保障公民人身安全的能力。这些关键性指标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金量，更具可比较性，也更直观、更客观。最重要的是，这种比较能够经得起其他研究者的检验与核对。在这里，我们选择了2000-2012年期间两国的公开数据，对中国而言，还包括2013年的数据，由此作为依据，来评价中美两国政府的治理绩效。
这一段时期，对美国而言，是指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的两届任期和民主党奥巴马的一届多任期；对中国而言，包括三届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任期。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按200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2000-2012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1%，美国为1.8%；其中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0.4%，2009年又进一步下降至-3.1%，而同期中国仍保持在9.6%和9.2%（见图1）。如计入2013年的最新数据，中国仍然保持了7.7%的经济增长率，美国仅为1.9%；中国从2000至2013年的年均经济增幅为10.6%，美国仅为1.9%（见图1）。
从国民生产总值（GDP）情况看，根据IMF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0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为30.3%，到2012年已增加至79.4%（见图2），平均每年缩小4.1%。
从国民人均收入情况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从2000年的6.6%增长至2012年的17.9%。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美国国民人均收入相对中国的领先优势从15倍缩小到了5倍多。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打了两场战争，又制造并出口了一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而中国却牢牢把握并充分利用了战略机遇期，保持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为进一步全面超越美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是衡量一国财政可持续性水平进而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公布的资料，在2000-2012年间，美国一般性政府债务相对于GDP的比重从不足55%上升至近70%。这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紧密相关；小布什在任期结束前，又推动国会通过了“七千亿救市”计划，这一指标进一步攀升，到2012年已增至106.6%。相比之下，尽管中国一般性政府债务水平占GDP比重于2010年间陡增至近35%，但很快在2011年又回落至低于26%，2012年再下降至22%，接近2002年以来20%左右的平均水平（见图3）。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最大、最重要的治理绩效。根据中国的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十五”期间，城镇年新增就业人数为900万人，“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均为每年95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统计结果显示，从2001年到2013年，中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1.38亿人，201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1%。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不仅对扩大就业向人民作出了郑重承诺，也兑现了承诺（见表1）。
相比之下，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整个衰退期共损失800万个就业机会：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就净减少340万个。奥巴马2008年承诺在2011年前为美国民众新增250万个就业岗位，，2009年1月加码至400万个。承诺与实现值之间，存在740万的巨大差距。2012年的失业率为6.6%，高于中国4.1%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水平。
中国的基本社会保障取得更大成就
以医疗保险覆盖情况为例，在2001-2012年间，中国城乡无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从2001年的94.3%，大幅下降至2012年的1%；而同期美国无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2001年的13.5%升至2010年的16.3%，之后随着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通过才略有下降，回落至2012年的15.4%，但仍有4774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见图4）。
美国医疗开支存在占GDP比重过高、投入效率低的情况。从2000年到2012年，中国公用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从4.62%增至5.36%，累计增幅为0.84%；美国从5.74%增至2011年的8.28%，累计增幅2.54%，是中国的3倍。但尽管如此，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并未实现相应的显著增长。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7岁提高至78.49岁，平均每年增加0.124岁；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1.40岁增加到75.2岁，平均每年提高0.317岁，比美国高出0.193岁。这也反映了虽然美国医疗卫生开支世界最高，但由于社会不公平，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人口预期寿命。
中国的科研创新赶超势头强劲
在推动科研试验、促进技术与研发创新方面，中国表现出非常强劲的赶超美国势头。一方面是研发（R&D）投入增长情况，从2001到2012年，中国R&D投入占GDP比重从0.95%增至1.98%，增幅超过一倍，2013年又进一步增至2.09%；美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则基本没有增加，2011年水平仅比2001年高出0.08个百分点。不难发现，尽管2012年中国R&D投入占GDP比例与美国2011年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一差距已比2001年缩小了一半（见图5）。
另一方面是科研产出的情况（见表2）。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4年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和中国的国内专利申请量分别以5.2%和23.5%的年均增幅增长，其中中国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本国居民，美国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本国非居民。这表明：中国国内技术创新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善。从专利授予量看，2000年到2012年，美国和中国分别以4.0%和26.4%的年均幅度增长，中国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从8.29%提高到85.76%，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不久可能超过美国与日本。
美国长期自任“世界警察”，但其国内的社会秩序与安全水平堪忧。UNDP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将杀人犯罪率（每十万人中故意杀人犯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人身安全水平和社会综合指数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此指标来看，2004-2011年期间，中国为1.1（世界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组平均为2.1），美国为4.2，相当于中国的近4倍，死亡总数在1.3万人。可见，中国是世界上相当安全的国家。
