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澳大利亚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指出“与我们的一些欧洲朋友之间存在哲学差异，”接着敦促欧洲花更大力气提振其长期萎靡不振的增长率。如此用词令人震惊，也凸显出欧洲探寻走出经济萎靡之路的艰难。
加拿大财政部长乔·奥利佛（Joe Oliver）也加入了要求欧洲财政扩张的行列——欧洲央行内部似乎也有一些人支持这一立场。事实上，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支持依靠德国等财政较坚挺的国家提高支出。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贝努特·寇尔（Benoit Coeure）及其前同事、现德国劳动部副部长耶格·阿斯缪森（Jörg Asmussen）最近指出，德国应该“利用其现有空间采取措施促进投资、降低工人的税收负担。”
事实上，世界上大部分人认为德国应该采取更为扩张的财政政策。根据这一观点，紧缩是反生产的，因为它带来了让长期财政整合更加困难的减速和衰退。
但德国人——以及一些其他北欧国家的人，可能还有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仍有所保留。他们认为响应刺激要求只能导致更多的刺激要求，形成一个彼此强化的分肥动态，一切财政整合观点都会被排除在外。
刺激与紧缩之争由来已久。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时不时要求德国和日本要充当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但是，直到最近，这一分歧都是从利益而非“哲学”角度出发的。美国人希望为其商品创造更高需求和更高价格；而德国人和日本人想捍卫出口行业。
正如卢的最近讲话所表明的，今天的问题来自对立双方信念体系的根深蒂固的分歧，关于公平和责任的意识形态问题压倒了关于什么是对所有人最好的前进道路的务实讨论。历史学家罗伯特·卡甘（Robert Kagan）在2002年指出，美国人和欧洲人不但世界观不同；所处的世界也完全不一样。
哲学差异极难调和。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斗争了上千年，康德学派和功利主义学派也针锋相对了几百年。
如此深刻的理论冲突会产生现实世界后果，它们阻碍危机局面下的建设性争论和合作行动。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根本性意识形态分歧影响了十多年来的全球政治。
现代政治进程和结构十分不利于协调——更不用说和解了——哲学争议。民主制度的产生就是为了让竞争的各利益方达成交易，议会就是专门用来寻找正确的让步组合以便在总体可接受的方案上形成一致。类似地，二十国集团等国际论坛之所以存在，也正是为了说服大量截然不同的国家为了共同的经济、政治或安全利益而将哲学问题抛在一边。
哲学并不只是在这里或那里稍稍退让几步，对难点进行模糊化处理以使最后一切都能通过。你可以想象一下要求康德学派给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添加一点功利主义。
当然，解决哲学争论也不是不可能的。通过正式辩论克服这些困难是前现代的标准做法。在十六世纪初，德国贵族试图解决新教改革家带来的哲学挑战，他们的办法是把马丁·路德请进争论，与最著名的正统天主教神学家约翰·艾克（Johannes Eck）辩论。
这种办法在现代难以看到踪迹，但1944年联合国布雷顿森林货币和金融会议庶几接近于此。通过系统性地引入与建立可行国际体系相关的经济问题，专家们创立了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央银行已开始模仿中世纪哲学学派，用讨论而不仅是政策本身解决作为政策决定基础的问题。比如，欧洲央行正在展开争论以决定在何种条件下偏离财政正统或许有利于长期稳定。这一争论如何收场可能会决定一种新型的国际合作。
如今，大西洋两岸的政策进程都陷入了停滞，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已经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创新，寻找可以促进和保持经济复苏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欧洲央行正在重塑自己的身份，试图成为新思想和哲学综合的催化器。
但中央银行的最高政策真理仲裁者的新角色充满了风险。由于从它们的纠纷和分析中产生的解决方案是技术官僚——而非民主——进程的产物，因此可能引起民粹主义者的抵制。
此外，中央银行所产生的政策方针可能太过复杂，彼此联系太深，无法有效运行。特别是，让扩张性政策取决于一系列微观经济改革的实施的做法颇有问题。要是将财政退路和结构性改革的复杂关系中只实现了一部分，其结果可能令人失望——甚至令生产倒退。到那时，旧哲学争论可能会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