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国地缘政治——陆权、海权的变局与平衡
导语
地缘战略是类似“搭积木”的学问，使国家间的版图搭配有利于和平的主体构建。和平的前提是主体和平，这个主体在亚洲就是中国。中国稳，则亚洲稳，稳定的主体才能产生地区和平。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亚洲出现大变局，东北亚分裂、南亚分裂，只有中国大陆南北统一，由此看，目前亚洲围绕中国大板块的地缘政治客观上将中国推到亚洲政治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地区板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也使亚洲避免了欧洲对称型破碎带来的无限内耗的恶果。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政治和经济的结论首先受到陆块分布和地形性质的限制和约束。这一切都是基本的、不变的要素，遇到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将是决定国际间和洲际间关系的条件。”①研究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国地缘政治，首先要搞清这一地区的“陆块分布和地形性质”。
总体而言,由近代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版图破碎化是印度洋周边、尤其是印度洋北岸国家的重要特点。印度洋北岸可分东北和西北两向。东北面是亚洲板块，西北面是欧洲板块。欧亚板块的地缘政治的总体特点是二者虽面积悬殊，但国家数量接近②，其整合程度形成鲜明反差：亚洲板块的特点是中心国家巨大、四周国家碎小，中国是亚洲的主体和中心，破碎地带发生在中国周边，周边与中心国家间不对称破碎特征明显；欧洲则是中间国家碎小（如瑞士、奥地利、卢森堡、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梵蒂冈等），四周国家较大（如西班牙、法国、德国及东欧诸国），国家间对称型破碎特征明显。在两大板块中间的正北面，是麦金德说的欧亚“心脏地带”的核心地带。在南亚和西亚，分布着以印度和伊朗为重心的次区域国家群。它们分别围绕印度和伊朗形成不对称破碎地带。但比较而言，中国、印度、伊朗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关系及在此基础上的整合程度由东向西逐次递减。所有这些区域中心又围绕中国并与中国形成不对称关系。亚欧地理板块的这些基本特征，是我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最基本参照。
俄罗斯和英国在大陆均势中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
在欧亚大陆板块北面，还有一个既难以融入欧亚又有较强介入能力的国家，这就是俄罗斯。在欧洲或亚洲地区平衡被新崛起的力量打破的时候，俄罗斯总是起着平衡杠杆的作用。比如在近现代拿破仑、希特勒打破欧洲平衡和日本打破亚洲平衡的时候，俄罗斯往往担当着“最终裁判”的角色，俄国的最后临门一脚，往往决定着全局的胜败。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提醒美国政府战后注意苏联的这一特殊作用，他写道：“假如中国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又被完全消灭，则远东的支配势力将无疑地是中国。北方的俄国势力将是大陆上对中国地位的唯一平衡。”③“俄国将是大陆上最强大的陆上势力，有它作为盟国，对于英美两国都是有利的。其实，只要它自己不打算在欧洲边缘地区树立霸权，苏联将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④基辛格对俄国这种地缘政治优势不无羡慕地评价说：“要不是俄国，拿破仑与希特勒几乎笃定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因此俄罗斯对欧洲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均势的威胁，又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对均势很重要但又不完全属于均势。”⑤
与俄罗斯陆权平衡杠杆相对应的是英国，英国自从占领印度后，便在印度洋扮演起通过海权平衡欧洲地区和亚洲地区的角色。马汉在1900年写的《亚洲的问题》一书中说：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具备诱人的便利条件。同样的活动也可在大陆的另一端进行，俄国在跨过满洲直抵旅顺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于是，在东西两端，俄国都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的热情，它的表现不是时有时无，而是轻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则与种族本能，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对上述地区之内的俄国行为及其在不同地段间的相互呼应进行干涉。就自然与政治境况而言，上述地带的漫长并非俄国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并不能被击碎。如果确实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⑥
与此相对应，英国也借助印度担负起遏制俄国和平衡欧亚大陆的战略力量。马汉说：
北和南在逻辑上是相对的，所以可以推测，和俄国从北边进行的扩张相对应的是来自分割线以南的扩张。……印度由于距离和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⑦
本质上，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像陆上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⑧