上述中美治理绩效各项指标比较的实证分析表明：在2000-2012年间，中国已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之势。总体的对比形势是，美国在相对退步，中国在相对进步。
这种比较，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创新，也显示了中国独特的道路优势。所以，中国人不要害怕国际比较，应打破长期以来对西方的“盲目迷信”，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确实在有些方面还需要学习西方的长处，但这种学习不是“邯郸学步”，一味模仿别人，而应该是 “迎头而上”、“后来居上”，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能够超越西方。
那么，上述21世纪最初的十余年间，中美国家治理绩效存在明显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今天的中国道路，是在毛泽东时代的基础上，通过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最终确立，逐步完善起来的。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设想：“如果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30年（时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之长。”形象地讲，前者是铲除旧中国的地基（指旧制度），后者是建立新中国的地基（指新制度）。毛泽东是新中国新制度的创意者、创建者。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等有形或无形的一整套新制度，不仅实现了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根本转变，而且也超越了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还超越了被视为最好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以强有力的制度创建，开启了中国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用极短的时间彻底终结了20世纪上半叶长达50年的旧中国山头林立、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
文革结束后，中国曾面临三条道路的选择。
一条是老路：“按过去方针办”，即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路线的“两个凡是”，继续走传统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
一条是邪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模仿和转向“西方之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受到严重挫折，所以主张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放弃“共产党领导”的原则，放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公开拒绝了社会上极少数人主张走资本主义的邪路，避免了后来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大转轨”中所发生的“大崩溃”、“大解体”、“大衰落”。
一条是新路：由邓小平独辟蹊径开创的“中国之路”，换言之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方向下，以渐进改革方式，对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主动对外全面开放，创新式开辟了一条中国发展的新路。对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而言，这条新路，既是最适宜的，也是最稳妥的。这条新路，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就是人间正道，就是中国崛起之路。
这样一条中国道路，形成了鲜明的自我特征。这种特征可以称之为“1+1>1”，它指的是一种能够兼收并蓄、取各家之长、行中道而非走极端的发展方式。具体表现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在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关系上，“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
“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
在一个社会中，政府与市场是存在其中的两个主要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单纯依靠政府一种“无所不能”，或者单纯依靠市场一种“万能药”，都是无法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我们既要了解两者之间的不同方面、不同作用、不同优劣，又要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的对立方面还可以转化为统一方面。这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唯物辩证法。
如果把一个经济体比作一个人体，那么有政府和市场的“两只手”，比只有“一只手”好。历史经验也表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不是简单地从“一只手（计划）”转向“另一只手（市场）”，砍断一只真手，安装一只假手（所谓“坏市场”）；而是转向了“两只手”，调整政府之手（转变职能），扶植市场之手（放开并培育市场），建立并完善混合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两只手”的优势，也注意避免“两只手”的劣势。在明确政府之手是服务于市场之手的基础上，更要认识到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同地区也有着自己不同的特点。在有些地区市场发育不够完全，政府的作用可能多一点，也是适当的；但如果政府过度干预或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可能就有问题了。怎样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度，是一门重要的政治艺术和治理艺术。两者并行不悖。
正是在这两大互有联系、又互有区别的发展脉络中，要求我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既用好市场的“无形之手”，又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
那么，如何用好这“两只手”呢？大体上有两大原则。
一是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各发所长。市场之手在资源配置、有效竞争、激励创新、以价格杠杆调节供需方面，具有极强作用。但另一方面，在资本逐利性的推动下，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市场主体极端追求个人利益也会对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乃至环境利益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在一些领域，必须管住市场的“掠夺之手”。而政府之手在组织有效市场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基础设施的硬件投资和对公共卫生、教育、知识、信息的软件投资，促进各类市场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宏观调控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保障民生，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遏制地区发展差距。但另一方面，政府也存在过度干预市场、从政府主体出发、获取或掠夺经济利益的冲动。因此必须要让这“两只手”在应该发挥的领域展其所长，在不应涉足的领域避其所短。
二是以透明公开的秩序监督“有形之手”，保障“无形之手”。对于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都需要以公开透明的秩序管理进行监督，即以制度的手段约束“两只手”。只有通过可预见的公平制度，才能够使“两只手”都在阳光下运作，避免潜规则破坏既有的良性局面。
总之，我们应当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两只手”要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两只手都要硬，两只手都要活”。“两只手都要硬”，是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加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都要活”，是活而不乱，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使之产生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时避免或减少各自的劣势，也有相互制衡、相互对冲、相互抵消的意思。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所印证的卓有成效的中国经济治理经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