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不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为是以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防御或进攻行为也以此为基础。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崛起，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推进了马汉和麦金德的学说，提出陆缘地带（亦称“边缘地带”）理论。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中，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过分夸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作用。实际上，包围着心脏地带的外缘大陆地带（如中国、印度、巴尔干、法国等）拥有大量的人口、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而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自然环境比较严酷，人口稀少。因此，他认为主宰世界的关键地区不在心脏地带。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的那句战略名言提出挑战，他说：
这个帝国（苏联——笔者注）在寻求通往海上的途径时，在19世纪发现它的出路被扩张到欧亚沿海地区的不列颠海上势力所拦住。不列颠帝国的地位建立在从海上包围欧亚大陆的基础上，这种包围是由它的海军控制着周围海道来维持的。这种地位可以由于大陆沿海地区出现一个竞争的海上势力或由俄国的陆地实力侵入到沿海地区而受到威胁。
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俄国，或者是大不列颠同俄国一道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区的强国。麦金德的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全世界”，是错误的。如果旧世界的强权政治需要一个口号的话，就必须是：“谁支配着边缘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⑩
值得注意的是，与麦金德不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不仅看到俄国与海洋国家矛盾的一面，也看到可以合作的一面，他认为海洋国家可以借助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两端的平衡作用，并主张美国和英国两个海上边缘国家联合位于陆上“边缘地带”的苏联共同维护战后世界和平，认为“为了获得大陆的支援以对抗边缘地区势力的威胁，与大陆心脏地带的俄国势力结成联盟是明智的”。11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学》结尾时更是强调：
目前，我们正期待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的和平。由于地理因素继续在起作用，所以根本问题仍然没有改变。欧亚大陆上的均势是我们目前作战的目标之一，建立和维持这种均势将是我们在战争胜利后的目标。所以，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仍要继续同那些设法阻止边缘地区结成一体的强国合作。世界其他两个巨大的强国——俄国和大不列颠——也会感到他们的安全由于欧洲和亚洲建立了某一个霸权而受到威胁。因此，这三个国家可以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既然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单独地和孤立地对抗世界的其余部分，那么它们的合作将有利于它们自己的最大利益。12
只有地区破碎才能出现“均势”，斯皮克曼所谓的“均势”，其实就是多个力量对等的对手在相互牵制中动弹不得；而只有借助环绕于欧亚大陆的英国、苏联等边缘大国的力量并与其建立联盟，美国才能达此目的，这是与麦金德理论不同的地方。麦金德理论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而斯皮克曼理论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合作成功解决世界难题后的理论总结。
“均势”理论对世界版图的影响
为什么欧洲从意大利和德意志南北交界的中间区域开始破碎？这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教二元冲突历史有关。公元3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衰落后的欧洲迅速兴起，依托意大利，在欧洲世俗王权之外形成了另一个政权实体。与世俗王权一样，它也有完整的税收、法庭、军队和领土主权权利。由此便形成了与世俗王权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就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的交界区域，南北双方相互通过肢解对方领土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样便在这一区域形成“破碎基因”，并由此扩张为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
这一特征让英国大获其利并因此主导了世界近代史：英国从教皇那学会了用肢解版图或者制造“均势”打击对手国家、控制欧洲继而主导世界的策略。海权理论的先驱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说：“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13
但是，破碎并不是欧洲版图的原貌。欧洲在罗马时期的整合程度甚至比同期的中国还高。罗马从建立共和政体到西罗马帝国476年灭亡的九百多年间，欧洲基本保持在罗马法统之中，罗马控制着包括地中海在内的欧洲主要地区；而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从战国到隋朝的历史，其间不知有多少个法统，也不知有多少次破碎，并且都是对称型破碎。有意思的是，在隋之后，欧洲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国曾出现的“五胡乱华”的情势在欧洲重演：中国版图越来越大，统一性越来越强，而同期的欧洲却越来越破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欧洲有了政教二元冲突，基督教与欧洲王权的争夺太激烈了。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形象地比喻道：“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14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为什么要打倒教权，支持王权，就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欧洲二元对立导致的地区破碎带来的危害。他们赞扬中国的原因，也是因为中国的统一性。文艺复兴时伟大的思想家阿利盖利·但丁预见到这一结局，他在《论世界帝国》一书中说：“一个内部互相攻讦的王国必遭毁灭。15”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得干脆简洁：“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16”汤因比与但丁生活年代虽相差654年，但后者所说的话几乎就是前者的同义反复。
中国革命的胜利阻止了亚洲地缘政治欧洲化的进程
近代以来，西方人来到远东后，其目光便盯上中国。他们知道，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因中国太大而无法征服，于是，将中国版图进行欧洲式的改造就成了他们思考的重点。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早就提醒西方列强注意这一点，他在论述完长江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后说：
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17
显然，长江是中国南北之间的地理中线。如果国家版图从长江开始分裂的话，中国继而亚洲大陆就会像欧洲那样出现对称型破碎：先从中心两端（如云贵和江浙地区）分崩，然后再从中间（武汉地区）离析并导致中国出现欧洲式对称型破碎。如果中国分裂，亚洲的整合就永无希望。
如果不能分裂中国，那削弱亚洲的方法就是在中国之外鼓动形成可与中国抗衡的政治力量，并由此构成与中国对称的大板块。试想当年越南如果兼并了柬埔寨和老挝，在东南亚形成一个大板块——这相当于西班牙；再试想此前如果日本把东北从中国版图割裂出去，在东北亚形成另一个大板块——这相当于德国，那样的话，中国在亚洲就将面临类似法国在欧洲的形势了。如果按物理学“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则，这三个对等“矢量”的对冲就会大大降低亚洲的合力。若果真如此，欧洲843年后的破碎形势就会降临亚洲，亚洲的前途和希望也将因此而蒙上阴影。
欧亚历史比较说明，大一统产生的更多是正能量，而破碎产生的多是内耗式负能量。进入中世纪后的欧洲版图长期保持着破碎、尤其是对称型破碎性质，欧洲也因此失去了很多机会。欧洲的内耗使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了国家统一，并在此前后从法国及俄罗斯手中购得了路易斯安那（1803年）和阿拉斯加（1867年）。1900年，欧洲扩张已覆盖远东并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但在1914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的西方殖民势力为此撤回欧洲参加战争，这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崛起、推翻了清王朝并成功地进行了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
同样的道理，西方人要击败中国的前提也是让中国回到与欧洲大陆相同的破碎版图，至少也要让中国回到“五胡乱华”的时代。日本人就是这样，20世纪30、40年代，它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剥离出若干个傀儡政权。抗战胜利后，苏联和美国又背着中国搞了个“雅尔塔秘密协定”，要将中国一分为二。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并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她回忆说：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18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断然过江，将中国统一起来了。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忏悔，他说：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9
事实确实如此。如果当时中国不管是以长城还是以长江为线被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什么都不要谈了，甚至到汶川救灾都去不了，因为还不知这中间要越过多少个“国家”，需办多少“签证”。
1948年，美国和苏联在分割完欧洲后便将注意力转向中国，他们都以不同形式支持国共划江而治。当时，朝鲜半岛已经一分为二了，印度版图也分出一个巴基斯坦，都算是所谓“和平样板”。美苏也诱使中国走朝鲜和印度的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没有走他们的路，我们今天才有了一个有大版图的完整国家。这对我们的未来是基础性的地缘政治资源，有了这个资源，中国未来的其他问题就好解决多了。正如毛泽东建国不久就告诉我们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20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亚洲出现大变局，东北亚分裂、南亚分裂，只有中国大陆南北统一，由此看，目前亚洲围绕中国大板块的地缘政治不对称破碎造型，既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插手干涉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道自觉奋斗争取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国人民、亚洲人民的奋斗，今天亚洲版图就很可能像欧洲那样看起来象是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21
结构决定性质，骨架子若散了，就只有任人欺侮。中国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不仅对中南半岛的和平、而且对整个亚洲的和平是有大贡献的。前一段时间，西哈努克去世时中国高规格出席柬埔寨举办的悼念活动，说明中国非常重视柬埔寨的战略地位，将其看作是保障中南半岛和平的支点力量。