从中国的经济所有制发展实践看，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前30年，是从新民主主义的混合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当时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但是用“一条腿走路”还是走不远，也走不下去。
后30年，中国经济改革迅速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所有制，形成公有制、私有制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新格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有序发展”，这就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不同经济成分共存、齐头并进的混合经济结构。这一结构，如同中国这个“东方巨人”的“两条腿走路”。
“东方巨人”的“两条腿走路”，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公有制经济的“一条腿”，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主要基于私有经济的“一条腿”；还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即通过对国有企业私有化，锯掉“这只腿”，安装一只“假腿”（所谓“私人寡头”）。中国是通过改革医治国有企业“这只腿”，大力扶植民营经济，形成“两条腿”走路，这就要大大优于“一条腿”走路，走得稳、走得快、走得长远。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新的里程碑，中国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必将进一步完善、成熟；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质量在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组成结构基础之上，必将进一步壮大和提升。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还要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做活、做精、做细”，使“两条腿”都很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中国将形成一个混合经济的良好发展模式。
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大大超过美国和27国组成的欧盟。据统计，欧盟有2070万家中小企业，美国有500万家中小企业，而中国实有企业超过了15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4400万家，总计有近6000万家中小企业。因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企业家创业、创新、创造的时代。他们既是创造中国GDP的主体，也是创造新增就业的主体；既是创新技术发明的主体，也是创新各种财富的主体。衡量一个企业的好坏，不能从所有制类型去判断。好企业与坏企业划分的标准十分简单明了，这包括：一是技术创新企业与假冒伪劣企业；二是诚信企业与欺诈企业；三是“绿猫”企业与“黑猫”企业；四是劳资两利企业与劳资冲突企业；五是社会责任企业与社会失责企业；六是基业长青企业与昙花一现企业。凡是满足了前五个好企业条件的企业，就会成为基业长青企业，反之就是昙花一现企业。
“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
自秦始皇建政以来，中国的大一统制度已经绵延两千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制度和央地格局，既具有承继于古代中国“华夏一家”的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又不同于古代中国“以一人治天下”的君主专制，而是一个现代政党领导下的新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有机结合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这个“东方巨人”，是靠“两个积极性”来治理国家和地方的。中国是世界上实行单一制的13亿人口大国，基本行政架构为“条”“块”并存、以“块”为主。这就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面临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的局面。解决“两个不对称”，需要不断改革，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大幅度降低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这“两个成本”；要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实质，是实行“激励相容”原则，有效地解决全国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使两者的目标函数一致性并且最大化。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分工，总体上形成中央决策、国家规划、部门指导、省级政府负总责、地市级和县市级政府实施的分工合作体系和激励相容机制。既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又可以发挥地方的创造性。中央要相信地方，依靠地方办事，支持地方创新，帮助地方纠错，指导地方发展。
变革是道路成功得以延续的唯一途径
中国道路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兼顾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国家治理需要相因应。
实际上，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非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或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一个不断成熟、不断定型的变迁过程。譬如五年规划，从早期党的领导人个人直接主持规划编制工作，到改革开放后先由中共中央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五年规划编制的建议，指导国务院编制规划，再到“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编制过程中更多地吸收专家学者的专业研究成果、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其决策机制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从相对较低转变为相对较高；其内容也从经济指令计划向发展战略规划、从经济计划向全面发展规划、从微观干预领域向宏观调控领域、从经济指标为主向公共服务指标为主转型。正是因为有了在治理实践中的不断学习、不断调适、不断变革，中国治理体系才能够以主动的制度变迁，成功应对发展环境变迁、发展阶段变迁所带来的挑战。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不难发现，变革是制度生命力得以延续的唯一途径。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同样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无论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先驱者还是后来者，都需要坚持自我完善、革除制弊，才能顺应时局变革，再建造福于民的新功。
我们完全有理由坚定对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信、对中国道路的自信。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苏联迷信”要破除，“美国迷信”也要破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打破迷信、探寻新路的历史。未来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要继续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以更具竞争力的国家治理机制和更具说服力的国家治理绩效，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增进全人类的福祉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