欧洲崛起并扩张到远东后，包括印度在内的印度洋地带和中国的周边地带都被欧洲殖民者人为地粉碎了，这样的后果对于这些国家和人民都是不幸的，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它造成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不对称破碎地缘政治形势，这客观上将中国推到亚洲政治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地区板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也使亚洲避免了欧洲对称型破碎带来的无限内耗的恶果。
地缘战略是类似“搭积木”的学问，使国家间的版图搭配有利于和平的主体构建。和平的前提是主体和平，这个主体在亚洲就是中国。中国稳，则亚洲稳，稳定的主体才能产生地区和平。不然就不能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率先在欧洲爆发。国际政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学习地缘政治，要抓住关键点。没有关键点，就没有主要矛盾，就没有政治。毛泽东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22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将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23
印度是西方亚洲殖民政策的牺牲品
有的同志会说，看看地图，印度、埃及也都是大国。但此大国非彼大国也。
大家知道，英国人到印度之前，印度就是非常破碎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地方割据势力把持和分割着国家政治。1857年英国占领印度后，为了长期控制印度洋的需要，印度各地才被英国统治强行粘合起来的。英国人那个时候不得了：1840年打败了中国，1857年同时向中国、印度开战，这前后还发动了三场试图征服但最终失败了的阿富汗战争。
英国为了控制印度洋，需要一个大板块的印度，为了实现长期控制，在给它缝了一张完整的大“皮”后又将印度（埃及也是一样）的骨胳、内脏和灵魂都拍碎了。
首先，民族的统一灵魂碎了。印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神庙特别多，神多民弱，民弱国弱，只有具备统一文化和精神的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强大。在印度，所有制复杂、种族复杂，这都是英国人有意识以“民主”“多元”“包容”的名义保留下来的。其实，美国民族问题最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防止德国人窃听，美国军方甚至曾用印第安语通电。但美国从来不强调这些，只说他们是一个民族，说的是一种语言即英语。西方人赠给印度的桂冠是“种族博物馆”，可对本国同类现象却从不加以渲染。他们不仅不鼓励而且是尽量减少和弱化本国民族的多样性发展。“美国的语言教育，尤其是针对移民的语言教育发展所诠释的是‘同一面旗帜，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国家’的理念。”24英国人在削弱印度人的民族统一性、强化以英国为中心的殖民性的同时，还力图削蚀印度民族的战斗性。英国人推出甘地，封甘地“圣雄”称号。甘地确实有许多好的思想，但英国人则重点突出其“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如果大家还以为这是偶然的巧合，那请不妨再关注一下同期英国人统治下的南非和英国人推出的曼德拉。曼德拉也被封为“和平斗士”，英国人对这些“斗士”经过无害化处理后，便对压迫者有了既好看又实用的作用，但对被压迫者而言，他们就成了有害的精神鸦片了。2000年笔者去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校内各系前贴满了“大字报”，被挑起的种族问题越来越复杂，什么事情都干不下去。加上印度不像中国经历过彻底的社会革命，独立后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为独立后的尼赫鲁政府照单全收，尼赫鲁接到手中的是一个谁也动不了、什么也不能动的“复杂”国家。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将印度统一民族的骨胳、内脏和灵魂都拍碎后完成的：从封建的、殖民主义的到独立后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意识形态全被保留且不可动摇。尼赫鲁在英国的支持下和平取得政权并使印度获得独立，这样的结果有一个好处就是革命成本低，但后遗症也很大，就是谁都得罪不起，巨量的私有权保留了下来，治理成本极大。这样对印度来说，所有制越复杂，产权越明晰越细致，历史包袱越重，国家就越发展不动，越容易被人操纵。25
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不同，印度独立后其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双向循环过程要经历很复杂的利润或利益的所有制分割。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庞杂的私有产权偿付大量租金，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事倍功半：钱投资到生产中，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者的产权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个以马哈拉诺比斯为首的委员会，要求调查印度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1964年2月，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指出：“计划经济的执行造成了印度工业中大公司的增长。公营机构如工业金融公司、国家工业发展公司等提供的贷款促使印度工业中私营部分，特别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长。”261964年4月，印度政府再次指定一个以最高法院法官Ｋ.C.达斯·古普塔为首的垄断调查委员会。次年10月，委员会提出报告并得出结论：70家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其中包括16家外资控制的垄断财团）在工业垄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70家垄断财团共垄断588种产品，占调查的产品总数（1298种）的45.1%。其中占首位的是塔塔财团，其次是比尔拉财团，再次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英资控制）、萨拉巴伊财团等。委员会通过对2259家印度主要公司的所有权分析，初步确定了印度经济中带有垄断性的83个企业集团。又把其中总资产超过5000万卢比的75个集团列为最大的垄断财团。这75家财团总共控制了1536家公司，其全部资产为260.595亿卢比，全部实收资本约为64.632亿卢比。它们在印度25661家全部私营公司总产（555.15亿卢比）中占46.94%，在实收资本总额（146.54亿卢比）中占44.1%27。最后，委员会得出结论指出，印度政府为国家迅速建立工业化制订的计划经济“被证明是导致（经济）进一步集中的一个令人信服的因素”。28私人垄断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劳动成果日益为私人企业所截流甚至垄断。
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是由不同性质的社会革命造成的不同发展结果的根本性的原因。中国独立自主的社会革命的成功使其可以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打破封建和官僚买办的剥削生产关系。“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29.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基本消灭。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只剩下最简单的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依靠复杂的产权关系寄生于社会生产之间阻碍社会劳动成果直接反哺社会劳动者的产权交易费用基本消除，农民债务更是不复存在。在彻底废除劳动与劳动成果之间的剥削环节后，劳动成果得以直接反哺劳动者和用于国家基本建设的安排。
印度土改始于1953年，这一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土改委员会，由计划委员会成员和内务部长、粮食部长组成，作为土改指导机构。土地改革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消除土地所有制结构中阻碍农业生产的因素；二是使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直接与劳动者结合，创造条件使农业经济实现高效高产。土改内容包括三方面，分两阶段实施。与中国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注意到但无法解决农工问题的原因相似，尼赫鲁国大党也看到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对于印度的未来具有关键的意义。30但是，由于国大党本身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以及由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占据的议会席位形成的对尼赫鲁政府的制约，这使国大党政府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设计，也无法实现。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是建立在封建官僚买办的支持之上，即使早就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也无法在中国大陆进行彻底有效的土地革命，与此同理，印度国大党推行土地改革30余年，最终不得不以“具有雷鸣般的热情”开始，而以“没精打采”的结局告终。31
我们看到，正是发生在建国之初的由不同的社会革命导致的不同的资源“初始配置”即“土地改革”模式，铸定了印度──相对于中国而言──先天不足的“经济胚胎”，这种“经济胚胎”的先天的和致命的病因在于国家经济基础即民族市场在其中得不到充足的利润反哺，并因此不能形成充足的支撑经济发展的购买力。正是由尼赫鲁土改“豆腐渣”工程在印度国家生命体中注入的先天特性的“病因”，致使印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落伍于中国。
笔者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在拙著《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一书中，曾对印度的未来前景作出的评估，与尼赫鲁“销声匿迹”的预言相近似。现转录于下：
1．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官员。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了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50多年的痛苦挣扎性选择，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2．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与中国比较，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3．但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32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4．最后，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33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34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
理解这些，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尼赫鲁对印度未来出现“销声匿迹”的可能如此担忧。
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这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统一性的认识。37“贫”字在中国文化中与“弱”相联，贫，非不富矣，“分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没希望了，这是中国人的整体认识论。目前中国的一些所谓“普世派”想将中国改造成小国寡民，像瑞士那样的国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国的灾难。君不见欧洲中世纪的内耗到了何种程度，版图变化就像五彩斑斓的破画布。欧洲人现在意识到这一点了，其统一速度在加快，其整体性加强了；而在中国和印度，西方人却鼓动那些不靠谱的“公知”们诱导他们的国家走欧洲曾走过并带来巨大灾难的“威斯特伐利亚”38老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与中国战国时期至少名义上还有周天子共主的情形相似，欧洲大陆当时至少名义上还在“神圣罗马帝国”法统下，之后即变成几十个拥有对等主权且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中国因秦王朝的建立避免了这一结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中世纪欧洲至少是形式上存在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制度性原因。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只看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但没有看到它也是近世以来西方动乱的温床。此后欧洲国家间可以不顾以往类似中国战国时期的那种哪怕只是情面上的宗法维系而理直气壮地发动战争——这些战争最后将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推向印度洋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霸权。
印度洋将把美国拖入战略困局
尼克松曾为美利坚民族作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径直变成了脱离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合乎逻辑地将美国开战方向引向印度洋北岸地区尤其是波斯湾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
对印度洋的掌控的深度，今天美国——尽管渴望有增无减——远不如当年英国。原因是当年的英国是工业国家，而今天美国是个由华尔街统治的金融国家。今天的美国已没有自己的工业了。实体经济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和农业是国家的“肾脏”，美国汽车工业城底特律的倒台说明美国得了“肾衰竭”，美国的肾被华尔街大亨们摘了。没有“肾”就不能造自己的“血”，这就是国家金融。今天美国金融的主人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华尔街金融寡头。“肾”都没了，能走多远？奥巴马不愿再打叙利亚，因为美国实在打不动了。但华尔街不同意，于是他可能受一百年前那位智利公使说的“各国国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要事情做不成”39这句话的启发，推说要由国会批准，这让华尔街不高兴，华尔街的美元得靠中东石油撑着，既然白宫战略东移拿不下中国，那奥巴马就还得返回去拿石油。奥巴马若不打叙利亚，那华尔街就不给“发工资”，很快美国白宫便遇上“财政悬崖”，行政各部也随即关门；奥巴马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都没钱参加。所以说今天的美国真的不能与当年的英国比。垂死的人，会更疯狂、更残忍、更凶恶；就美国而言，对第三世界尤其是位于印度洋的第三世界国家更具危险性。
注释：
1、3、4、10、11、12［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8、100、106～107、78、103、112页。
2、根据黄秀莲、沈文轩主编《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提供的资料统计，亚洲共计49国，面积4400万平方千米；欧洲45国，面积1016万平方千米。
5、［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21～122页。
6～9、13、17［美］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216～217、218、218～219、219、171、235页。
14、21［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15、［意］阿利盖利·但丁：《论世界帝国》，朱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页。
16、［英］阿诺德·汤因比、［英］萨默维尔编：《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61页。
18、《“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雷洁琼访谈录》，《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19、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49～950页。
20、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3页。
22、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1页。
23、《越南眼中的中美抉择：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http://news.ynet.com/world/view.jsp?oid=69772619。
24、孙渝红博士论文：《语言教育与国家战略》，学位授予单位：西南大学，学位授予年份：2009，分类号：H09；DOI：CNKI:CDMD:1.2009.198012。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635-2009198012.htm。
25、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
26、印度教育部：《印度国际报告》，第3卷“经济结构和活动”，第502～521页。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北京：时事出版社，1984年，第44～45页。
27、资料来源：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北京：时事出版社，1984年，第45～46页。
28、《垄断调查委员会1965年报告》，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北京：时事出版社，1984年，第47页。
29、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0页。
30、1936年4月印度国大党在勒克瑙召开的第四十届年会上提出了一项土地纲领，认为“国家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农民惊人的贫穷、失业和债务，这些基本上是由于过时的和压迫的地权制度和田赋制度，而近几年来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又加剧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必然包括清除英帝国主义的剥削、彻底改变地权和田赋制度，以及国家承认有向农村失业群众提供工作的义务。”1945年9月、11月，国大党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开会讨论土地问题，还提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合作社”和“取消国家和实际耕种者之间各类中间人地主”的土改方针，指出：“必须组织合作社来耕种开垦的荒地和由国家征收的其他土地，并在各地鼓励组织其他形式的合作农业；不承认国家和耕种者之间的各种中间人地主，他们的各种权利以及土地财产所有权被付与必要的令人满意的偿金以后由国家征收；在现有田赋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来自土地的高收入征收累进税，对实际的小耕种者适当减轻田赋负担。”转引自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1、284页。
31、“土地改革计划开始具有雷鸣般的热情，但是，这个热情的活力很快就消失了，土地改革的执行变成了没精打采的事情。”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9页。
32、这里需说明的是，我们平常只注意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而中国则有近1/3的土地面积位于青藏高原高寒地带。中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耕地面积锐减的同时，人口也在增长，这更加重了耕地资源的短缺。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第3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
33、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日前发布报告称，印度具备的经济潜力不逊于中国，从长远来说，其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NIC承认了中国眼下的绝对经济优势。NIC指出，根据两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吸引外商投资的数据来看，在经济上，印度同中国还不可同日而语。仅从近几年来说，印度的累计增长率就落后了中国20%。NIC同时指出，一批专家在接受其访谈时均指出，印度的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一旦充分发挥，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同时，报告认为，印度的资本市场继承了其前宗主国英国的一套成熟体系，在高科技领域拥有一大批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公司，而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隐忧正是其“危机四伏”的金融体系，经济也严重依赖外商投资，缺乏一批有核心优势的本土公司。报告最后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印度的一些问题。NIC认为，相比印度能够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其目前的增长速度至少要低2～3个百分点。此外，印度的地方政府官僚习气还很严重，营商环境不甚乐观。这使得国际投资者对于这个潜力巨大的国家仍然心存犹疑，处于观望姿态，从而使印度在外商直接投资（FDI）上大大落后于中国。同时，印度的政党斗争过于激烈，使得政府无法一以贯之执行一个稳定的经济政策。（资料来源：《印度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或取代中国火车头》，《印度时报》；《比较两国：印度有对华优势》，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9/3632639.html）。
34、2000年间笔者去印度进行考察，看到印度政府许多重大有益的政策，即使是极简单的事情如计划生育、汽车排气标准、增减工资福利、街道摆摊等，都在一次次讨论和游行中不了了之。相反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决策，据悉，却是在只有极少数政治家知道的情况下成功实现的。
35、“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6～147页。
36、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6～98页。
37、［西汉］董仲舒：“是故古之人物而书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苏舆撰、钟哲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6页。
38、《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在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西荷和约，正式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这一系列和约，并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此后，欧洲大陆从一个至少名义还在“神圣罗马帝国”法统下的国家变成几十个拥有对等主权且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欧洲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制度性原因。
39、转引自［英］哈·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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